在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事故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即部署，全面推动安全隐患治理、道路恢复通行以及灾害原因调查等各项工作。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联合中国电建集团公司纪委、国能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纪委，依据干部管理权限，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对事故背后存在的履职不力、监管不到位及失职失责问题，对28名公职人员实施了严肃的问责追责；同期，四川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7名相关人员展开立案调查。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成勘院”）原交通分院院长聂大丰等7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4名嫌疑人已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

针对红旗大桥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失职失责问题，相关部门对成勘院、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双江口公司”），以及省、州交通运输和水利部门，还有阿坝州和马尔康市两级政府的28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格追责。具体处分措施包括：对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铁能电力公司”）原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董事长唐明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志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两年）的处分；对铁能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副总经理肖晓康等2人予以政务记大过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乔洪波等2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成勘院原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交通分院院长傅支黔等2人实施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记大过的双重处分；对成勘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明给予党内警告和政务记过处分；对成勘院原交通分院桥梁室主任王维进行党内警告和政务警告处分；对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钱育锋等3人予以政务警告处分；对四川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原总工办副主任兼咨询部副经理李树鼎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对阿坝州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龚明等4人进行党内警告处分；其余10名相关责任人则分别受到诫勉、责令检查、批评教育等形式的处理。此外，还责令阿坝州交通运输局等6个单位以及铁能电力公司等4家企业，向其上一级单位或党组织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随着南京上半年经济数据的揭晓，中国城市GDP十强的最新座次已然尘埃落定。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9.6万亿元，同比攀升4.7%，较去年同期新增了3.6万亿元的体量。在这盘经济大棋局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合计贡献了9734亿元的增量，这一数字占据了全国总增量的逾四分之一，彰显出头部城市的强劲引擎效应。

放眼这十座领跑者，上半年有九座城市的经济增速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和广州以5.8%的增幅并列榜首，武汉则以5.7%的微弱差距紧随其后，摘得探花之位。然而，表面亮丽的成绩单背后，各梯队内部的竞争暗涌不断，较量正悄然升级。

上海与北京凭借服务业的强力驱动，正稳步迈向“6万亿元”的门槛，头部城市的规模优势愈发显著。与此同时，重庆虽在增速上未能跑赢全国，却在经济总量上成功超越广州，重新夺回“第四城”的宝座。而苏州、成都、杭州与武汉之间的缠斗则更为胶着，彼此间仅有百亿元级的微小差距，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写全年的最终排名。

不过，比座次变动更值得玩味的是促成这些变化的深层驱动力。透过服务、工业、投资等细分领域的详实数据，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城市差异化增长背后的独特逻辑。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双子星，上海上半年交出了5.6%的增速答卷，高出全国水平0.9个百分点。有分析人士指出，若此增势得以延续，上海全年GDP冲刺6万亿元大关几无悬念。同期，北京的经济总量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超出全国均值0.7个百分点，在半程节点上已稳稳跑赢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

深入剖析，服务业无疑是这两座超大城市的核心引擎。上半年，上海和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2.2万亿元和2.3万亿元，将其他城市远远甩在身后，占各自GDP的比重高达79.4%和87.4%。即便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之上，两地的第三产业增速仍分别达到5.9%和6.1%，领跑GDP十强城市阵营。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采访时分析道，北京与上海作为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的龙头核心，近年来已逐步形成了“北京研发、河北转化”和“上海研发、周边转化”等高效的协同发展模式。这种精准定位使得两地在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

从宏观视角审视，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1.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59.5%。在经济十强城市中，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绝大多数城市也已跨越这一基准线，唯独苏州的服务业占比为54.8%，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细察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各地服务业的迅猛扩张，主要得益于一批高成长性的新兴服务行业。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增长极，上半年增加值分别实现了10.7%和11.9%的同比攀升。这一趋势在经济十强城市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以北京为例，上半年服务业拉动全市GDP增长5.3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5亿元，同比增长9.4%，单这一项便贡献了2.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作为十强中唯一的“准2万亿元”城市，其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高达6.3%，位居十城之首。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了12.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0.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也录得5.1%的涨幅。今年4月，我国首个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服务业进入了顶层统筹、系统发力的全新纪元。以南京为例，其已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75万亿元的目标，这意味着在2025年的基础上，未来五年需再新增4000多亿元。

