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吐鲁番7月29日电 题：火焰山下，新一轮“毛医生”接力续写湘疆情深

“湖南来的医疗专家在哪儿？”“内地的亲人又来义诊了，真好啊！”“‘毛医生’今天在吗？”七月的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热浪袭人，但比酷暑更滚烫的，是当地群众对“毛医生”的殷切期盼。

故事要追溯到2022年，吐鲁番一名94岁的维吾尔族长者突发心肌梗死，经湖南援疆医疗队全力抢救转危为安。老人苏醒后，记不清医生的名字，只记得他们来自毛主席的故乡湖南，便亲切地唤作“毛医生”。这一声质朴的称呼，从此在吐鲁番大地口口相传，成为湘疆情谊的温暖注脚。

自1998年湖南对口支援吐鲁番以来，已有535名“毛医生”接力奔赴这片热土。今年5月，湖南第十批“组团式”援疆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返湘，几乎同时，新一批队员无缝衔接上岗，在近三十年的帮扶接力中，续写湘疆医疗协作的新篇章。

抵疆即冲锋，跑好“第一棒”

心内科专家入院首日便走上手术台；护理专家刚报到就跑遍全院科室摸情况；多位专家联手会诊疑难危重病例……来不及调整时差、适应气候，第十一批“毛医生”便以饱满状态投入工作。

进驻帮扶科室的第一天，援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李剑就完成了8台冠脉介入手术，其中一台高难度手术填补了本地技术空白。而刚到鄯善县人民医院没几天的胡冬宇，则用娴熟的闭合性骨折无创复位手法，为多名骨折患者解除病痛。

今年中考前夕，一名维吾尔族初三学生因前臂骨折入院，家属忧心忡忡，生怕手术耽误孩子的升学大考。经团队会诊，胡冬宇果断采用特色正骨手法，仅用30秒便完成闭合复位。“这么快就好了？”回忆起当时家属从疑虑到惊喜的神情，胡冬宇记忆犹新，这名学生第二天顺利走进了考场。

本批58名湖南援疆医疗队员覆盖心血管、肿瘤、普外、内分泌等多个重点学科。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院长欧阳煜（援疆）表示，这支成建制派驻的医疗队充分发挥“组团式”优势，构建起多学科联动的诊疗体系，显著提升了帮扶效率。其中，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急危重症救治链，完整覆盖“三梗一出血”救治全流程，为边疆群众筑牢了生命防线。

7月23日，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时速。一名年过六旬的维吾尔族老人在复诊途中，突然在电梯里晕倒，医护人员当场确认其心跳呼吸骤停，立即展开抢救。医院同时紧急集结5位多学科援疆专家，并与湖南后方医疗力量实时连线，三方联动、线上线下协同施救。目前，患者入住ICU后生命体征已趋平稳。

这位老人13年前因心梗植入4枚支架，当年正是由湖南援疆医生操刀。当患者女儿得知参与抢救的又是“毛医生”时，连声道谢，竖起大拇指说“亚克西”。在日常查房、术后巡查中，李剑总能听到这句暖心的赞许。

“师带徒”让技术扎根火洲

技术传承不能因人员轮换而断档。如何“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始终是湖南援疆医疗队心中的使命。

“师带徒”是关键一环。“这一批没带好，下一批继续带。我们要做到精准、实用、可持续。”欧阳煜说，希望通过“毛医生”团队的接续传帮带，真正培养一批本土骨干名医，增强当地医院“自我造血”能力。

肝包虫病是新疆常见病。过去，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普外科维吾尔族医生阿迪力·艾力瓦尔认为这类病只能“开大刀”，“刀口动辄十几厘米，患者术后疼痛难忍，恢复缓慢”。经过陈杰、王方明等多批援疆专家手把手传授微创技术，如今他的诊疗理念彻底更新，已能独立完成高难度的微创肝叶切除和包囊摘除术。

“从‘开大刀’到‘打小孔’，变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理念。”阿迪力感慨，“毛医生”带来的不只是新技术，更是用最小创伤为患者解除病痛的理念。“现在科室手术预约不断，微创手术率已超90%。”

“师带徒”不只局限于就地传艺，一批批本土骨干医师还被送往湖南医院淬炼。在鄯善县人民医院，骨科医生曾范晓已能独立完成高难度微创手术，并带教多名本地医生。他的快速成长，离不开赴湖南南华医院进修的经历。“那时几乎天天泡在手术室。”依托充足的临床病例，曾范晓在高强度实操中精进技术，大幅缩短了腹腔镜手术时间，也攻克了本地颈椎手术的短板。

