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领域，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的随访监测长期面临一个棘手困境：传统上，医生依赖CT影像学检查来追踪病情，但这种被动等待的方式，意味着肿瘤只有生长到肉眼可辨的大小，才会在影像中暴露踪迹。这种延迟往往让不少患者错失了在复发初期进行根治性治疗的黄金时间。然而，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正迎来深刻变革。

记者7月30日了解到，由中国医学专家领军的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近日揭示了一项重大突破：针对结直肠癌术后患者，利用ctDNA甲基化技术进行动态追踪，能够在复发灶尚处于萌芽状态时便捕捉到危险的生物学信号。所谓ctDNA，即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凋亡或破裂后释放入血液的遗传物质碎片，其序列中蕴含着肿瘤特有的突变指纹。

这项中国团队的创新性成果显示，通过及时且规范的干预，能够使复发后获得根治性治疗机会的患者比率从过去的23.6%显著跃升至48.1%。这一数据不仅令人振奋，更预示着结直肠癌术后随访策略即将迎来根本性转型。

北京时间7月30日，这项由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肠综合治疗科彭俊杰教授与病理科丁春明教授联合牵头的国内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三期FIND临床试验，其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癌症研究领域权威期刊《临床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临床数据显示，对于接受根治性手术的I至III期结直肠癌患者而言，术后两年是复发和转移的高危时段，而肝脏与肺部则是最易受到侵袭的部位——这两处转移占总远处转移病例的60%至75%。一旦复发发生，医生能否及时施行手术切除、消融等根治性局部治疗手段，便成为决定患者长期生存几率的关键因素。

“现行临床常规使用的CT随访策略存在显著短板——只有当肿瘤增殖到一定体积才能在影像中显现，而当病灶最终被发现时，许多患者已经与局部根治的最佳时机失之交臂，只能退而求其次接受姑息性治疗，其疗效和患者的生存预期都受到严重影响。”彭俊杰教授在受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临床痛点。

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彭俊杰教授和丁春明教授带领团队在2023年至2026年间，招募了584名术后结直肠癌患者，并将其随机分配至ctDNA监测随访组或常规CT随访对照组。彭俊杰教授阐述道，这一研究的核心创新在于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径：通过持续的生物标志物监测，能够在转移灶仍然局限于寡转移阶段、尚适合局部根治性处理之时，及时锁定病灶，从而为患者争取到宝贵的二次根治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周游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白蕊拿着高考成绩，感觉自己站在了人生最大的十字路口。

　　这位山东考生在查分之前，就知道自己考砸了，估分520分。“考完那会儿全家人坐一起沉默，按照往年分数线，211院校基本没戏，好一点的‘双非’一本院校也悬了。”白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日，山东省公布了各类别分数线，其中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以下简称“特控线”)为525分，和白蕊的最终分数一模一样。

　　特控线是教育部为“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划定的最低分数线，也是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普遍参考线。“要不要试一下？”白蕊母亲提议。

　　她算了下账，直接出国读本科，四年上百万元花销少不了，而中外合作办学的“4+0”本科，可全程在国内就读，费用直接砍半甚至更低。“网上也有报考专家说，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在海外申研方面有天然优势，更容易冲进世界前100的硕士项目。”白蕊很心动。

　　一头扎进中外合作办学圈子，白蕊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公布了最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174所高校新增设立的86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项目获得批准。在此之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新批准本科项目中，不乏“4+0”模式，即4年在国内读完本科，获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号称“不出国的留学”的“4+0”模式，真如想象般美好吗？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他当年的报考之路显然比白蕊有准备得多。

　　高二时，孙晨皓就关注到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院校。这些学校的特点很鲜明：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和师资，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和第二课堂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几所大学，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目前，国内共有11所这样的中外合作大学，统称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需经高考统招，本科毕业可获三证：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外合作办学有三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独立法人机构。他称独立法人机构为最高形态，代表着整体机制的引进，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属于学科层面的引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般指某专业的联合培养项目。“从探索办学生态的角度，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形态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的高考成绩是621分，而那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也是621。他回忆，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在海南招生12—15名，高分考生之间竞争非常激烈。2023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达到658分。

