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虽已取得斐然成就，然而囿于体量庞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客观条件，仍存在诸多短板亟待补齐。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基础教育品质的期许持续攀升，时代演进与科技变革的双重浪潮，也为教育功能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契机。

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要充分发挥基础教育的奠基性作用，就必须汇聚全社会的共识与信心，精准聚焦评价机制革新、智能时代适应性等核心议题，着力提升民众满意度，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与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在评价制度改革层面，须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贯穿始终。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课业压力依然繁重，由此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不容小觑。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表明，2021年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2.6%；而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则显示，参与调查的3万余名青少年中，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这一比例高于成年人群体，且抑郁、孤独感及手机依赖程度随年级递增而加剧。

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以“健康第一”为引领、以“五育并举”为抓手，掀起了一场深层次的育人生态变革。“十四五”期间，教育部推行“学生体质强健计划”，鼓励各地扩充体育课时、丰富课后体育服务及大课间活动，并将课间休息时间从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当然，部分政策落地效果与公众预期仍有距离，但正视这种差距，恰恰体现了教育治理的成熟与进步。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指出：“从多地调研反馈看，公众最关切的议题集中在课业负担是否切实减轻、课后服务能否满足多样需求、心理辅导资源是否充足、特殊群体是否获得有效帮扶等，这些正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攻方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透露，2024至2026年间，教育部连续三年对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进行专项部署，围绕影响教育公平、损害学生健康、加重课业负担等六类问题制定负面清单，确保“健康第一”原则贯穿学生成长全程。

在考试评价改革方面，教育部正按照“教考衔接、考招联动、能升尽升、多元发展”的思路推动中考改革，一方面积极扩充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优化考试形式、完善招生机制、健全评价体系，着力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同时，作业负担监测机制被进一步强化，日常考试管理政策也在逐步落实。

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李云星认为：“教育治理逻辑应从‘层级化’转向‘分类化’，构建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融合的综合素质评价框架，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公平、多元的成长通道。”他强调，围绕“健康第一”的共识，政府、学校、家庭应共同构筑基于互信的教育协作共同体。

面对智能时代的浪潮，基础教育的“因材施教”被赋予了全新内涵。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技能需求将增长60%，数字技能将增长35%，全球14%的劳动力面临职业转型风险；而至2050年，至少40%的现有岗位或因自动化而消失。人工智能能力与数字素养，正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基石，其加速迭代也必将深刻重塑人才素质结构，为基础教育带来革命性影响。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毅坦言：“智能时代，基础教育要培育学生哪些核心素养？这些素养需要通过怎样的课程与教学体系来养成？哪些要素需要传承，哪些亟待创新？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教育，多部门联合出台政策，为中小学普及和深化人工智能教育提供有力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亦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模式变革，将其融入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据半月谈记者基层调研观察，各地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与基础教育的深度融合，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已从试点探索走向全学段常态化铺开。

实践探索已初见成效：在北京第十三中学，班级“智能体”定期为学生开展学情诊断，精准归纳共性薄弱点与个性差异，为教师提供数据参考；在浙江温州，中小学人工智能课上，学生利用生成式技术打造出能说方言介绍本地文化的数字人；在河南，有小学教师让每位学生“领养”虚拟宠物，以完成作业作为“喂食”奖励，显著提升了学习热情。

然而，人工智能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诸多隐忧。当知识获取不再局限于教师传授、学习场景不再限于校园课堂，基础教育的“启智”功能是否会被削弱？如何理性审视和运用智能工具，避免陷入“技术惰性”？若人工智能资源出现数据偏差、内容谬误乃至价值导向问题，又当如何应对？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破题关键在于深刻理解“因材施教”这一核心。应对智能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须秉持“积极拥抱、以人为本、引导善用、趋利避害”的原则，以从容心态主动求变，为培育时代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夯实根基。王嘉毅进一步展望：“未来的教育将告别‘千人一面’，迈向‘一人一策’，教学开放性与灵活性将愈发凸显，学习者自主权扩大，个性化培养与多元评价将成为常态，大规模因材施教也终将从理想走向现实。”

多位专家强调：“我们的目标并非培养程序员，而是赋予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核心素养。”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成为撬动基础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支点，恰恰在于它为每个孩子获取素养提供了差异化路径。正如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小学校长姚晓英所言：“技术不过是引线，我们真正要点燃的，是孩子心中‘我想学、我能行’的内驱之火。”

中新网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 李玉凤)7月30日，XbotPark北京基地首期科创营及北京经开区HICOOL青年梦想赛挑战赛的启动仪式，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称“北京亦庄”）隆重举行。仪式上，北京首个融合产教资源的创新人才培育与创业生态平台——XbotPark北京基地正式宣告落户亦庄，同步开启首期科创营，此举为北京亦庄打造全域人工智能标杆城市及壮大高端产业集群注入了强劲动能。

