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上海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医文化盛宴。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90余名师生齐聚于此，在刮痧、针灸、石氏伤科脊柱微调、颂钵五音疗愈以及中药泛丸展示等丰富活动中，亲身探寻东方传统医学的独特韵味。这场体验活动是第二十届上海国际青少年互动友谊营的亮点环节之一。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长贾杨介绍，将中医、中药和非遗代表性项目搬到现场，旨在营造一个高参与度、强体验感的中医药文化场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少年真正走入中医世界，而非仅仅停留在书本或抽象概念之中。他进一步阐释道：“借助‘非遗与现代疗愈’的巧妙融合，我们希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中医药理念的种子，让他们通过亲身动手、动身的实践，体会中医‘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以及‘顺应自然、身心同调’的深邃哲学。”

在针灸、拔罐与刮痧体验区，来自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专家梁永瑛忙得不亦乐乎，她手持刮板正为海外师生们细致操作。“刮痧能驱散寒邪、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操作时应循着经络走向，在疼痛部位进行，并注重穴位刺激。”梁永瑛耐心讲解，强调刮拭过程需以患者舒适为要，出痧呈红色或紫色，往往提示体内有寒邪潜伏。她还细心叮嘱大家，刮痧后切忌空调直吹，须间隔四小时方可沐浴。

话音未落，她便为巴西少年西奥·巴罗斯·吉马良斯进行刮痧。不消片刻，少年手臂便泛起红晕。这位初次接触刮痧的男孩表示，巴西设有中医门诊，早闻中医疗法颇为神奇，这次亲身体验后，只觉浑身舒畅。活动现场，多位感到肩颈僵硬的学生也纷纷感叹：“乍看红痕有些骇人，但做完后双肩轻松不少，这种看得见的疗效实在令人称奇。”

同日，第七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石氏伤科）代表性传承人张国梁医生亲临现场，以独特手法引领中外师生体验脊柱微调之术。张国梁介绍，石氏伤科手法讲究在“骨错缝、筋出槽”的情形下，运用“拽、落、端、提、按、揉、摇、抖”等十二字诀，强调“顺势调整、忌用蛮力、借力发力”，尤其适用于颈椎、胸椎、腰椎等脊柱相关问题，安全性颇高。

这一传统非遗项目吸引了大批营员争相排队体验。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女孩索菲亚首次踏上中国土地，也首次接触中医。她兴奋地分享：“这一体验妙趣横生，与我们国内常见的‘多休息’式治疗大相径庭，做完后倍感舒适。”她还透露，哥斯达黎加现已有中医诊所，未来希望能尝试更多中医疗法。

与体验区人声鼎沸的景象迥异，音乐与香文化疗愈区则流露出静谧与澄明。疗愈师正带领师生们探索颂钵五音疗愈的奥妙。记者观察到，现场错落摆放着五只大小各异的颂钵。疗愈师玉山解释，这些颂钵分别对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五行、五音、五脏”概念。他强调，疗愈注重科学调节，“通过声波振动，从听觉、触觉等多维度阻断焦虑情绪，从而促进身心全面放松。”

据悉，本次活动将每场体验控制在15至20分钟内，营造出安静宜人的环境，使参与者能迅速进入放松状态。前两场体验中，不少青少年甚至酣然入睡。美国学生尼古拉斯·阿迪丝·基恩·安森在体验后分享道：“整个过程无比放松，我差点睡着了。平时我喜欢靠阅读解压，这次体验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安宁，实在妙不可言。”

贾杨表示，此次体验设计着重将中医药文化融入现代健康生活方式，帮助海内外青少年认识到中医不仅是治病疗疾的手段，更是一种可触可感的生活美学。他希望借此机会，让年轻人了解中医、爱上中医、运用中医、信赖中医，进而将这份影响力辐射至家庭与社群，实现代际间的文化传递与交融。