　　孙晨皓当年的成绩可以进入头部211或是尾部985院校，但他最终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最直接的原因是不想浪费英语优势。“我不希望一门语言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如果上课都听不懂，就毕不了业。”孙晨皓说。

　　宁波诺丁汉大学要求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不低于115分，其他S11院校也都有类似要求。招考方式除了全国统招，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有“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部分院校还有文书要求。孙晨皓也曾报考上海纽约大学，交过申请文书，该校施行自主招生，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共同决定考生排名，比例为6:3:1。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校中国学生以自主招生为主。中国学生参加高考是必要条件，高考成绩是优选条件。一般每年4月就会完成自主招生环节的选拔，考生会被分为ABC三档：预录取、待录取和不录取。A档意味着考生高考成绩只要不低于特控线，便可录取。B档则要看A档招生剩余的名额，再择优录取。每年招生规模是500人，其中中国学生251人。“一般我们吸引的考生，能拿到A档通知的，都不会有高考分数的问题。但今年也发现，有学生拿到A档以后，完全放飞自我，高考成绩出来后发现没过特控线，就录不了。”童世骏说。

　　多位受访者提到，校园开放日就像饭店的“试吃大会”，对于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非常重要。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相当于面试，还有试听课，他和美方常务副校长每次都会参加，看考生表现出来的好奇心、探索力、英语能力、自主安排学习的能力。在他看来，高考成绩顶尖的考生也不一定进得了上海纽约大学，有的考生习惯了一切都被安排，或者不太在乎自己的兴趣是否得以实现，或者不适应纯英文授课，这样的学生即使进了学校也并不适合，因为他们的需求和学校所供给的东西不匹配。

　　从去年起，教育部审批通过了大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潮”似乎已经来临。沈伟其认为，这说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沉淀，越来越被大众接受。实践表明，中外合作办学确实提供了一条高水平建设学科、办大学的捷径，也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办学”，能让大学很快切入世界最前沿。而“4+0”模式最大的价值就是，学生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国际化平台上，打造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培养的竞争力。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直关注中外合作办学的集中爆发，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34年前后，高校生源会迎来快速下跌。而当下还在增长期，同时国家需要本科教育的优质扩容，这时中外合作办学就成了一种消纳扩招的渠道。它的好处是，学校能有更多收入，也可以通过定期合作来应对暂时的生源高峰，等到波谷时也能及时退出。

　　“但千万不要把中外合作办学看作是所有学校都要努力的方向。”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不会成为主流办学模式，而是满足教育多样性需求的一种补充和探索。

　　近期新获批的中外合办机构中，有6家机构由985高校合作设立，在田力看来，这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

　　“未来985高校可能还会扎堆入局，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整体有所提升，但985、211高校并不一定是中外合办的金字招牌。”田力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经教育部审批的、由学校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种国际本科项目，不论“4+0”“3+1”还是“2+2”，大概率是“坑”。就算是现行的获批项目，里面也不乏质量低下的案例。

　　赵信认为自己就是进了一个“坑”。他是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办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他的高考分数只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看到前述项目时，赵信被“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的宣传吸引，再加上只要求高考英语成绩超90分，学费四年不到40万元，全家都觉得是“捡漏了”。

　　然而，赵信所就读的“4+0”项目是所谓计划外项目，也就是不经过高考统招，绕过高考志愿填报体系，毕业后只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的项目，外方学位可以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些项目的招生标准中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只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要求。

　　入学后赵信才发现，现实远没有这么美好。“校园卡和统招生长得一样，但后台权限不同，图书馆部分数据库用不了。我们用独立的选课系统，连宿舍都是单独一栋楼，和统招生分开住。”赵信说。此外，大一时的专业课基本是中方老师中文教学，偶尔夹杂些英文术语。大二开始，美方教授“空降”全英文教学，“全班没几个人能跟得上节奏”。

　　孙晨皓身边也有这样的同学。据他了解，有同届生被类似的计划外“4+0”项目录取，体验很差。田力指出，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是“计划内”项目的普遍标准，但“计划外”项目没有任何硬性要求，师资质量全靠项目方自觉，自然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注意到，该校海外合作院校的QS世界大学排名在数百名开外。