同处3万亿元经济体量阵营的深圳、重庆和广州，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广深两地以5.8%的增速并肩领跑，而重庆仅录得4.2%的增幅，成为十强中唯一未能跑赢全国水平的城市。广深两地的强劲增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这一“压舱石”的有力支撑。

上半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这无疑是在高基数之上跑出的加速度。回顾过去两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分别达到9.7%（2024年）和5.4%（2025年），持续保持着稳健的上升势头。这背后，关键领域的强力拉升功不可没：制造业整体增长9.3%，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12.3%。在高技术产品方面，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分别实现了58.1%、43.9%和25.5%的惊人增长。

相比之下，广州则正借助工业的回暖实现快速“回血”。自2020年以来，这座“第一省会”的经济增速一度落后于全国或全省水平，工业被视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其中，作为核心支柱的汽车制造业产值曾一度下滑约20%，不仅令广州失去了“汽车第一城”的光环，也使其被挤下了“经济第四城”的地位。然而，今年一季度，广州经济增速强势领跑GDP十强城市，经济总量以65亿元的微弱优势反超重庆，重回第四位。步入上半年，广州再度斩获十强最高增速，并创下自2022年以来的同期增速新高。有观点直言，这是广州近五年来最有力的一次经济修复。

工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回暖，成为广州高增速的关键推手。上半年，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而去年同期的这两个数字仅为0.7%和-5.7%。反观重庆，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速（2.2%）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1%）均位列十强后段，但其摩托车整车产量却达到了572.77万辆，增幅高达49.7%。从经济总量来看，由于基数差异等因素，上半年重庆再度拉开了657亿元的领先优势，成功夺回“第四城”之位。不过，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剧，同样以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广州和重庆，围绕“经济第四城”的拉锯战依然悬念迭起。

视线再向后移，苏州、成都、杭州和武汉之间的贴身竞速同样令人瞩目。作为全国新一线城市的代表，这四城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异常迅猛，已然成为十强格局中最大的变数。今年上半年，苏州以1.4万亿元的GDP位居四城之首，成都和杭州分别为1.3万亿元和1.2万亿元，武汉则为1.1万亿元。两两之间的差距大致在千亿元量级，四城的全年经济总量也同处于2万亿元级别。

武汉的表现尤为亮眼。其5.7%的经济增速在十强中排名第三，并创下武汉近五年同期新高。同期，苏州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度跑出5.6%的增速，增势同样强劲。在曾刚看来，苏州和武汉之所以能实现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尤其是芯片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借助国产化替代进程的持续推进，这两座精准踩中风口的城市正迎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数据显示，上半年武汉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高居十强首位，即便在已公布数据的万亿元城市中也仅次于合肥，位列第二。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了90.8%，电子设备制造业对规上工业的贡献率竟达到100.4%，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更是首次超越了“车钢油烟”等传统产业。当地媒体对此评价道：武汉制造业的主角，已然换了新面孔。

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AI（人工智能）产业的引领效应持续凸显，带动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等需求旺盛，拉动电子信息业产值同比增长10.0%，已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眼下，硬科技已成为各地全力加码的赛道。比如，成都上半年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全力推进国星宇航、星际荣耀等商业航天项目建设，1至6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9.1%；同时推动四川航发、天马精密等重点制造业企业的技改升级，1至6月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1.2%。

再看杭州，上半年工业投资增长16.4%，制造业投资增长15.4%。在主要制造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长44.6%，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5.9%。当地专家分析指出，围绕人工智能的持续投资，已成为推动杭州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

广州7月28日电 (记者 蔡敏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外科五区副主任蔡泽荣日前指出，尽管结直肠癌发病率居高不下且早期多无明显征兆，但它是少数能够有效预防和治愈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从息肉发展为肠癌，通常需历经五至十年，这一漫长过程为早筛早治创造了难得的干预契机。

那么，哪些人容易罹患结直肠癌？预防该病的关键举措究竟是什么？长期排便异常是否与肠癌存在关联？蔡泽荣直言：“不少人偶尔感到肠胃不适，却因饮食睡眠如常、无明显异常，加之家族中无患病史，便误以为肠癌遥不可及，这种认知实则潜藏巨大风险。”

