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香港7月28日电（记者 刘玥晴 陈子彦）在一次深度访谈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孙中山先生后裔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孙伟勇向中新网“港澳会客厅”透露，他梦想着能引领国父穿越时光隧道，首站便是搭乘风驰电掣的高铁，让先生亲眼目睹华夏大地翻天覆地的巨变。

“自昔日满目疮痍至今日繁荣昌盛，我们已从多方面超越了中山先生当年勾勒的宏伟蓝图。”孙伟勇感叹道，当前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经济版图之巅，稳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民众生活品质亦实现历史性飞跃。

追忆历史长河，1912年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肩负起全国铁路督办的重任，曾留下“交通为实业之基，铁道乃交通之魂”的哲思名言。孙伟勇娓娓道来，他在探访上海中山故居时，曾驻足于二楼书斋，目睹先生将一幅硕大的中国舆图铺陈于地，俯身其上，精心绘出理想中的铁路网络脉络。

如今，孙伟勇欣慰地表示，国家高铁版图已远超中山先生当年笔墨勾勒的设想，纵横交错、气势恢宏的“八纵八横”网络，令全球旅客叹为观止，无不为其高效便捷所折服。

“许多台湾青年博主及民众亲身体验大陆高铁后，皆惊叹不已。”孙伟勇进一步指出，高铁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令人振奋，他热忱期盼更多台湾同胞常来大陆走走看看，并承诺“我们将携手同行，共乘这列时代快车。”

访谈尾声，孙伟勇饱含深情地向记者道出最想对中山先生倾诉的心声：“‘振兴中华’的雄壮号角已然化为璀璨现实，您的崇高理想正一步步走向圆满。”（完）

北京7月5日电（张素 马广志）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获悉，一年一度的暑期乡村素养教育公益项目已正式拉开帷幕，今年这一届活动首次将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系统性地引入其中。

7月4日，2026年真爱梦想教练计划启动仪式在京举行。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发展中心副总干事华太才让在仪式上回顾了这一项目十六年来的成长轨迹。资料显示，教练计划自2010年启动以来，累计招募志愿者达5439名，组建了604支教练团队，队员们行程总里程超过480万公里，为全国8.6万名基层教师带去了赋能培训。

上饶市广信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丁丽华对此评价道：“真爱梦想教练计划持续向一线教师传递体验式与探究式教学方法，有力推动了当地教学理念的转变，对弥合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本届项目中，25支教练队伍将兵分多路，赶赴各地县域，为暑期教师素养提升注入新动力。值得关注的是，AI教学辅助工具已成为此次项目的核心亮点之一。在当天启动仪式现场，多位志愿者结合自身实践，生动展示了AI技术在教师能力画像构建、备课材料生成以及课后答疑等多个场景中的实际应用成效。

来自湖北的资深领队温俐群自2015年起便投身梦想课程教学，在她看来，教练计划不仅是在帮扶他人，更是一段志愿者自我提升的旅程。谈及AI的应用，她认为技术并不会取代教练的核心角色，而是提升备课效率、调研质量与课堂设计水平的有力帮手，让志愿者得以把更多精力倾注到师生互动和情感交流之中。

乡村教师钟沭荥曾参加AI三星讲师培训，她坦言，AI辅助显著削减了重复性的备课任务，使教师能够回归育人本质，将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学生个体成长上。

来自豫章师范学院的“00后”大学生志愿者代表谢佳宁，运用AI工具设计课程海报，并探索人机协同教学的新模式，还依托基金会开发的AI版课程体系创新了课堂形式。她呼吁更多青年志愿者持续投身其中，让教育公益的接力棒薪火相传。

今年7月28日迎来第16个世界肝炎日，本届主题聚焦“社会共治，消除肝炎”。7月27日上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携手多学科专家团队，举办了一场面向公众的健康咨询活动。该院肝胆肿瘤科主任宋天强在活动中指出，我国肝病的发病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化，非病毒性因素正逐渐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肝脏病变的“头号推手”，与此同时，肝病高危人群的范围不断扩张，且呈现出愈发年轻化的趋势。他呼吁公众主动提升日常肝脏养护意识，并坚持规律性的筛查习惯。

据了解，乙肝存量患者依旧是癌症防控的重中之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已由1992年的9.75%稳步回落至2020年的5.86%，而低龄儿童的感染率更是低至0.30%。尽管如此，全国范围内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的人数仍高达约7500万，这一庞大存量群体依然是肝癌发病的核心高危人群。

宋天强进一步解释，慢性肝炎向肝癌演变的过程中，存在一条“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的渐进式病变链条。由于肝脏具备极强的代偿能力，早期症状往往不易察觉，许多感染者因此忽视了定期检查，甚至中途放弃规范治疗，导致肝损伤持续累积，最终确诊肝癌时已进入中晚期阶段。他强调，落实慢性肝炎患者的全周期规范化随访管理，是遏制肝病恶化、有效降低肝癌发病率的根本举措。

值得关注的是，与以往病毒性肝炎占主导的旧有模式截然不同，脂肪肝与酒精肝如今已跃升为肝癌的两大新兴高危诱因。根据《代谢相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2024年版）》的统计，我国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患病人数已逼近3亿大关，一举超越慢性乙肝，成为第一大慢性肝病，几乎每2至3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深受其扰。与此同时，酒精性肝病患者数量亦超过6000万，其中男性每日酒精摄入若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患病风险便会陡然攀升。

针对公众普遍存在的认知盲区，宋天强特别予以澄清。他提醒，单纯性脂肪肝若被长期忽视，病情可逐步演进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乃至肝硬化，甚至存在不经肝硬化而直接恶变为肝癌的可能。酒精则被明确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摄入会对肝细胞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他建议，应对代谢相关脂肪肝应以科学减重为核心策略，一年内体重下降3%至5%即可有效逆转肝脏脂肪堆积，若减重幅度达到7%至10%，肝功能则能得到显著改善。至于酒精性肝病，彻底戒酒是首要举措，早期戒酒完全可消除肝脏中的脂肪沉积，而一旦病情进展至肝硬化阶段，损伤便难以挽回。

围绕“社会共治”这一核心理念，宋天强表示，肝病的防治离不开全社会的通力协作。普通市民应主动接种乙肝疫苗，坚持均衡饮食、规律作息、严格限酒，并将体重、血糖及血脂控制在理想范围内。慢性肝病患者则须严格遵医嘱用药，按时随访。对于具有肝炎病史、脂肪肝、长期饮酒习惯、肝癌家族史以及年满40岁以上的高危人群，他建议每半年开展一次肝脏专项检查，借助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的方式，有效阻断癌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