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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副学士，低分}上名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厚铭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6月23日起，各省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找陈峰咨询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和家长骤然增多。
他们最常问的是：高考400多分，能不能去香港读副学士？两年后，能不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这些学生中，有人被拦在本科门外；有人高考发挥失利，希望提升本科院校层次。副学士源自欧美，是本科之前的过渡学历，香港学制为两年。学生读完副学士，如果能升入香港高校本科并毕业，毕业证书与直接入读本科的学生完全一致。副学士也因此成了不少学生眼中的“学历跳板”。
陈峰曾在香港都会大学读副学士，今年刚从该校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香港副学士越来越受到内地学生和家长关注，但副学士并不等于“低分直通名校”。学生能申请到什么样的本科，取决于副学士阶段的成绩、语言能力和综合表现。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统计，2025年内地学生申请香港副学士人数达8200人。从读副学士到本科毕业，整体花费通常需要100多万元。陈峰经常提醒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香港副学士的教学方式、学习节奏和生活环境，都与内地高中有很大差异。副学士提供了一次重新竞争的机会，但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柳慧今年在广东参加高考，成绩距离本科线差了几分。她无法接受读专科。
家人建议她复读或出国读本科。如果复读，要再花一年时间，她也没有把握一定考得更好。柳慧一直在普通高中读书，直接申请海外本科，既缺少语言成绩，也缺少课外经历。突然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她也担心难以适应。
申请香港副学士则不需要语言成绩。高考出分前，学生可以先提交高中平时成绩，获得有条件录取；出分后，如果高考成绩满足要求，就可以换取正式录取。等到高考出分后再申请，流程更简单，从提交申请到获得录取，可能不到一周。
留学机构向柳慧介绍，副学士“回报高”，高考成绩300多分也有机会申请。通过副学士，学生可以再申请“港八大”的本科。“港八大”通常指由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八所高校，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这对柳慧充满诱惑。按照留学机构的介绍，副学士毕业后，可以直接衔接大三，与正常读本科的同届学生一起毕业。香港副学士的学费通常也只有同校本科的一半左右。柳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留在内地“专升本”，至少要五年才能本科毕业，毕业证上还会留下专科的“烙印”，很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
对于内地学生而言，香港副学士仍不算一个大众的选择。王海蒂2018年赴港就读副学士，随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相关内容。她记得，当时关于香港副学士的公开信息寥寥无几。2023年硕士毕业后，她创办了一家留学机构，专门从事香港副学士申请和升学规划。她发现，这两年，前来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的问题从最初的“什么是副学士”，逐渐转向“如何申请”“如何规划后续升学”。
不同香港高校副学士的申请难度不一。王海蒂介绍，门槛较低的学院，高考成绩三四百分即可；要求较高的学院，通常要求高考成绩达到本科线以上，英语成绩在90分以上。
“最近两年，通过新东方申请香港副学士的学生年均增长约20%。”新东方总部亚洲英语系业务主管冯越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披露的在读生数据推算，每年有数千内地学生赴港读副学士。
冯越认为，副学士变热，与香港留学整体升温有关。受国际形势、港校排名上升等影响，越来越多内地家庭开始把香港作为重要留学目的地。过去，申请副学士的学生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近几年，北方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不少来自山西、内蒙古等地。学生本科毕业后如果留港工作，并符合连续居住七年等条件，可以申请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柯米刚从深圳一所普通高中毕业。高二那年，父母通过香港“高才通计划”获得在港居留资格，她也随之获得受养人身份。随后，她转入高中国际部，开始准备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也就是俗称的“香港高考”。由于准备时间较短，柯米在DSE英语科目上明显吃力。
今年，她又赶上政策调整。像她这样以受养人身份在港居留的学生，如果想复读一年再战DSE申请本科，需要到香港高中插班。因此，她选择用DSE成绩申请副学士。柯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所在学校的国际部，不少同学也由于类似原因选择副学士这一“跳板”。
升学压力下的“生意经”
去年9月，张敏进入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读副学士。入学第一天起，她就做好了“再读两年高三”的准备。