该基地系XbotPark机器人基地创始人、深圳科创学院院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领衔的团队，携手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共同发起。依托国家信创园，基地以新工科教育改革为先导，聚焦复合型产业人才锻造，将产品定义与量产制造作为核心主线，辅以共享工厂支撑，并联动首都重点高校、行业龙头、投资机构及全球创新资源，着力构建产教融合型的创新人才孵化与创业赋能体系，旨在助推北京迈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AI终端与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按照“一地多校一平台”的推进策略，基地目前已与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22家高等学府建立起初步协作网络。

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在现场表示，未来将秉持长期发展理念，汇聚全产业链资源，着力打造共享工厂，在区域内构建贯通概念验证、快速原型、柔性试制至检测认证等环节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并面向全市创新团队敞开大门，确保怀揣创业梦想的青年才俊引得进、留得下、干得好。

作为基地的先锋活动，XbotPark北京基地首期科创营暨经开区HICOOL青年梦想挑战赛，于7月29日至8月14日在国家信创园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专为具备创业潜质的大学生与青年群体设计，通过为期14天的沉浸式硬科技创业特训，着力培育兼具工程素养与创新视野的高层次创业人才。

科创营重点聚焦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硬科技前沿领域，创新采用“真实需求牵引+导师全程陪伴+团队实战演练”的培养范式，课程模块覆盖用户调研、产品定义、原型开发及路演展示等关键环节，助力学员在真实产业情境中完成从创意火花到产品雏形的完整蜕变。导师阵容汇聚了来自小米、大疆、联想、京东、九号科技、柏瑞安等知名企业的资深专家，以及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的学者，专业领域横跨机器人研发、具身智能、智能硬件、产品创新、用户洞察、项目孵化、供应链优化、创业指导及组织管理等多个硬科技创业核心环节。

据悉，XbotPark北京基地首期暑期科创营已收获超过200份有效申请，最终遴选38名正式营员与4名观察员，生源遍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20余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其中逾六成拥有顶级赛事的获奖光环，超过七成已携产品原型或清晰的创业蓝图而来。

与此同时，北京经开区管委会与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即XbotPark机器人基地运营方）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XbotPark北京基地建设展开深度协作，充分整合经开区雄厚的产业生态与创新应用场景资源，依托李泽湘教授团队在人才培养及创业孵化领域的成熟方法论，共同营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为首都源源不断地输送青年硬科技创业的生力军。

面对顽固的体重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求美者把目光投向了药物减重路径。被誉为“躺瘦神器”的注射型减肥针，凭借便捷的使用方式和引人注目的瘦身效果，正迅速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案，悄然成为众多减重人群追逐的热门选择。然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暗藏隐忧——不少跳过医院专业评估、私自网购针剂自行注射的消费者，纷纷遭遇了恶心、呕吐等身体不适，严重者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情况。这些所谓的减肥针真是人人皆宜的“万能钥匙”吗？其潜在风险究竟有多大？停药之后体重是否会卷土重来？

事实上，目前国内已有多款减重注射针剂获批上市，但无一例外均属于处方药范畴。这类药物的核心成分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一种人体肠道天然分泌的肠促胰素，其主要功能在于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尽管市面上已有超过六款基于此机制的减重针剂获得国家批准，但它们针对的作用靶点、适宜人群及减重力度各有侧重，然而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副作用却普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良反应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本身的药理机制使然。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明确指出，所有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要求，必须经医生对个体身体指标进行专业评估后方可使用。违规购买、盲目注射的行为，本身便埋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的人群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所付出的代价远超预期收益。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绝对不可触碰此类药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强调，以下几类人群应坚决避免使用：其一，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者，以及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或其家族史的人群；其二，曾罹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士；其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目前缺乏该类药物的安全性数据，不宜贸然尝试；其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关于停药后体重反弹的疑问，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前流行的几款减肥针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打一次永久瘦”的理想并不存在，绝大多数使用者停药后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值得关注。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步恢复至用药前水平，同时此前因减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随之逆转。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分析指出，减肥针如同一个外接的调控装置，持续对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加影响。一旦药物撤除，饱腹感消失，饥饿感便重新浮现，从而促进进食量或摄食频率的增加，整体能量摄入随之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经历代谢适应过程，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反而减少。一边是摄食量上升，一边是能量消耗下降，最终形成能量正平衡，体重便不可避免地快速反弹。

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急速下降后同样未经专业指导便草率停药，随后又因反弹再度注射，陷入反复用药、反复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剧烈波动的模式对机体造成深远影响——脂肪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体脂率却反而上升，最终可能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甚至出现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等症状。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提醒，当体重达到理想标准后，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少剂量直至完全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是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调整都至关重要，这涵盖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睡眠质量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面。药物仅仅是减重强化阶段的辅助工具，其价值在于为建立健康生活习惯提供一个黄金窗口期。而停药后能否持续执行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恰恰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程度的关键因素。

归根结底，减重之路并无一劳永逸的捷径可循，最终仍需依托健康的饮食与运动习惯作为坚实基石。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久的饮食自觉，逐步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蔬菜的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同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能在追求理想体重的过程中收获持久且健康的成果。