他解释说，绝大多数结直肠癌源于肠道内原本无害的腺瘤性息肉。这些微小的赘生物在悄无声息间逐步演化，往往经历五至十年的漫长积累方成癌变。蔡泽荣形容道：“这一进程迟缓，犹如一根缓缓燃烧的引线，恰恰为医学干预留出了关键时间窗。”若能在息肉阶段借助肠镜及时摘除，则基本可杜绝癌变可能；反之，一旦错失良机，息肉可能进展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进而穿透肠黏膜屏障，演化为恶性肿瘤，届时治疗难度与预后将天差地别。

依据《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方案(2024年版)》，高危人群的界定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年龄因素首当其冲：40岁被视为重要分界点，此后肠癌发病率呈陡峭上升态势。年过四旬却从未接受过肠镜检查的人，事实上已跨入“高危群体”之列。家族史同样不容忽视：若父母或亲兄弟姐妹等一级亲属曾患肠癌或肠道腺瘤，其本人患病风险较常人高出二至三倍甚至更多。

此外，个人病史与生活方式亦构成关键要素。既往查出肠息肉者，表明其肠道环境易滋生赘生物，即便手术摘除，未来仍可能在别处复发；长期罹患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者，肠黏膜在反复的炎症刺激与修复过程中，更易发生基因突变而走向癌变。而不良生活习惯更是肠癌的重要推手。

蔡泽荣将肠癌形象地称为“吃出来的病”和“懒出来的病”。饮食结构失衡——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摄入过量，而蔬果、全谷物及膳食纤维严重不足——是重要诱因。充足的膳食纤维如同肠道“清道夫”，能裹挟毒素并促进蠕动，加速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与此同时，久坐少动、缺乏锻炼、吸烟酗酒以及肥胖等因素，均与肠癌发病密切相关。相反，增加膳食纤维摄取、坚持运动、偏好鱼肉禽肉等白肉，并适度补充钙质与维生素D，则能显著降低患病概率。

在众多筛查手段中，肠镜检查被公认为预防结直肠癌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堪称名副其实的“金标准”。蔡泽荣介绍，肠镜是一根配备高清摄像头的柔性软管，医生可借此直接探入大肠，细致观察每一寸肠道黏膜。无论是平坦的黏膜表面还是隆起的息肉，都难以逃脱这台“火眼金睛”的洞察。

按照指南建议，对于无症状、无高危因素的普通人群，应于40岁时进行结直肠癌风险评估，并在45岁前完成首次肠镜检查。而高危人群的筛查起始年龄则需再提前五至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便秘或腹泻本身并不会直接“憋”出肠癌。多数情况下，这些症状是肠易激综合征等功能性胃肠紊乱的表现，与结直肠癌并无明确的直接因果关联。然而，排便习惯的显著改变却需格外警惕。蔡泽荣提醒：“若原本规律的排便节奏（如每日一次）在近几个月突然转为严重便秘，或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甚至出现大便变细如牙膏、便中带血等异常，这很可能提示肠道内已生长肿瘤，压迫或堵塞了肠管。”

7月17日下午，广东省人民政府于广州组织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副署长毕克新在会上透露，今年1至6月，广东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49万亿元人民币，首次于历史同期跨越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幅为20.8%。

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外贸在全国货物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为21.6%，实现的贸易增量高达9447.1亿元，对于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25.6%。无论是市场份额、增量规模还是贡献程度，皆列各省区之首。期内，出口额达3.22万亿元，同比增长11.6%；进口额2.27万亿元，增幅更为显著，达36.8%。

得益于“粤贸全球”计划的有力推进，广东已与全球2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上半年，对东盟和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分别为8574.2亿元和2773.5亿元，同比增长13.3%和4.5%；与此同时，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的进出口分别达到8299.3亿元、5799.3亿元、4874.8亿元及3070.2亿元，增幅依次为47.2%、6.9%、3.8%和40.3%。此外，随着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粤非贸易规模亦在上半年创下历史新高，达1784.4亿元，同比增长23.3%。

从企业层面来看，上半年广东实际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共计17.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数量为15.3万家，累计进出口3.69万亿元，同比攀升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