这是因为读了副学士后，学生必须在两年内争取足够好的成绩，才能继续申请本科。对香港本地学生来说，副学士毕业后，既可以继续升学，也可以直接就业；但内地学生副学士毕业后，既不能在香港求职，也不能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冯越解释，如果不能升入本科，副学士很容易成为一种“断头学历”。
但高三的学习经验，很难直接适用于副学士。张敏的专业是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门课程的考核形式都不相同，很难像高三那样通过刷题提分。在全英文授课环境下，语言也成了她和不少同学遇到的最大障碍。陈峰介绍，副学士阶段的很多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小组作业和课堂展示的分数占比也很高。
相较于直接本科留学，读副学士试错时间更短。第一学年结束后，学生就要开始准备本科申请。因此，不少留学机构推出了“陪跑”服务，内容覆盖副学士申请、在读辅导和升本规划。
郑芳去年从深圳某高中毕业，到香港某高校读副学士。高考前，校长请来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介绍副学士“陪跑”服务，收费约10万元。郑芳父母选择了购买。她介绍，副学士期间，如果在论文或作业上遇到问题，她可以随时向机构老师求助。有时临近截止时间，她也会请对方直接修改作业。寒暑假期间，她还会到深圳上机构的雅思课。
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副院长陈羿帆也注意到了“陪跑”服务。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并不鼓励学生依赖校外机构。校外机构不会比任课老师更了解课程考核要求。“例如，有些机构可能沿用上一年的作业要求来辅导下一届学生。”她提醒，香港高校不允许学生提交并非本人完成的作业，如果被认定存在学术诚信问题，相关作业可能被判零分。
王海蒂所在的机构也提供“陪跑”服务。她认为，按照业内相对规范的做法，机构只能告诉学生修改建议，不能直接替学生完成作业。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机构会与学生签署确保升学的协议，可能越界。
郑芳介绍，价格更高的“陪跑”服务还包括研究生申请。围绕副学士形成的服务周期长、环节多，对留学机构而言，是一门不错的生意。据了解，香港本地“陪跑”机构和内地一些大型机构收费较高，两年费用通常在30万元左右，多以线下辅导为主。一些小型机构价格相对较低，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
香港一位留学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一些香港保险、金融类机构也开始推出副学士的“陪跑”课程，将其作为接触潜在高净值客户的入口，并促成后续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合作。这类机构往往更擅长包装和销售，但教学质量很难与专业教育机构相比，对学生的帮助有限，也更容易出现纠纷。
不对称的“信息差”
去年，家住广东的霍然申请到了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附属学院的副学士。入学后，他才知道，自己并不在香港大学的主校区上课。副学士课程被安排在单独的教学楼，距本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信息差之下，相关留学机构也出现了一些乱象。王海蒂介绍，有的机构会混淆办学主体和学院身份。例如，一些副学士由香港高校下属学院、专业进修学院或持续教育学院开设，但在招生宣传中，机构只突出大学校名，让家长误以为学生进入了“港八大”。
还有机构称，副学士可以冲刺“港前三”(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但王海蒂介绍，这类学生大都来自香港本地。香港本科招生中，本地生和非本地生分属不同赛道，申请通道和名额安排都不相同。非本地学生名额更加有限，内地学生升学难度也比本地生高得多。
据冯越的申请经验，近几年，内地学生通过副学士升入“港前三”本科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想冲刺“港前五”(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副学士阶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至少要达到3.5。即便如此，因为是名校，学生有可能不能直接衔接大三，而要从大一大二读起。“有学生同时拿到香港理工大学本科大一和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大三的录取，最后选择了香港浸会大学。”
冯越介绍，如果目标是“港八大”，GPA最好在3.0以上，如果GPA在2.7左右，也有机会升入香港私立本科。如果成绩更低，学生还可以转向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本科，但通常需从大一或大二重新读起，学费也比香港更高。
王海蒂认为，选择副学士需要做好预期管理。它更适合英语基础较好、高考成绩接近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但又不甘心去普通本科的学生。如果高考成绩在300分以下，学习能力较弱，不建议轻易选择副学士。
在一些合作办学项目中，读副学士甚至不必去香港。家住湖北的吴鄂原以为自己只能读专科。2021年高考，他超常发挥，距本科线差十几分。经熟人介绍，他选择了湖北工业大学港澳班的“3+2”项目：学生以香港伍伦贡学院副学士身份注册学籍，前三年在湖北工业大学学习，之后再申请香港本科。这类项目的学费和生活成本明显更低，录取门槛也更低。吴鄂班上甚至有同学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
开学后，吴鄂发现，除了住宿条件稍好一些，自己和其他在校生毫无区别，老师也都来自湖北工业大学。副学士的课程和考试由香港伍伦贡学院提供，但实际管理要宽松得多。学生偶尔缺课，平时成绩也可能拿到满分。有一门开卷考试，吴鄂和另外六名同学甚至带着“枪手”写的答案进考场。毕业时，他的成绩位于班级中上游，并申请到了香港都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读大三。