这位中医领域专家还透露，未来不仅要以精湛医术和高效疗法服务中外患者，更将大力推广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带动产品研发、教育培训、康养体验等全产业链走向海外，让海派中医踏入外国高校、文化艺术节等多元平台，使世界持续领略东方传统医学的恒久魅力。(完)

7月30日，中新网报道，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7月29日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夷陵市场监管”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通报指出，当日下午，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显示该区一家餐饮店内发生顾客携犬入内用餐，导致另一名顾客的餐食中疑似出现狗毛的情况。

夷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获悉后，迅速行动，立即组织执法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该涉事餐饮商家进行了现场检查与处理。同时，该局表示，后续将加大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对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惩处。

　　数据成为论文：重新定义“科学成果”

　　——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

　　在人类科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科研成果的表达与传播方式始终在演化。从口头传授到手稿传抄，从正式期刊的诞生到如今数字化的即时传播，每一次载体的变革都深刻重塑了科学发现的路径与科学合作的模式。

　　日前，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数据快报(英文)》正式创刊发布。该科技期刊定位为顶级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领域战略科学家于贵瑞担任主编。此外，2026年中国科学院还将创办一系列不同领域的数据期刊，它们将与《数据快报(英文)》共同组成数据期刊集群，为科学家提供快速分享数据成果的渠道，搭建起连接国内外的一流科学数据交流与传播桥梁。

　　《数据快报(英文)》的创刊，并非仅是期刊方阵的简单扩容。它指向一个更深层的时代命题：当科学数据从科研“副产品”跃升为与论文同等重要的战略性成果，学术表达体系又该如何变革？围绕这一命题，记者与于贵瑞院士展开对话，请他深入阐释“论文或论著”与“数据论文或产品”并行发展的时代必然。如于贵瑞所言：“如果说过去一个世纪论文是记录人类科学发现的重要载体，那么未来一个世纪，人类将必然用数据与论文共同书写科学史的新篇章。”

　　论文不再是唯一终点，科学成果需要多条腿走路

　　数百年来，科学家竞相追求发表论文，学术优先权、职称晋升、学科评价锚定于此。然而，当科学数据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发布、共享、引用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对科学成果定义权的重新定义？从“论文为王”到“数据并举”，这究竟是一次边界的延展，还是一次内核的重塑？

　　记者：您提出科研成果正从“论文唯一载体”走向“论文与数据并行”的新时代。对科研人员而言，最直接的一个焦虑是：如果数据也能作为独立成果发布，这是否意味着传统论文的地位将被稀释？两种成果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不是地位稀释，而是内涵扩容。论文传播的是“发现了什么”与“认知了什么”，它承载着人类对世界的解释与理论建构；数据论文或数据产品则精准传播的是科学观测的确切结果、可供挖掘新知的“原始材料”，以及系统整编的科技信息。两者承担不同使命：论文提供认知结论，数据提供可复用的证据链。并行发展意味着科学成果从“结论发布”延伸到“证据发布”，让知识生产的全链条都能被看见、被检验、被复用。这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终于同时获得了学术承认。

　　记者：现代科学数百年形成了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模式——“提出问题—实验观测—分析论证—发表论文或专著”。在这个链条中，数据长期处于“幕后”。现在要把数据从幕后推向台前，最大的观念障碍是什么？

　　于贵瑞：最大的观念障碍，恰恰在于这个经典模式太成功了。数百年来，无数学者的思想光辉通过论文体系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道路，这使得人们下意识地将“成果”等同于“论文”。但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幅图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科学数据与科学论文双重爆炸式增长，还原论、整体论、系统论、实践论等多元科学思维走向大融合，自然科学已从“象牙塔”走向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前沿。在这种变革中，继续将数据视为论文的附属品，无异于用旧地图寻找新大陆。

　　记者：“数据论文”这个概念，让很多一线科研人员既兴奋又困惑。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发布数据论文能否像传统论文一样，获得切实的学术认可？在职称评审、项目申请中，它能成为“硬通货”吗？