带教的情谊并未因援疆期满而终结。阿迪力至今仍与已返湘的带教老师陈杰保持密切联系。“看片子有疑问，微信上发过去，基本都有求必应。”这种持续指导，让援疆医术在吐鲁番扎下了根。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通过“一带一”或“一带多”模式，先后11批184名援疆专家与242名青年骨干结为师徒。如今，8名学员已能独立开展三四级复杂手术，9人成长为科室负责人，成为医院长远发展的中坚力量。

“流动诊室”温暖每一寸乡土

7月25日恰逢周末，一批“毛医生”义诊团队出现在托克逊县博斯坦镇卫生院。十余米长的义诊台前人头攒动，既有拄着拐杖缓步而来的老人，也有专程带父母前来咨询的年轻人。

“妈妈心脏不好，以前去市里看病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现在从家过来只要十几分钟，太方便了！”陪母亲看完病后，17岁的依力扎提·艾米都力眉头终于舒展开来。一名女性患者被乳腺癌术后并发症困扰，心存顾虑，在援疆专家郭磊反复叮嘱用药、耐心讲解康复注意事项，并复查确认“恢复不错”后，总算放下心来。

受生活习惯与环境影响，吐鲁番地区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高发。义诊结束后，来自各地医院多个科室的援疆专家还进行了临床带教和健康讲座。这也是新一批“毛医生”创新推出的“四个一”（一场义诊、一堂讲座、一套处方、一次带教）下基层服务内容。“我们不仅要治病，更要教大家防病。”欧阳煜表示，他们正探索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科普，引导大家重视全链条健康管理。

在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卫生室，“毛医生”同样坚持周末常态化义诊。“他们每周都来，我心里特别踏实。”慢病患者热孜万古丽说。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毛医生”还主动上门随访。“既坐诊又入户，村民真切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新城西门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仍记得，一位老人曾含泪说：“感谢内地来的亲戚免费给我们看病。”

基层服务的触角还在不断延伸。到岗才一个多月，援鄯善县人民医院功能科医生陈思路已跑遍全县各乡镇义诊。“早筛是心脑血管疾病救治的关键。”他发现，当地基层超声筛查能力还较薄弱，乡镇医生急需实操带教。向医院反馈后，陈思路计划每周固定在鲁克沁镇坐诊，持续将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向基层下沉。

从湘江之畔到天山脚下，一批批“毛医生”跨越3000多公里而来，近年带来的是累计100余项填补地方空白的新技术、服务4.5万余人次的义诊，更是一种信任的建立：从“你们是毛主席家乡来的”到“我们信赖‘毛医生’”。如今，新一批“毛医生”继续在火洲大地，用仁心与担当书写新的篇章。（完）

7月24日，欧盟委员会向TikTok通报了初步调查结论，指出该平台在未成年人账户安全方面未能达到《数字服务法》设定的标准。具体而言，欧盟方面强调，未成年用户可将账户设为公开状态，而16岁至17岁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可能通过“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推送给任意用户。欧盟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不应依赖用户自行选择，安全设置必须成为系统的默认配置。

欧盟对平台安全设计的审视，与欧洲多国近期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方面的立法步伐形成了共振。就在三天前，法国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由此成为欧盟内部首个推出此类全面禁令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自9月1日起对新注册账户实施该规定，已有的低龄账户则在四个月的过渡期后予以关闭。不过，7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将法案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新规能否如期落地，仍需等待宪法委员会的最终裁定，同时，相关条款如何与欧盟统一数字规则相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未成年人到底应年满几岁方可使用社交媒体？全球各地的年龄门槛与立法进度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已将16岁门槛付诸实施；法国的15岁禁令虽已获议会通过，但尚在宪法审查之中；英国政府拟自2027年春季起，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部分社交平台；加拿大则计划将最低年龄设为16岁，相关法案仍在议会审议阶段。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则提出建议，在平台能够证明其服务具备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的使用，同时允许各成员国为13岁以上群体设定更高的年龄要求。

这些差异化的年龄数字背后，折射出各国对网络风险责任的重新划分：过去，用户往往只需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或者点击确认“已满13岁”；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要求平台主动识别并核验用户年龄。然而，法律写下一个年龄数字之后，平台是否真能将低龄用户挡在门外？率先推行全国性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澳大利亚，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实案例。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制度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X等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违规责任由平台承担，孩子和家长不会受到处罚。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以教育、健康支持为主要目的的服务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据各平台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数据，制度实施初期，约470万个需要限制年龄的账户被删除或限制登录。今年3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家长报告，孩子在受限制平台拥有账户的比例，已从新规实施前的49.7%降至31.3%。法律至少在提高低龄用户进入大型平台的成本方面，显现了一定成效。