　　沈伟其是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他坦言，中外合作办学仍良莠不齐，办得好的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一批项目无非多收点学费，成为学校创收渠道。甚至在最近一次全国性中外合作办学交流会上，沈伟其仍看到有国内名校在“挂羊头卖狗肉”。

　　在他看来，一所高校里相同的专业，比如工商管理，同时有中外和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时，若前者高考录取分数线更高，才是正常的。而目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数线却可能低出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在逐渐缩紧，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项目都已停办，目前经过教育部审批的只剩5所，其中的“顶流”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该项目海外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的QS世界大学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表示，该院实际录取门槛较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嘉定校区的全部教学与生活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而且，该校报考竞争仍很激烈，“英语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不用想了”。

　　沈伟其将分数倒置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一大批‘只创收不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持续存在，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不管计划内外，我们不能卖文凭。”

　　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都显著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学费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指出，学校为了吸引国外师资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完全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进行全球招聘。他坦言，算上学费和市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只能算是勉强持平。

　　在沈伟其看来，某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看上去学费低至几万元一学年，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照常拨款的情况下，多年来投入到这所大学中的校舍、仪器、师资都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收费标准仍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宁诺如果要涨学费，需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三个部门申请。但据沈伟其了解，大多数省市是备案制，基本等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退出机制早已建立。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合格或生源不够、办不下去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有针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评估，“放管服”理应配套，否则市场将持续混乱。

　　孙晨皓毕业后决定入职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工资开得很高，可能毕业后两年就可以把大学学费赚回来。”他说。

　　毕业时，孙晨皓一口气拿到了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名企的工作邀约，同时也手握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硕士录取通知。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这一岗位几乎不招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未来的毕业出路也许不会这么美好。他入学时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目前全年级120人，在大三结束时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我们大部分人毕业后还是会拿着一张外方学位证直接找工作。”田力指出，在进行学历认证后，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可报考国内硕士，也可考公考编，但很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很多时候，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的身份不会给就业带来正面帮助。

　　相比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孙晨皓认为，学校四年带给他的是一些更深层次的收获。应聘过程中，有一个评价令他印象深刻。“面试官说我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对此的理解是，大部分应试者会保持低姿态，但他认为跟面试官的交流是完全对等的，应试者不是为了高薪或者公司的名头而来，而是谈论双方在一起可以共同实现什么。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的课堂里学生是主角，一个知识点不再是被讲授，而是被讨论和分享。题目拿分没那么重要，更多是在实践中学习。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讨论通过哪些数据可以判断财务状况，判断公司发展有没有可持续性。此外，校内资源非常多，提升简历的工作坊，面试模拟，暑期实习项目，不一而足。合理运用资源的能力也许成了同学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宁波诺丁汉大学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社会上独立且完整的人。我有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孙晨皓说。

　　谈起中外合作办学给学生带来的最特别的优势，童世骏认为是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学术上完全按照纽约大学的学术管理规范施行管理，课程、培养方案、评价标准都根据外方标准设计和构建。班级规模小、师生比达1:8，外教比例达70%。学生能获得的学术支持密度高，每个同学都会匹配单独的学术顾问老师。支持多了，学生自由度和自主性随之提升。学校招生不分文理科，最晚可以大二下学期才确定专业，大一基本是通识教育。“我认为最好的专业是在学生兴趣专长、学校的学术资源以及社会需求之间的结合点，这样学生能够更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会硬性要求学生有海外交换经历，但非常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学生在本科期间，有至多两个学期会在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的课程点学习。因此从形式上讲，上海纽约大学本科更像“3+1”，但和一般“3+1”不同，国内三年更具在地留学的味道。中外学生培养完全打通，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不能出现两个中国学生同住的情况。

　　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本科毕业以后90%会读研究生，而其中90%以上会选择出国深造。在沈伟其看来，走完全“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近年选择这条路的考生越来越多。

　　是否要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白蕊仍没有拿定主意。她还站在十字路口上，觉得自己很难在高三毕业时就想清楚未来自己想要什么。田力希望所有考生都擦亮眼睛，仔细查询项目是否获批，以及中外合办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的建议则是，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看到别样风景的机会。