　　于贵瑞：这正是我们推动新型数据出版生态系统的核心关切之一。科学数据长期以来被视为“初级产品”或“副产品”，正是因为它缺乏独立的成果身份和规范的引用评价通道。Data Express期刊群的创建，目标之一就是让数据成果如同重磅学术论文一样，通过国家级平台获得应有的学术显示度与国际传播力。当数据论文拥有了规范的标识注册、标准引用和影响力评价体系，它在学术评价中的“硬通货”属性自然会建立起来。这不是某个机构的一纸文件能解决的事，而是需要基础设施、评价标准、学术共同体共识三者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在铺设的就是这条轨道。

　　数据用不起来，再多的投入也是沉没成本

　　任何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都不是凭空发生的。从国家战略资源的全球竞争，到人工智能对“算料”的饥渴需求，再到开放科学对“可重现性”的严苛要求，三股力量正在从不同方向挤压传统的成果表达体系。问题在于：这些驱动力究竟是口号，还是已经让科研人员感受到切肤之痛的现实压力？

　　记者：您谈到国家层面需要高水平的数据成果发布平台。现实是，我国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网络产出的海量数据，大部分仍处于“存得下来，但发不出去；发得出去，但影响力不够”的困境。这个困境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于贵瑞：三者皆有，但核心是缺一套完整的、与国际接轨的数据出版与传播基础设施。缺平台，意味着高质量数据没有匹配其价值的展示窗口；缺标准，意味着数据成果的规范描述、质量控制和同行评议尚未形成公认范式；缺意愿则是前两者的必然结果——当科学家的数据贡献无法被有效记录、引用和回报时，共享动力自然会衰减。这恰恰是我们启动Data Express的关键动因：为国家级战略数据资源提供与之匹配的出版渠道，让数据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学术回报，形成“生产—出版—复用—再创造”的良性循环。

　　记者：您刚才提到一个更深层的概念——我们不仅需要数据出版平台，更需要对“数据”本身正本清源。在推进这项工作时，重新厘清“数据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要？

　　于贵瑞：因为如果不厘清这一点，讨论就容易滑入“数据就是计算机里的0和1”这种技术化、窄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科学语境中，“Data”一词源于拉丁语“datum”，意为“被给予的事物”。其核心含义是“为参考、分析或决策而收集起来的事实、信息或统计资料”。它可以呈现为数字、文字、度量值、观测结果乃至对事物的描述——简而言之，数据是我们用来分析研究，并从中获取新认知的原始材料。当这些经过科学设计、严谨采集与系统整编的“原始材料”本身被赋予成果地位，能够像论文一样被发布、共享、引用和评价时，我们谈论的就不是一个技术升级问题，而是一个崭新的学术交流纪元的到来。正本清源，是为了让学界意识到：数据出版不是“多了一种出版物”，而是科学成果内涵与外延的一次重新定义。

　　记者：“AI-Ready数据”是当下热门词，但一线科研人员更想知道一个实在的问题：我的数据如果不做成“可机读”的形式，会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价值？这种压力是真实的，还是被夸大了？

　　于贵瑞：这是真实且正在加速的压力。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本质上也是高质量数据资源的竞争。再先进的大模型，若无大规模、高标准、可计算的数据作为“燃料”，也无法产生可靠的科学发现。“AI for Science”的核心路径是“高维数据+物理模型+神经网络”深度融合，实现从传统模拟预测到智能生成创造的飞跃。传统论文中的数据描述，机器难以直接读取和计算，如同让一个高速引擎去烧未经提炼的原矿。数据论文的使命，恰恰是把科学数据高效转化为可计算、可复用、可机器理解与训练的“AI-Ready”资源，让它成为“机器可读的科学知识载体”。如果你的数据无法被机器高效获取和理解，在AI驱动的科学发现流程中，它很可能会被绕过、被忽略。这不是未来威胁，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筛选机制。

