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个！不写论文也能拿下医学博士学位——北大医学部创新分类培养路径

今年五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答辩现场，2026届外科学（骨外方向）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铁大钊，现场演示了一款智能化术前规划系统如何在真实诊疗环境中操作运用。从自主提出的临床分型体系，到智能化的手术方案设计工具，这些根植于临床一线、又反哺于诊疗工作的创新成果，正是铁大钊此次申请学位所提交的实践成果。

一个月后，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铁大钊顺利通过审核，成为全国医学领域第一位凭借实践成果获得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临床医学研究难道可以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吗？铁大钊为何能凭一套软件完成博士答辩？这一切，还要从一种少见疾病说起。

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作为一种罕见且复杂的脊柱结构异常，因发病率不高，临床医生接触到的病例有限，长期难以积累丰富的诊疗经验。更棘手的是，每位患者的畸形表现千差万别，加之颈椎邻近脑干、脊髓等关键神经构造，手术中任何细微偏差都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多年来，国际范围内始终缺乏成熟且统一的临床分型和治疗指南，面对疑难病例，医生们往往依赖个体经验来制定手术策略，难以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诊疗路径。如何精准判断病情，如何为不同患者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成为该领域亟需攻克的临床难题。

作为一名供职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的青年医师，铁大钊每天所面对的，并非冷冰冰的医学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而又迥异的患者个体。从门诊接诊、病房巡查、影像解读，到术前探讨、手术策划、术后康复追踪——随着接诊病例的不断累积，铁大钊逐渐意识到，真正的挑战不仅在于疾病本身的罕见与复杂，更在于每位患者的情况各有差异，现有经验很难被简单地复制套用。

“如果能把多年积累的病例进行系统整理，从中提炼出规律，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套通用的判断标准，让医生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时能够有据可循，而不是只依赖个人经验？”这个念头驱动铁大钊开始重新翻阅科室十多年来积累的病历资料。依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建立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专病数据库，在导师周非非教授及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团队的专业指导下，铁大钊对这些病例进行了再分析、比对和归纳，并不断回到临床加以验证。历经反复调整与打磨，他最终构建出一套原创性的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

铁大钊坚信，临床医学研究决不能脱离真实的诊疗场景，医学生的科研应当“发端于临床、归宿于临床”。借助信息技术，铁大钊与团队将这一分型体系进一步转化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只要输入患者的影像数据，系统即可辅助评价畸形特征，为手术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既提升了疑难病例判断的规范性，也让不同医生之间能用同一种“语言”进行高效对话。

目前，该软件已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及国内多家高水平脊柱畸形诊疗机构推广应用，并正在全国多个临床研究中心开展验证。在铁大钊看来，这项研究的核心价值，不止于完成一项博士课题，而在于它切切实实帮助医生解决了临床中的实际难题。

202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以立法形式把“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之一。在周非非看来，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虽然在形式上各有侧重，但绝不是简单的一替一换，而应“透过形式变革，去追问研究生培养的深层命题：究竟什么类型的成果，才配得上‘临床医学专业博士’这一学位”。

临床医学的根本，在于从临床实际中发现难题，在攻克难题中凝练成果。正如周非非所言，在指导铁大钊的过程中，“教师团队始终在引导学生开展深层次的临床思考：什么是真问题？症结到底在哪里？一个有价值的临床分型，应当具备怎样的品质——是逻辑的严密自洽，还是临床的实际可操作性？”

铁大钊所提交的实践成果，正是循着这一路径展开的。从识别临床问题，到建立分型体系，再到研发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并投入临床应用，整个研究过程始终围绕真实诊疗场景持续优化与验证。“我们把学位评价的重心，从‘论文是否发表’转向‘临床问题是否解决、解决得是否具有学术水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部分院常务副院长徐明表示，这既是《学位法》施行后的新要求，也是北大医学部推进分类培养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此番改革“并非降低学术门槛，而是重新定义‘学术’的内涵——让临床难题本身成为学术课题”。

以实践成果作为学位申请依据，绝不意味着评价标准的放松。为确保学位授予质量，这一实践成果经历了与传统博士论文同等严格、甚至更为多元的评审流程。铁大钊就其实践成果撰写了详尽的报告，答辩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严格审议，并结合临床应用情况做了全面评估，最终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正式授予其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此次答辩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领衔，7位国内骨科领域权威专家共同组成，教育部及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到场监督指导。答辩过程中，铁大钊围绕先天性颈椎侧凸畸形临床分型体系的构建、智能化术前规划软件的研发及推广应用情况进行了系统汇报，并逐一回应了专家的质询。最终，经无记名投票，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其通过答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沈宁表示，此次探索构建了一套以临床创新价值、实际诊疗效益、多中心应用成效为核心的评价机制，真正实现了“临床产出成果，实践决定学位”。

