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31日电 (记者 王恩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31日在北京透露，今年度7550亿元人民币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已基本完成下达任务。在当日国家发改委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蒋毅指出，政府决策层正紧抓“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双轮驱动理念，显著强化了民生导向的公共投资布局。

针对防汛关键期的应急响应，蒋毅介绍，自今年入汛以来，国家发改委已先后紧急调拨14批次中央预算内资金，总额度达7.5亿元，专项用于受灾区域的基建修复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重建与应急恢复工作。与此同时，在以工代赈政策落实上，年内已累计投放资金395亿元，共启动超7800个项目，广泛吸纳并带动了约150万名劳动者参与就业，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逾1万元，从而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与改善民生等多个维度上展现出了显著的协同效益。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退票费”风波，近日终于画上句号——那位因退票仅得432元而愤懑不已的消费者，已于7月28日全额拿回了票款。涉事企业携程亦对外宣告，自2026年7月31日起，将全面升级风险预警体系。与此同时，法律界人士呼吁，航空公司与销售平台应携手打造更为公允的交易规范，切实捍卫消费者的知情、平等交易及索赔权益。

7月30日傍晚，携程对外发布了一则详尽的说明，系统梳理了事件脉络。回溯至2026年7月4日，一位用户预订了当月16日北京飞往纽约的国航CA981航班，订单总价高达15159元。依照航司的退票条款，平台已将该规则公开展示，并以醒目的感叹号加以强调，告知仅能退还部分税费。7月13日，用户在携程App上自助发起了退票申请，系统依据航司既定规则完成了自动化处理。至7月14日至17日，退票与退款流程全部尘埃落定后，用户方才致电客服，抱怨退票扣费过重，恳请平台介入以挽回损失。客服随即联系国航，尝试申请退款追回或改签，然而因客票早已完成退票退款流程，相关诉求未能如愿。7月27日，经多方深入沟通，事件真相浮出水面——用户此前的退票行为背后，隐藏着未向客服提及的私人突发因素，这一情形恰巧落入“携程六重服务保障”的庇护范畴。平台随即启动该保障机制，并于7月28日完成特殊处理，向用户补偿了退票损失共计14727元。

携程强调，此次全额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的松动，亦非对个案的破例青睐，而是严格依据“六重服务保障”条款执行的规范化个案处理。经7月28日的进一步核实，林先生所遭遇的突发出行变故，完全符合特殊退订保障的适用条件。据悉，这一保障体系涵盖一站式售后、旅行预警、重大灾害体验保障金、特殊原因退订、应急援助及先行赔付等六大维度。

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的信息提示短板，携程承诺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机制：当订单可退金额不足票款两成之际，系统将自动弹出专属警示窗，以醒目方式告知用户扣费比例畸高、可退金额微薄，并二次征询退票意愿，以防用户因信息盲区而蒙受损失。该功能定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落地。

回顾事件源头，据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在购票平台购入一张北京至纽约的机票，却在航班起飞前三天因行程有变申请退票，最终仅拿回432元，扣费比率高达97%。林先生回忆，操作界面虽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起初误以为这意味着只需承担400余元的手续费。他认为，平台的界面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机票信息赫然陈列于App显眼之处，而退票提示却以细碎小字草草带过，毫无明晰告知之效。更令他费解的是，页面下方推荐的同航线可退改机票，票价仅相差400元左右，如此悬殊的退改规则差异，实在有失公允。

在与平台交涉时，客服曾表示退改规则由航司单方制定，扣款亦非平台收取。事件经媒体发酵后引发轩然大波，林先生最终于7月28日收到全额退款。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对此评论道，平台以小字号标注退票规则，未尽到显著提示义务，已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加之提前三天退票却遭扣费超九成，这远超航司的实际损失，该格式条款涉嫌无效，消费者完全有理由向携程及国航同时追责。即便国航确有此政策，携程作为销售平台及买卖合同相对方，亦有义务完整、醒目地告知消费者，若未履行职责，则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付建进一步阐释，自愿退票费的法律本质乃是违约金，理应以航司的实际损失为合理上限。此案中，消费者提前三日退票，航司有充裕时间再度售卖该座位，而扣费比例竟超过97%，显然超出实际损失范畴，属于不合理地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中国法学会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则强调，要让消费者安心消费、无后顾之忧，航司与平台必须秉持诚信守法之道，制定公正透明的交易规则，全方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及求偿权。本报道综合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７月３０日，一场聚焦职业教育科研与教研发展的盛会——２０２６年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在浙江金华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教育研究专家和学者汇聚一堂，围绕如何推动这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展开深度对话与思想碰撞。会议期间，多位嘉宾就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科研教研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任林宇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已获得显著提升，其发展轨迹呈现出历史性与格局性的深刻转变。然而，当前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步伐不断加快，加之学龄人口结构出现“排浪式”波动，这些因素都将给职业教育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林宇强调，必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且高效协同的科研工作，为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厘清方向、指明路径，方能在变局中找准定位。

针对“十五五”期间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的推进，林宇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一，要精准把握职教科（教）研的功能定位，以提升战略研究和咨询能力为抓手，充分发挥其在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和引导创新方面的关键作用；其二，要构建高效有序的科研组织架构，以重大项目和重点课题为引领，有组织地推动跨领域、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合作与联合攻关；其三，要聚焦关键问题确定研究内容，围绕职业本科发展、产教融合等核心议题，开展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储备性的研究；其四，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研究范式，加强跨学科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国际比较研究，同时强化数字技术应用，为研究提供数据、模型和工具等多维支撑。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祝鸿平则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教研与科研的关系。他认为，对于高技能人才培养这一目标而言，有组织教研与有组织科研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教研扎根于课堂，直接服务于教学实践；科研则深耕于研究场所，通过学科发展和技术创新，间接反哺人才培养。为此，他建议将有组织教研视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础工程”，同时推动有组织科研成为提升职教办学水平的“强大动力”，最终构建起教研与科研“双向奔赴”的协同生态。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在发言中分析了当前职业技术教育学科面临的诸多挑战。他指出，国际国内教育学科评价的压力日益增大，学科体系的时代化转型已迫在眉睫，而科研创新能力及对重大需求的响应能力仍有待增强。为应对这些挑战，北师大提出了“六个行动”计划以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具体举措包括推进重大平台基地建设、创新学术期刊杂志平台建设，以及强化科研工作支持和保障体系等。

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存贵分享了学校在汽车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创新实践。他表示，随着国家汽车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汽车产业正经历深刻变革，AI技术已全面渗透至整车研发的各个环节。为此，学校开展了汽车垂类模型训练与智能体精调，成功将通用AI能力转化为汽车职教领域的专业能力，并实现其向产业落地应用的价值转化。同时，学校以垂类模型为桥梁，推动校企共育汽车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直接参与教学，将基于垂类模型辅助设计的真实案例融入教学项目，实现了教学与产业的紧密衔接。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惠朝阳则介绍了学校在产教融合方面的探索。他提到，学校紧扣产业技术升级的痛点，秉持“产教联动、教研破局、技术攻坚、落地增效”的思路，依托牵头成立的新能源（光伏）装备制造等６个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以及陕西省低空经济技术应用等３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建立新能源与装备研发、增材制造领域的院士工作站，学校致力于应用型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业动能。

会议期间，多位专家也作了专题报告，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岳宗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葛道凯、华东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名誉所长及终身教授石伟平、《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编委及天津大学讲席教授潘海生、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评价专家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专门委员会主任黄达人、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大使衔代表杨进，以及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委产教融合总经理雍德钰等，他们的发言为会议增添了更多的专业视角与实践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