不过，账户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年龄限制已得到彻底落实。同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规实施前已拥有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孩子中，约三分之二仍保留着原有账户；而在孩子仍使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受访家长中，66.8%表示平台并未要求孩子进行年龄核验。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年龄限制在执行层面的困境。6月24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对澳大利亚436名青少年进行了追踪，其中408人完成了禁令实施三个月后的随访。结果发现，在未满16岁的受访者中，超过85%仍在继续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说明，年龄限制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系统能否精准判断用户年龄，还包括平台是否真正触发了核验流程，以及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审计平台的操作机制。但在探讨执行细节之前，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平台长期沿用的13岁门槛，究竟源自何处？

长期以来，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服务条款中将13岁设为最低注册年龄。这一数字主要源于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则：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网站或在线服务，以及明知用户未满13岁却仍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一般性服务，原则上须事先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因此，13岁首先是围绕儿童个人信息收集设定的一条法律界限，并不意味着医学研究已证实，儿童年满13岁即可安全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劳动卫生安全署在分析超过1000项研究后指出，青少年正处于情绪调节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参与这项评估的专家表示：“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弱于成年人，因而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该机构建议，未成年人原则上只应接触经过专门设计、并能够保护其健康的社交媒体服务。

然而，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的统一年龄门槛。今年1月，英国《卫报》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艾米·奥本正参与一项覆盖约4000名英国中学生的社交媒体限制试验。她表示，据研究团队所知，这是全球首项试图系统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预计到2027年陆续公布。在她看来，政策应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调整。现有研究显示，相关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程度、影响机制及不同年龄段群体所受的影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年龄限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一刀切”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提醒，年龄限制若孤立实施，可能将儿童推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该机构强调：“设置年龄限制不能替代企业改善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

在风险与权利之间，欧盟专家组提出了一条折中路径。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专家组的两位联合主席约尔格·M·费格特和玛丽亚·梅尔基奥尔建议：“在平台证明其服务具有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

设定年龄门槛之后，平台还必须判断屏幕另一端用户的实际年龄。现有方案包括身份证件核验、基于面部或行为特征的年龄估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年龄证明。英国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美国“常识媒体”高级顾问阿里尔·福克斯·约翰逊认为：“年龄核验技术市场在过去几年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技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平台会真正加以运用。7月7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独立测试机构KJR注册了50个测试账户，注册时均将年龄填写为16岁。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鲁·哈蒙德表示：“我们一次也没有被要求验证年龄。”这表明，实际漏洞可能不仅在于验龄技术的准确性，也在于平台是否真正启动了核验机制。

核验越严格，越可能扩大身份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范围；核验越宽松，又容易沦为“填个生日就过关”的形式。如何在核验年龄的同时，避免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完整身份识别，成为新的政策难题。欧盟委员会正推动匿名年龄证明工具，使用户只需证明自己达到规定年龄，而不必向平台透露姓名、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仍有待各成员国进一步部署。

由此看来，13岁、15岁或16岁都不是自动解决问题的“魔法数字”。真正决定政策效果的，是平台能否可靠地核验用户年龄、保护验龄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并同步调整推荐系统与默认安全设置。这正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TikTok时释放出的关键信号：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及其他网络风险，不能仅靠一道身份验证的“年龄门槛”，还须重构平台底层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与其只问孩子多大才能进入社交媒体，更应追问平台能否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网络环境。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于7月28日对外发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咨询文本的公开咨询总结报告。报告显示，公众对该咨询文本给予广泛认可，其中正面评价占比高达92.1%。

在5月20日至6月28日的咨询期内，澳门特区政府精心组织了14场咨询活动，涵盖3场面向公众的咨询会、10场专题咨询会，以及1场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的专场咨询会。经过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此次咨询共收集到1716份书面意见，累计8230条建议。

从社会关注的热点领域来看，公众反馈最为集中体现在“第七篇 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部分，共收到1777条意见与建议，占意见总量的21.6%；紧随其后的是“第四篇 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获得1320条反馈，占比达16%；而“第五篇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同样引发热烈讨论，共收集1096条意见，占总量的13.3%。