在香港都会大学，学习强度明显高于副学士阶段。与吴鄂“3+2”项目同届的另一名学生，即将从香港都会大学本科毕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来到香港的第一学期，四门课中有两门挂科，且难以适应本科生活。他们同届大约60人升入香港都会大学，按时毕业的不到20人。
吴鄂参与的项目，并不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名单上，也就是俗称的“计划外办学”。学生没有国内高校学籍，本质上属于一种培训项目。他前两届的部分师兄师姐，还因为学历无法被教育部认证和学校打了官司。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常甜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对内地合作高校而言，此类项目有助于增加国际化元素；对香港副学士颁授院校来说，也能提前锁定一定生源。但香港副学士如果教学质量的一致性、学术衔接的连贯性被削弱，其认可度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内地学生赴港就读副学士，这一制度本身也在悄然变化。
张敏读副学士一年级时，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被分成不同班级，如果内地班的同学听不懂，老师偶尔会用普通话引导。等到二年级，内地学生和香港本地学生再重新合班。陈羿帆介绍，去年学院还引进了一名来自内地的辅导员。
在香港，绝大部分开设副学士的学院均为自资性质，也就是说自负盈亏。2025年2月，香港教育局宣布放宽自资院校招收内地学生的限额，将限额逐步提升至40%。陈羿帆介绍，学院也会逐步调整招生安排。而且，近年来学院也在加大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例如，学院与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合作共建了数码商业实务课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在信息及通信科技(ICT)领域有优势，部分ICT课程由该校教师来港授课，学生也会到深圳进行体验式学习。
香港设立副学士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扩大高等教育机会。常甜介绍，2000年前后，香港只有约18%的中学毕业生能升读受政府资助的高校。2000年引入副学士制度后，更多学生有了进修机会。近年来，香港学龄人口下降，部分没有政府资助的院校面临招生压力。内地学生的到来，填补了一部分学额空缺，也为院校提供了财务支撑。
常甜介绍，相较于香港本地学生，内地学生读副学士只是“学历跳板”。随着学业竞争日趋加剧，副学士教育也容易被应试导向牵引，通识素养和职业探索空间被压缩。院校在资源分配和教学安排上，也更倾向于回应学生的升学需求。
“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两地学生在制度层面的不匹配。”常甜分析，内地学历认证体系目前尚不认可副学士，是因为香港副学士属于过渡性学位，简单将其等同于内地的大专，可能低估其英文教学及衔接本科课程的价值。若贸然纳入认证范围，也可能被不当利用。
常甜介绍，一些完成副学士课程的学生，具备一定学业基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回流内地，可能只被当作高中毕业生对待，造成了人才错配。她建议，可先在大湾区探索衔接机制。比如，将副学士与内地职业本科教育对接，建设“学分银行”，让学生在副学士阶段取得的学分等学习成果，能在继续升学或企业招聘中获得认可和转换。
今年9月，陈峰即将到香港浸会大学读研。虽然本科申请结果并不令他满意，但香港本科背景让他在申请研究生时更有优势，最终也圆了“港八大”的梦。在他看来，只要能力匹配，许多副学士毕业的内地学生不会止步于本科，而是会继续读研、工作，争取香港身份。他们高考时可能只是本科线附近的水平，经过几年努力，也有机会与当年考入“双一流”本科的学生站到同一个竞争场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功能特点
GDP十{强城市易位，新变量出现}了
随着南京上半年经济数据的揭晓，中国城市GDP十强的最新座次已然尘埃落定。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69.6万亿元，同比攀升4.7%，较去年同期新增了3.6万亿元的体量。在这盘经济大棋局中，排名前十的城市合计贡献了9734亿元的增量，这一数字占据了全国总增量的逾四分之一，彰显出头部城市的强劲引擎效应。
放眼这十座领跑者，上半年有九座城市的经济增速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深圳和广州以5.8%的增幅并列榜首，武汉则以5.7%的微弱差距紧随其后，摘得探花之位。然而，表面亮丽的成绩单背后，各梯队内部的竞争暗涌不断，较量正悄然升级。
上海与北京凭借服务业的强力驱动，正稳步迈向“6万亿元”的门槛，头部城市的规模优势愈发显著。与此同时，重庆虽在增速上未能跑赢全国，却在经济总量上成功超越广州，重新夺回“第四城”的宝座。而苏州、成都、杭州与武汉之间的缠斗则更为胶着，彼此间仅有百亿元级的微小差距，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写全年的最终排名。
不过，比座次变动更值得玩味的是促成这些变化的深层驱动力。透过服务、工业、投资等细分领域的详实数据，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城市差异化增长背后的独特逻辑。作为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双子星，上海上半年交出了5.6%的增速答卷，高出全国水平0.9个百分点。有分析人士指出，若此增势得以延续，上海全年GDP冲刺6万亿元大关几无悬念。同期，北京的经济总量达到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超出全国均值0.7个百分点，在半程节点上已稳稳跑赢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