“临床医学研究无法脱离真实诊疗场景，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出问题，更在于形成可验证、可应用、可推广的临床工具，切实服务于诊疗决策和患者利益。”对于亲历全过程的铁大钊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学位答辩，更是一次对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培养内涵的重新认知。

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唐熠达指出，这一探索既孕育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知识体系，也反哺了教育教学，形成了“临床—科研—转化—教学”全链条育人新模式，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大样本”。

为了达成理想的瘦身目标，如今不少人倾向于借助药物手段来干预体重管理。那些被冠以“躺瘦神器”之名的减肥针，凭借简单的注射流程和令人瞩目的减重成效，已然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式，迅速跃升为众多减重者心中的首选方案。

然而，许多未经医院专业评估便自行网购并注射的人，却遭遇了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个别案例甚至诱发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严重健康问题。这类减肥针究竟是否适合所有人？其潜在副作用有哪些？停药后会不会遭遇体重反弹？这些问题亟待厘清。

目前，多款减重注射针剂已获准上市，但无一例外均为处方药。胰高血糖素样肽-1本是人体肠道内天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核心功能在于降低血糖并抑制食欲。以此为依托，国内获批用于临床减重的针剂已逾六款。尽管不同药剂在靶点设定、适用对象及减重强度上各有差异，但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乏力、低血糖及腹痛等常见不良反应却普遍存在——这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作用机制的内在必然。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这类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减重针均属处方药范畴，拥有严格的适应症与禁忌症界限，唯有经医生全面评估身体指标后方可启用。违规私自采购、盲目跟风注射，本身便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者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陷入“节能状态”，其付出远超所获；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应严格避用。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明确指出：首先，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以及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病史或家族史者应坚决排除。其次，曾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伴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同样不宜使用。第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缺乏用药安全性证据，也不应轻易尝试。第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故不建议采用。

切勿盲目迷信减肥针的神奇效果。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下流行的几款药物开展了广泛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一针瘦终身”的奇迹，绝大多数人在停药后均会遭遇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为何停药即反弹？其机制何在？对机体又会带来何种影响？

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高达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渐恢复至用药前状态，且原本伴随体重下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亦会逆转回退。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解释称，减肥针犹如体外调控器，持续向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压。一旦停药，饱腹感消失而饥饿感重现，摄食量与进食频率随之增加，能量摄入相应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产生代谢适应，静息能量消耗趋于减少。一边摄入增多，一边消耗降低，能量正平衡迅速形成，体重反弹便不可避免。

减重绝非单纯依赖药物所能达成。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者，在体重快速下滑后草率停药，待反弹再度打针，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这种体重的剧烈波动对机体伤害深远：脂肪量递减而体脂率反增，最终引发代谢损伤，甚至导致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问题。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强调，体重达标后需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量并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平衡点。无论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都应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涵盖饮食、运动、睡眠及情绪压力管理。药物仅是减重强化期的辅助手段，为建立持久的生活习惯变革提供黄金窗口。能否坚持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将直接决定体重反弹的速度与幅度。

减重之道绝非一蹴而就的捷径，终究需要科学饮食与规律运动作为坚实根基。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远离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菜摄入，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为可持续的健康之道。

齐鲁网·闪电新闻7月30日报道（记者 徐红梅）翻开山东工业发展的历史画卷，前半章书写着“吨位”与“产能”的辉煌，而后半章正镌刻下“算法”与“模型”的崭新印记。从昔日以“大体量”著称的传统工业基地，蜕变为当今“智慧化”引领的产业前沿阵地，山东的转型路径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依托其完备的41个工业大类积淀，为数智经济开辟了一片最具潜力的“实践场域”。

01/ 厚积薄发，在产业根基中滋养数字生态

在中国广袤的工业版图上，山东无疑占据着“家底最为殷实”的地位——41个工业门类完整无缺，化工与装备两大支柱产业营收均逼近三万亿元大关，更有18个制造业细分领域营收跻身全国前五行列。从微小的螺丝配件到巍峨的远洋巨轮，山东的工厂几乎能够生产出整个产业链条中每一环节的产品。

然而，这些深厚积累的真正价值，正经历一场重新评估。当数智经济的浪潮将数据推上“新型生产要素”的核心位置，山东所掌握的并非凭空而来的信息洪流，而是数十年工业生产实践中逐步沉淀的宝贵经验——设备运行参数、工艺流程规范、供应链协作网络、质量管控体系，每一组数值都凝结着车间一线反复锤炼出的“智慧结晶”。截至2026年，山东已着手建设涵盖化工、钢铁、高端装备等领域的35个重点行业语料库，制造业31个大类语料库实现全面覆盖，数据“开放数林指数”领跑全国；2239家企业完成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贯标评估，数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首位。