中新网7月14日电 根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就进一步规范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强调，各级医疗机构在采购医用设备时，必须契合自身功能定位及阶梯式配置标准，将产品质量、价格水平、售后服务等核心因素全面纳入评审体系，坚持优质优价原则。一方面要依托集中采购的规模效应有效压缩虚高价格，另一方面则需树立全生命周期成本意识，统筹考量配套耗材、维护保养等后续支出，科学选定评审方式，杜绝“内卷式”恶性竞争。

这份编号为国卫财务函〔2026〕131号的通知指出，推进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管理，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亦是深化医药卫生领域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抓手。经与财政部协商达成一致，现将相关事项部署如下：全国范围内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凡使用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列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用设备，均须执行部门集中采购程序。但遇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不可抗力引发的紧急采购需求时，可豁免此规定。采购甲类、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须事先取得相应配置许可。

按照通知要求，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应严格遵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落实各项政府采购政策导向，原则上采取公开招标等竞争性采购模式。涉及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计划管理及信息统计等事项，仍沿用现行管理规定和预算管理级次执行。

具体而言，集中采购工作须遵循三大核心原则：其一，管理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明晰分离、彼此制衡，通过科学制度设计、合理权限分配、多元监督落实，构建相互约束机制，确保采购流程规范有序、廉洁高效；其二，坚持技术适配、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导向，将质量、价格与服务等关键要素纳入评审标准，实现优质优价，既发挥规模采购优势、挤出价格水分，又强化全生命周期成本理念，兼顾耗材供应与维保需求，科学选择评审方法，防范“内卷式”竞争；其三，严格依法依规，确保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严禁设置歧视性或倾向性条款，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加快建立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组织架构层面，通知明确了分级负责机制。国家级集中采购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牵头组织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对于个性化定制程度高、需配套设计施工及基础设施建设、且须逐台按程序获取注册证的设备，待条件成熟后再纳入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实施集采。省级集中采购方面，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全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并逐步将资金投入规模大、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其它医用设备纳入集采范畴，2026年底前须至少完成一轮集采，原则上每年上半年至少组织1次，可视实际需要适当增加频次。市地级集中采购方面，将积极稳妥推进试点，2027年6月底前，各省份至少确定1个市地开展试点并完成一轮集中采购。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着手构建医用设备集中采购价格透明机制，强化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推进全国高值医用设备备案数据库建设。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及时将高值医用设备的采购信息上传登记备案，具体操作细则另行通知。

在实施流程方面，通知明确了多项重点环节：一是制定部门集中采购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编制本级目录，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试点市地须秉持稳妥审慎、先易后难原则，报省级部门研究拟定目录并履行相关程序，严禁将属于省级层面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采权限下放至市地级；二是确定实施机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在本单位等非营利性事业法人中择优遴选1家专业能力突出、内控管理规范、资质符合条件的机构作为集采执行主体，该机构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可自行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开展具体采购业务，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实施机构；三是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需求管理主体责任，须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相关要求设定并报送采购需求，强化需求形成与实现全过程的内控和风险管理，集采实施机构应发挥专业支撑作用，科学合理划分采购包，杜绝简单“一刀切”，采购文件须全面规范反映需求并经医疗机构书面确认后方可发布；四是强化评审环节异常低价审查，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有关要求，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启动异常低价审查的具体情形，规范开展审查并及时应对处置，如实记录审查意见和结果；五是健全报告制度，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须建立集采重大事项及年度情况报告机制，省级部门须于2026年6月底前将本省份集采工作方案报国家卫生健康委备案，每年12月底前提交年度工作总结。

通知还从思想认识、统筹部署、实施保障、监督管理、政策解读五个维度提出要求。各地须深刻认识集采工作对加强医药卫生领域廉政建设、降低采购成本及患者负担、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重大意义，确保各项工作合法合规、高质高效、平稳有序，坚守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严格落实控制三级公立医院规模无序扩张、设备配置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严禁举债购置大型医用设备等规定。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建立健全组织管理体系，明确牵头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完善制度机制，加强对市地级工作的指导，鼓励建立省际、市际采购联盟，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各地要督促实施机构强化内控与风险管理，保障人力配置，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加强法制及廉洁自律教育。暂未纳入国家级集采的甲类大型医用设备，属地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实施机构须指导医疗机构依法依规自主采购。医用设备集采工作应接受本级财政部门监督，配合审计、纪检监察等外部监督，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和财会监督作用，强化日常过程监管，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问题。各地在部署实施过程中须稳妥做好政策解读与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据悉，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与此前医用设备集中采购相关的未尽事宜均按政府采购现行管理规定办理。原《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卫规财发〔2007〕208号)同时废止；《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2〕96号)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卫办规财发〔2013〕7号)中与本通知不一致之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