在5月末的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一场特殊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答辩仪式正在举行。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2026届博士研究生邵嵩、张勇，分别就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向，展示了他们的创新成果。从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到陈述汇报，这场答辩历时4个多小时。6月17日，伴随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两人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这一新兴评价模式的先行者。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申请成果基本要求的文件，到学位法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再到2026年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相继推进这一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革新、实体装备研制、行业流程改造及标准工艺优化等实践成果完成学业、获授学位的工程硕博生，正在逐步重塑外界对于“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硬性条件”的传统认知。

研究生毕业不撰写论文，以实践成果取而代之，培养质量如何保障？成果的认定审核流程与常规论文答辩有何差异？这一机制又如何进一步铺开？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聚焦真实需求，破解实践场景中的核心痛点

“这段历程实在太‘接地气’了，我面对的是真实的河流、真实的排水管网、真实的数据和真切的老百姓诉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感慨道。他踏遍广东信宜的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累计行程超8万公里，完成了4000余页、合计逾百万字的调研报告，从污染源排查、治理模式构建到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全程参与。最终，他携“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登上答辩台。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就是为河流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张心阳向记者解释，“过去流域治理往往是‘被动救火’——人力跑不过污染扩散，数据更新滞后于变化，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严重，等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早已蔓延。如今，通过集成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判和决策辅助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了从‘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管控。”

如果说张心阳的成果扎根于政府行政实践的场景细节，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将目光投向了企业的“现实痛点”。面对污水厂提升泵能耗大、调度过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难题，刘乐乐依托污水厂现有的数字化平台运行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及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界面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际应用验证显示，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达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提升至11.50%，节能效果经受了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实质上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审视与肯定。”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许多人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误以为只有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而从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仅是简单复制和推广，“事实上，工程化落地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从实验室的小试成果迈向工业化大规模应用，需攻克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管控、生产安全、环保合规等一系列复杂课题，还要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现场挑战，其难度往往不亚于基础研究。”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高明认为，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位，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更多元、开放、聚焦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评价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强调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改革后则转向‘问题解决’为导向，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真实痛点和产业技术瓶颈。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迈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徐高明表示，这不仅契合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能够攻克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检验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论文从开题、中期检查到答辩，流程清晰；那么一件实践成果又该如何认定？郜玉楠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流程：第一步是双导师联合开题，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共同确定实践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过程管理，类似论文的中期检查，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项目进展，评估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贡献和实际解决的问题；第三步是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对学生提交的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进行审核鉴定，其中专家组有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第四步是答辩，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状况、现场运行数据及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其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重点质询；最后，答辩委员会依据实践成果的水平、实际贡献及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与写传统论文的同学相比，我感受到研究周期更长，项目并非完成实验就结束，还需持续追踪现场运行效果，并经常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和运行人员协作。”刘乐乐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数据治理。面对百万级别的数据，他一度感到“有些茫然”，不清楚数据所反映的异常是硬件问题还是数字化平台传输故障所致。通过一次次与企业工程师沟通、赴现场排查异常原因，他终于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张心阳坦言，做实践成果相比写论文，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写论文时，研究路线一旦确定，按计划推进实验、分析数据、撰写内容便可，节奏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中、暴雨夜里跑出来的。”采访中，他提到成果鉴定现场的一个细节：专家组并未坐在会议室中只看文字材料，而是沿鉴江流域实地走访了含章桥、竹山河、丰垌桥、高垌桥等断面，观摩无人监测船走航演示，考察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状况，随后才召开鉴定会进行质询评议。

“‘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维。以前我只知道如何优化一个模型或提升一个指标，现在则明白怎样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中，从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到落地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不仅要与导师讨论技术方案，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治理对策、与企业工程师对接产品需求、向基层干部解释技术原理，不同对象需要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是传统论文训练难以覆盖的。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充满计划外情况，面对暴雨内涝、数据异常，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是实验室中无法习得的。”回顾自身成长，张心阳感受颇深。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四项核心标准——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对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强调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从目前各校实施情况来看，通过实践成果认定专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采访中，不少导师和专家直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观念转变难。无论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导师担忧不发论文会影响职称评审，许多学生担心实践成果的认可度不及论文；其次是校企协同难。不少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搭把手’，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分歧；再次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分类繁多，不同行业、不同方向的实践成果形态各异，有的是新工艺、新设备，有的是技术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设计报告，很难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衡量，这也导致目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的认定标准宽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郜玉楠表示。

“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配备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并提供必要的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徐高明建议。

不少专家谈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更深度参与。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充分整合；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各部门配合调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试用，这些均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相关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学校各院系及合作企业广泛宣传，增强学校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升帮助学生提炼成果的指导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成果提炼得好、创新度高，导师指导有成就感，企业参与有实际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今后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保障，让更多学生带着专业所学走出校园，走进千行百业的广阔实践场景中，“既可以持续深耕于实践，也可以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回归到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