　　(文中白蕊、田力、赵信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昆明7月5日电（记者韩帅南）7月5日，2026年度英国“中文培优”项目来华夏令营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正式启幕。来自金斯福德社区学校和布莱顿霍夫公园中学的41位英国师生，将在云南展开为期数周的文化之旅，沉浸式学习四大主题中文课程，并涉猎包括掐丝珐琅、中华厨艺在内的13项传统技艺，同时参与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此次活动以语言为桥梁，为深化中英两国人文交流注入了崭新的青春活力。

“中文培优”项目自2016年启动以来，始终由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携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共同推进，并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有力支持下，持续深耕本土中文教学与沉浸式来华研修。十年光阴流转，一批又一批英国青少年因中文与中国结缘，在互动与对话中成长为中英友谊的参与者、见证者与传播者。

本次夏令营精心设计，将语言学习、文化浸润与实地体验有机交融。除四大主题中文课外，还特别设置了掐丝珐琅、中华厨艺等13门才艺课程，并安排了走入本地中学、感受云南民族风情、漫步昆明老街等特色环节，力求让英国师生全方位体悟“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韵味。

在开营仪式上，云南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党委书记陈永荣致辞指出，该校已与全球30多个国家的百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固合作关系，累计培养了来自138个国家的逾两万名留学生，并成功承办八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作为“中文培优”项目的连续六年承办方，该校已接待18所英国中学近五百名师生。陈永荣寄语在座学子，希望大家成为中文学习的热情爱好者、中华文化的深入探索者，以及双边合作的积极先行者。

金斯福德社区学校副校长格雷戈里·比尔在发言中强调，该校拥有全英首座孔子学堂，始终坚信语言学习的意义远不止于词汇记忆、语法掌握与应试准备，更在于深化对文化底蕴的理解与尊重。他相信，此次云南之行的经历必将陪伴同学们多年，不仅加深对中文的认知，更将提升他们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精髓的欣赏与共鸣。

据悉，2026年英国“中文培优”项目来华夏令营共吸引来自全英60所中学的1300余名九年级师生参与。他们将分赴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大连、西安、武汉、杭州、广州、成都、昆明等11座城市，入驻18所合作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沉浸式中文学习与文化交流活动。（完）

在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岁的李兴芳（化名）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过去总以为肠癌检查非常繁琐，必须跑到大医院做肠镜，心里还存有几分畏惧。如今家门口就能轻松完成采样，而且分文不取，真是便利极了。”

当前，结直肠癌已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据《2025浙江省肿瘤登记年报》披露的数据，该省结直肠癌患病率位居全省各类癌症第五位，而死亡率则攀升至第三位的高位。

面对这一被称作“沉默杀手”的疾病，一场以早期筛查为重心的基层健康守御行动正在浙江广大地区深入推进。记者深入社区一线，试图揭示这项民生工程是如何将“预防”二字真切地书写在千家万户的门槛之前。

从“排斥检查”到“主动参与”

在蒋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陈田芳医生亲身见证了居民们对肠癌筛查态度所经历的显著转变。她回忆道：“项目启动之初，不少居民心存疑虑。他们最频繁追问的无非是三个方面：操作是否繁琐、结果是否可靠、会不会带来身体损伤。”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对抽血检查心怀恐惧，嫌过程费时费力，因而对传统筛查方式颇为抵触。

然而，今年新引入的粪便DNA检测联合定量FIT双联筛查技术，恰好针对性地化解了上述种种顾虑。这一检测手段无需空腹、不采血、居家即可自行取样，极大降低了民众参与筛查的心理与实际门槛。“居民领取采样工具包后，只需在家中完成标本采集，再按照规定时间送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可，全程不会干扰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节奏。”陈田芳补充道，今年增加的定量FIT辅助筛查手段，既确保了检测的精确程度，也使整个工作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

李兴芳向记者谈到：“年轻时我在西湖上以撑船为业，常年日晒雨淋，总自恃身体状况极佳，从未进行过任何肠道方面的检查。”一次偶然的退休体检，让她深刻体会到肠癌筛查的紧迫意义。通过社区卫生人员的宣教，她了解到西湖区正推行免费的肠癌筛查民生工程，居家即可取样送检。

