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七月三十一日电（王思芦报道）位于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境内的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当局，于近日公布了令人欣喜的生态观测成果。根据该保护区管护中心对外披露的信息，工作人员在回收高山监测设备所采集的红外影像资料时，意外发现一处位于红山顶三角尖区域、海拔高达四千一百二十米的高寒流石滩监测点，其红外相机镜头捕捉到了野生大熊猫出没的珍贵画面。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点位自设立以来首次记录到大熊猫的活动踪迹。

此前，这一特定区域长期以来始终是雪豹频繁出没的领地，监测设备曾多次摄录到雪豹在附近巡视的影像。此番在同一机位捕捉到野生大熊猫的现身，无疑以直观而有力的方式，印证了这两种堪称旗舰物种的珍稀野生动物，在高海拔地带共同利用栖息环境，且生态走廊相互连通的客观事实。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监测站点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处于林木线以上的极寒地带，四周遍布嶙峋裸岩，并无竹林的分布，属于雪豹、岩羊等典型高山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场所。根据多年积累的监测数据研判，雪豹在此区域的活动痕迹相当频繁，此地早已成为其固定的领地巡游路径。然而，在以往长达数年的连续观测过程中，始终未能发现野生大熊猫在此现身的任何迹象。令人振奋的是，今年三月，这部固定于原位的红外相机，竟然完好无损地记录下极为罕见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正穿行于高山流石滩之上，途中稍作停留，趴卧歇息片刻，随后又悠然起身，继续向前行进。

同一监测机位先后拍摄到两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活动影像，这一成果堪称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工作取得实效的生动写照。该发现强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片区自低海拔茂密森林延伸至高海拔流石滩的完整垂直生态体系运转良好，不同物种间的迁徙与扩散通道亦保持着畅通无阻的良好状态。

中新社北京七月三十一日电 据中国海警局通报，七月三十日当天，中国海警力量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其邻近海域实施了例行执法巡航行动。自七月伊始，中国海警便不断加大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水域的执法巡查力度，以法律法规为准绳，灵活运用声音警示、拦截管控、高压水炮等多样化手段，对任何非法侵入和扰动的船只予以坚决驱离，从而进一步提升对此类海域的有效治理，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与海洋权益。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税务合规提醒频现，平台商户如何从容应对？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披露的数据表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落地实施已满一年有余，在此期间，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企业切实履行了涉税信息的定期报送义务。随着平台上报数据的数量与质量持续攀升，平台内商户的税法遵从意识显著增强，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秩序也愈发规范有序。

此前，税务部门曾集中向社会曝光了一批网红网店的偷逃税典型案例。这些案件的查处，让越来越多的平台商家与网络主播深刻意识到，唯有依法经营、合规运营，方能行稳致远。据相关渠道了解，目前已有不少平台内经营者陆续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合规提示，内容主要指向其自行申报的涉税收入与平台方向税务系统报送的收入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出入。究竟何种情形会触发这类提示？报送数据缘何会不一致？收到提示后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许多初次收到此类信息的经营者而言，心中难免疑虑重重：“手机上收到的这条税务短信，会不会是诈骗信息？”“我每月赚得并不多，怎么也会被盯上？”这些反应在平台商户中颇为普遍。记者从税务主管部门获悉，为协助平台内经营者及时发现并化解潜在的涉税风险，税务机构依托平台企业定期呈报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递交的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交叉比对。一旦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出入，便会通过短信等渠道提醒相关经营者核实自身申报金额、及时修正差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税务提醒的正文通常仅涵盖纳税人名称、提醒缘由以及自行核实事项等基本要素，绝不含任何外部链接，更不会索要银行卡信息、要求转账或提供密码。接到此类提醒的经营者，可随时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直接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以辨明真伪。

按照现行规章，平台企业须按季度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收入信息及其他相关涉税数据。其中所涉“收入”，是指经营者经由该平台所取得的收入净额，这一口径既涵盖已开具发票的部分，也囊括未开票的交易金额，但不扣除经营者向平台支付的服务费、佣金等各类成本。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苑新丽对此解释称：“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必然需要补税，更不能直接等同于违法。纳税人应当积极配合主管税务机关，主动进行自查核实。”

苑新丽进一步剖析指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或增值税时，所填报的自行申报收入往往与平台报送的数据存在偏差。导致差异的成因较为多元，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典型情形：其一，部分经营者仅申报了已开票收入或通过对公账户入账的收入，却忽视了经由个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收取的未开票但实际已经实现的平台交易款项；更有甚者，在申报时将支付给平台的佣金、服务费等直接从中剔除，从而拉低了申报总额。其二，一些经营者同时活跃于多个平台，但在申报时仅仅归集了其中某一个或部分平台的收入，或在各平台之间采用了不一致的统计周期，由此造成数据口径上的错位。其三，若经营者未能完整留档各平台的交易流水及收款凭证，也可能因此导致申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经营者通过各类渠道取得的全部交易流水均属于应税收入范畴，而支付给平台的费用则属于经营成本。此类成本若已取得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方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规扣除，但绝不应在申报收入时先行从收入总额中直接减除。

苑新丽对此进一步说明：“平台报送收入与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之间的差额，并不必然意味着纳税人在主观上存在偷逃税款的意图。”她观察到，不少经营者习惯于依据开票金额进行申报，而对未开票收入缺乏应有的重视，或者在多平台经营时未能全面汇总各项收入，这类情况在实践中相当普遍。税务机关借助大数据比对手段推送提醒，恰恰是为了协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申报“盲区”。对于暴露出的申报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经营者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予以修正。

税务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合规提醒之后，应当采取以下步骤进行系统自查：首先，登录其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平台后台，完整导出各平台收入明细，涵盖交易流水、服务费支出、佣金收入、奖励金等全部收益形式，且必须同时覆盖已开票与未开票的部分。其次，逐一核对经营者本人或其企业名下的所有收款渠道，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以及其他第三方支付工具，确认实际到账金额与平台导出的收入记录是否吻合。

在完成数据比对之后，可根据自查结果分两种情形区别处理：倘若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则应依法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税款及滞纳金；若经自查认为申报并无差错，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同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以便税务机关复核确认。

苑新丽特别提醒，积极配合、主动纠错是规避法律风险的最佳路径。依据税收征管法及行政处罚相关法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的，依法可以从轻或免予行政处罚；反之，若拒不配合更正申报，主管税务机关将按规定将案件移交稽查部门处理，一旦查实，纳税人将面临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乃至信用惩戒等多重法律后果。此外，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时不应只局限于线上业务，倘若存在线下收入，同样应当一并纳入申报范围，做到线上线下全面覆盖。

同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前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属于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有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其实际应缴税额相对有限，部分经营者甚至无需缴税。因此，收到税务提醒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补税，其核心要义在于敦促纳税人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合规申报不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更是整个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根基所在。”苑新丽在采访中表示，平台涉税信息报送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税收透明度、促进线上线下税负公平。依法完整如实申报，不仅有助于经营者积累良好的纳税信用记录，更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因申报疏漏长期累积而最终演变为重大涉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