　　建平台易，建生态难，关键在于让数据“活”起来

　　建设一个数据出版平台相对容易，构建一个让数据真正流动、复用、增值的全球知识生态，则是完全不同的挑战。Data Express提出了三个核心定位和“四个一体化”的蓝图，从刊群矩阵到技术平台，从专家网络到学术共同体。但理想丰满，落地几何？科研人员更关心的是：这个生态系统最终能给我的研究带来什么实际的便利和回报？

　　记者：Data Express的愿景中，有三个核心定位：国家重大数据成果的首发平台、驱动开放科学运转的关键枢纽、国际学术交流与数据外交的重要窗口。这三个定位之间是什么关系？

　　于贵瑞：这三个定位是递进且互补的。首发与汇聚平台解决的是“数据有处可发”的问题，这是基础；驱动开放科学运转解决的是“数据发了有用”的问题，这是核心——我们致力于推动科学数据从“保存”走向“共享”，再从“共享”迈向“复用”，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国际交流窗口解决的是“数据有全球影响力”的问题，这是目标——坚持国内与国际稿源并重，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是科学数据资源大国，更将坚定不移地迈向科学数据出版强国。三者缺一不可。只做首发而不激活复用，就是静态仓库；只谈共享而没有国际话语权，就难以吸引全球优质稿源和合作。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记者：过去，论文发表后，数据不可得、代码不可见、模型不可验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可重现性危机”。Data Express明确要构建“数据—软件—模型—论文一体化”的新型立体化传播体系，那么，如何从制度设计上确保这种一体化不是“拼盘式”的简单捆绑？

　　于贵瑞：关键在于平台一体化的技术贯通。我们依托数字出版引擎、科学数据银行、国家科技资源标识等基础设施，把数据存储、标识注册、开放出版、国际传播与学术评价的技术全流程打通。这意味着，一篇数据论文的发表，不是孤立地上传一个文件，而是连带其背后的数据产品、分析软件标识、算法模型链接，共同构成一个可追溯、可验证的完整支撑链条。这不是事后拼凑，而是从提交流程的一开始就被作为整体单元来处理和评议。评审者可以同步审视数据质量、方法逻辑和结论之间的自洽性，这在制度层面就为“可重现性”提供了保障。这是确保科学严谨性、缩短创新周期的关键制度设计。

　　记者：当前，很多科学家对数据共享仍心存顾虑——怕被抢发、怕被滥用、怕投入巨大心血的数据库被“搭便车”。Data Express在保护数据生产者利益和激励开放共享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于贵瑞：这个顾虑非常真实。我们的设计逻辑是“以确权促共享”。首先，数据论文的发表本身就确立了学术优先权——你的数据集通过同行评议正式出版，带有时间戳和数字对象标识符，这就是你作为数据创造者的学术身份证。其次，我们致力促成“数据生产者—数据出版者—数据使用者”三方协同共赢的良性循环：使用者必须规范引用，引用将被追踪记录，记录将转化为可量化的学术影响力。当数据贡献能被看见、被计量、被回报时，共享就不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种能带来持续学术回报的战略行为。

　　我们期待实现的愿景是：让每一份凝结着智慧与心血的高价值科学数据，都能被发现、被共享、被引用、被传承，让数据论文与产品成为连接科学家、连接学科、连接世界的新语言和新纽带。这既是应对范式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为开放科学与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工程创新，贡献中国力量、中国产品与中国智慧的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 崔兴毅)

暑期一到，不少家长便带着孩子涌入口腔医疗机构，咨询牙齿矫正相关事宜，各地口腔医院也随之迎来一波就诊热潮，个别院区的门诊接诊量甚至攀升至平日的两到三倍之多。随着大众对口腔健康的日益重视，近两年儿童牙齿矫治热度持续走高，“越早矫正效果越好”“整牙能重塑脸型”“不让孩子输在颜值起点”等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除传统的牙套佩戴之外，诸如牙弓扩大、下颌引导等项目，因号称能改善孩子的面部轮廓，也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家长的关注与追捧。儿童的牙齿矫正，果真越早越有利吗？这些看似“神奇”的干预手段，又是否真能让牙齿排列更加整齐、面容更加和谐呢？本期“朝问健康”栏目，我们一同来探个究竟。