当收到初筛结果呈阳性的通知时，李兴芳一度感到忐忑不安。“好在社区医生第一时间主动来电，耐心细致地为我解读了检验报告，明确告知阳性并不意味着必定罹患癌症，还需通过肠镜检查作最终确认，并且主动协助我联络了上一级医疗机构。”这段完整的服务体验让她宽心不少，“社区医院将筛查、确诊及就医引导安排得井井有条，还提供了数百元的经济补助。在上级医院完成肠镜检查并摘除息肉后，主治医生感慨说，多亏就诊及时，否则极有可能发展为恶性肿瘤。”

“以前对于肠癌早期筛查毫无概念，总觉得与自己无关。经过此番亲身体验才恍然大悟，早筛无异于拯救生命的关键一步。”李兴芳感慨万千。

从“重在治疗”迈向“重在预防”

“连续三年大力推行免费肠癌筛查项目，其根本动因在于贯彻‘健康中国’战略，推动癌症防控阵线前移。”杭州市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杭州市西湖区卫生监督所）主任胡小炜如是说。

胡小炜指出，结直肠癌的发生演进是一个相对迟缓的病理过程，自正常肠黏膜发展为增生性息肉、腺瘤性息肉，继而演变为早期癌乃至进展期癌，每个阶段都为医学干预留下了宝贵窗口。据了解，早期结直肠癌患者经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达九成以上；但晚期患者的这一比例则骤降至不足一成。因此，早筛查、早确诊、早治疗，无疑是降低该病致死率最为有效的途径。

在公共卫生整体架构中，此项民生工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健康守护者”角色。胡小炜介绍，项目完全依托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实施，在区级层面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培训、统一质控的原则，确保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能够胜任、接得住任务”。西湖区范围内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置了筛查服务点位，方便居民就近参与。

“今年我们针对便民采样流程、阳性结果随访以及高危人群干预等环节实施了多项优化升级。”胡小炜表示，该区已进一步完善阳性结果的追踪随访机制，力保初筛阳性居民能够迅速获得肠镜复查提醒与就医指引，从而构建起“筛查—诊断—干预”无缝衔接的闭环管理体系。

陈田芳也透露，如今社区医生正借助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知识讲座、微信群交流等多元途径，持续开展肠道健康知识普及工作。“我们反复向居民强调，肠道息肉及癌前病变在早期通常不显现任何症状，一旦出现腹痛、便血等情况，往往已是疾病晚期。早筛并非无端‘制造疾病恐慌’，而是卓有实效的‘预防手段’。”

以最小成本，守护最大福祉

深耕基层肠癌早筛工作已有三个年头，陈田芳深切体会到早期筛查为居民健康带来的切实改善。“部分居民通过筛查及时发现早期病变，经过干预后恢复状况良好，如今主动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者’，积极劝说身边亲友参与筛查。”她表示，“这项常态化民生工程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使‘早预防、早发现’的健康理念切切实实融入到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为西湖区这项民生项目的技术支持单位，华大基因已连续多年参与项目执行。该机构驻西湖区民生项目运营经理郑婷婷介绍，在大规模普惠性筛查落地的实践中，团队建立了一套涵盖样本采集、冷链运输、实验室检测乃至报告发布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全力保障检测效率与结果精准度。“后续我们将继续在检测技术升级、筛查覆盖范围扩大、健康科普宣传以及高危人群持续性随访干预等方面深耕发力。”郑婷婷说，希望促使更多民众共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健康福祉。

西湖区的成功探索，正是浙江全省积极推进重点人群结直肠癌免费筛查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自2020年起，浙江省便将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确立为省政府民生实事工程，将基于风险评估问卷与粪便隐血试验的初筛手段，同结肠镜检查的精筛环节有机结合，规范有序地开展肠癌筛查工作。截至2025年12月底，全省已完成高达1228万人次的筛查任务，众多市县区更是将消化道肿瘤联合筛查一并纳入地方民生实事范畴。

从基层社区数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到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开，这场以“早期筛查”为核心的基层健康守护行动，正在谱写着“以人民健康为根本”的生动画卷。在这场与“沉默杀手”的争分夺秒较量中，每一次提早筛查，都或许能扭转一个家庭的命运轨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