这背后昭示着一个深层机理：山东并非简单“引入”数字技术，而是在“培育”数字基因。当其他地区借助互联网语料训练大模型之际，山东为人工智能提供的，是自家工厂车间里累积数十年的工业“真知灼见”。

02/ 务实笃行，在生产前沿构筑“产业大脑”

基因已然成形，如何有效发挥？山东给出的答卷，便是“产业大脑”。

这并非一个流于表面的技术平台，而是将行业知识图谱、工业数据仓库与大模型能力融会贯通的“智慧决策核心”。自2023年山东启动“产业大脑”建设计划以来，已成功打造130个“产业大脑”项目，13家企业跻身全国数实融合百强榜单，数量居全国首位，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斐然。

当众多区域仍在探讨大模型的文本创作水平时，山东的大模型早已深入车间、仓库等生产最前沿，投入实际运行。

在威海，迪尚集团将生成式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等前沿技术巧妙嵌入服装全产业链，打通设计研发、物料采购、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等环节的信息壁垒，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逾6000家企业新增销售额突破十亿元，成功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数字化转型标杆案例。

在青岛，少海汇智能家居产业园充分运用集平台化设计、网络化协作、智能化制造、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智能家居产业大脑”，助力园区内66家核心成员企业完成全方位、系统性的数字化革新，驱动产业集群迈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在临沂，新明辉智慧仓储物流园打造了工业安全品领域首个垂直电商平台，汇聚全球3000余个品牌资源，服务全国逾35万渠道用户，上万套智能设备保障出库准确率达100%。

时至今日，山东已拥有122个垂直专用大模型，覆盖制造业全部31个大类；全省20个项目入选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典型示范案例，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这些亮眼数据背后，彰显着一个传统工业大省向“智能制造”要增长动力的坚实跨越。

03/ 换道争先，在新质浪潮中积蓄未来势能

这正是山东实现“智慧制胜”的核心要素——在通用大模型竞争激烈的红海之外，开辟出工业级大模型的全新蓝海。这并非弯道超车，而是战略性“换道”前行。2025年，山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突破1200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10%，骨干企业达1124家，产业规模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济南—青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汇聚了全省近七成的人工智能企业，智能算力水平实现显著跃升。

从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蓝图”到生产一线的机械手臂，山东迈向科技强省的征程，正是一条将“科技潜力”转化为“产业动力”的典范之路。其最根本的经验，在于始终紧扣“科技创新”这一源头活水，并坚定不移地推进其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攀升至55.31%，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19条标志性产业链协同发力，7个集群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位居全国首位，累计培育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27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63家，均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产业大脑”在山东的落地实践，揭示了一个更为深远的趋势：数智经济的竞争焦点，正从“技术较量”转向“生态构建”。谁能够将行业经验转化为数据资产，谁能够让人工智能真正嵌入生产流程，谁就有望在下一轮产业角逐中主导定价权。当人工智能从“概念”走向“车间”，从“普适”走向“专业”，山东这场“润物无声”的转型探索，或许正是中国制造业数智化跃升最值得深入研究的鲜活样本。

哈尔滨7月16日专电（记者朱虹）《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6日在线刊发了一项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重要临床成果，由于波教授与田进伟教授领衔的团队，基于大规模临床数据，为罹患冠状动脉多支病变并接受支架植入的冠心病患者，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抗血小板治疗策略，被业内视为源自中国的创新用药方案。

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疾病始终高居致死病因榜首。最新发布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概要》揭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数据——大约每五例死亡案例中，就有两例与心血管问题直接相关。针对这一严峻形势，于波教授团队多年来一直聚焦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中高危斑块的演变机制及其临床结局的转化研究。于波教授指出，在需要接受支架治疗的冠心病群体中，约半数患者存在冠状动脉多支病变，这类患者体内往往伴有更为广泛且不稳定的斑块负荷。即便成功施行了血运重建并辅以规范的药物干预，其心血管不良事件复发风险依旧高企。因此，如何有效改善这一高危人群的远期预后，已成为当前心血管临床实践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术后抗血小板治疗被公认为支架植入后预防血栓性缺血事件的关键一环。为探索更优策略，研究团队精心设计并实施了DAPT-MVD研究，从最初的方案构思、多轮专家论证，到多中心团队的组建以及最终成果的揭晓，前后历时整整八年。该研究覆盖全国22个省份的97家临床试验机构，共招募了8250名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最终的数据分析表明，相较于单用阿司匹林，持续使用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长达12个月的治疗方案，能够将包括心血管源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及非致死性卒中等在内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概率显著降低18%，并且不会伴随大出血风险的上升。

据悉，DAPT-MVD研究系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病情稳定后抗血小板策略展开的大型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其研究结论无疑为这一类高风险患者群体的抗栓治疗优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循证医学新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