究竟多大的孩子进行牙齿矫正最为适宜？这一直是家长们最为关切的话题。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如今前往正畸门诊就诊的儿童，年龄偏小的趋势愈发明显。对此，专家特别提醒，过早介入矫治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可能干扰孩子整个面型的自然发展，甚至会对正常的生长发育乃至日常生活与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学科带头人周彦恒指出：“有些孩子甚至两三岁就开始戴矫治器，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原因在于，这个阶段很多牙颌问题尚未真正显现；同时，部分畸形其实并不需要干预，比如轻度的牙齿排列不齐，或是替牙期生理性的小缝隙等，都属于正常现象。”

对于绝大多数儿童而言，理想的矫治时机通常是在乳牙与恒牙完成替换之后，大致在十二岁上下。此阶段，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善，上下牙列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趋于稳定，加之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牙周组织具有较好的改建活性，牙齿移动的速度相对更快，因此进行正畸往往能缩短疗程、提高疗效，且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也相对较低。当然，也有少数儿童因其牙齿存在特殊情况，需要尽早介入干预，家长对此也应保持警觉，及时寻求专业评估。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主任李巍然表示：“若出现牙齿无法正常咬合、反颌等情况，咀嚼或口腔功能受到明显影响，诸如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口呼吸等不良习惯，或是某些个别牙的错位若不及时处理可能带来创伤隐患，均需尽早干预。例如‘地包天’最早在乳牙期即三至四岁，只要孩子能够配合治疗便可开始；而口呼吸等不良习惯，更需要在较小时期就着手纠正。”

近期，咨询“扩弓”治疗的家长数量显著增多，不少人听信“扩弓”能够避免拔牙、令牙齿排列整齐，且幼年开展还能改善脸型。这些说法究竟有几分可信？李巍然主任解释道：“所谓‘扩弓’，实质上是适当拓宽牙弓，增加其周长，从而为牙齿提供更多排列空间。比如当后牙呈现反颌，也就是‘地包天’状态，即上颌被下颌包覆、上颌骨相对狭窄时，这类患者确实需要通过扩弓来拓宽上颌牙弓，以便使上下颌能够良好匹配，帮助孩子恢复正常咬合功能。但这类情况在人群中并不十分普遍，绝非常规性的治疗手段。”

专家进一步强调，若不符合适应症而强行扩大牙弓，非但不能对面型产生有益作用，反而可能对牙齿造成损害。对于脸型本就正常的孩子而言，“扩弓”不仅无法预防嘴凸，还可能适得其反，出现牙齿外飘、嘴唇前突等情况，反而拉低整体颜值。李巍然补充道：“因为牙弓被过度扩展后，其稳定性往往欠佳，可能已进入肌肉活动的范围，远期效果并不稳固。临床上不时会见到一些孩子过早接受了扩弓治疗，等到恒牙全部替换完成后仍需再次矫正。扩弓虽将牙排齐了、牙弓也扩得宽大，但此时却会发现嘴唇比以前更凸，美观度下降，通常还需进行二次矫治，甚至往往需要拔牙方能解决。”因此，拒绝盲目矫正与过度矫治，至关重要。

当下，部分家长将牙齿正畸视同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对此，口腔科专家郑重提醒，正畸本质上是一项旨在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而非单纯追求精致五官的医美整形。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使命在于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合理的矫治手段，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状况、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从而规避牙周疾病、睡眠缺氧等潜在健康风险。而颜值的提升，仅仅是治疗过程中顺带的附加成果。正畸具有严格的医学适应症，绝非批量生产的“整形模板”，世上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孩子的万能矫治方案，必须依据口腔CT影像、颌骨数据及咬合关系等综合判断。过度矫治或不当矫治，极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紊乱等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进行专业的口腔正畸筛查，摒弃盲目低龄矫治与过度治疗的理念，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守护孩子口腔及颌面部的长久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