深入剖析，服务业无疑是这两座超大城市的核心引擎。上半年，上海和北京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2.2万亿元和2.3万亿元，将其他城市远远甩在身后，占各自GDP的比重高达79.4%和87.4%。即便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之上，两地的第三产业增速仍分别达到5.9%和6.1%，领跑GDP十强城市阵营。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采访时分析道，北京与上海作为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的龙头核心，近年来已逐步形成了“北京研发、河北转化”和“上海研发、周边转化”等高效的协同发展模式。这种精准定位使得两地在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现代服务业领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
从宏观视角审视，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1.4万亿元，占GDP比重为59.5%。在经济十强城市中，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绝大多数城市也已跨越这一基准线，唯独苏州的服务业占比为54.8%，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细察数据可以发现，当前各地服务业的迅猛扩张，主要得益于一批高成长性的新兴服务行业。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增长极，上半年增加值分别实现了10.7%和11.9%的同比攀升。这一趋势在经济十强城市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以北京为例，上半年服务业拉动全市GDP增长5.3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5亿元，同比增长9.4%，单这一项便贡献了2.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南京，作为十强中唯一的“准2万亿元”城市，其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速高达6.3%，位居十城之首。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了12.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0.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也录得5.1%的涨幅。今年4月，我国首个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服务业进入了顶层统筹、系统发力的全新纪元。以南京为例，其已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75万亿元的目标，这意味着在2025年的基础上，未来五年需再新增4000多亿元。
同处3万亿元经济体量阵营的深圳、重庆和广州，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广深两地以5.8%的增速并肩领跑，而重庆仅录得4.2%的增幅，成为十强中唯一未能跑赢全国水平的城市。广深两地的强劲增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这一“压舱石”的有力支撑。
上半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这无疑是在高基数之上跑出的加速度。回顾过去两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分别达到9.7%（2024年）和5.4%（2025年），持续保持着稳健的上升势头。这背后，关键领域的强力拉升功不可没：制造业整体增长9.3%，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2.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增长12.3%。在高技术产品方面，3D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分别实现了58.1%、43.9%和25.5%的惊人增长。
相比之下，广州则正借助工业的回暖实现快速“回血”。自2020年以来，这座“第一省会”的经济增速一度落后于全国或全省水平，工业被视为主要的拖累因素。其中，作为核心支柱的汽车制造业产值曾一度下滑约20%，不仅令广州失去了“汽车第一城”的光环，也使其被挤下了“经济第四城”的地位。然而，今年一季度，广州经济增速强势领跑GDP十强城市，经济总量以65亿元的微弱优势反超重庆，重回第四位。步入上半年，广州再度斩获十强最高增速，并创下自2022年以来的同期增速新高。有观点直言，这是广州近五年来最有力的一次经济修复。
工业尤其是汽车制造业的回暖，成为广州高增速的关键推手。上半年，广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汽车制造业增长9.1%，而去年同期的这两个数字仅为0.7%和-5.7%。反观重庆，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速（2.2%）和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4.1%）均位列十强后段，但其摩托车整车产量却达到了572.77万辆，增幅高达49.7%。从经济总量来看，由于基数差异等因素，上半年重庆再度拉开了657亿元的领先优势，成功夺回“第四城”之位。不过，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剧，同样以汽车制造为支柱的广州和重庆，围绕“经济第四城”的拉锯战依然悬念迭起。
视线再向后移，苏州、成都、杭州和武汉之间的贴身竞速同样令人瞩目。作为全国新一线城市的代表，这四城近年来经济增长势头异常迅猛，已然成为十强格局中最大的变数。今年上半年，苏州以1.4万亿元的GDP位居四城之首，成都和杭州分别为1.3万亿元和1.2万亿元，武汉则为1.1万亿元。两两之间的差距大致在千亿元量级，四城的全年经济总量也同处于2万亿元级别。
武汉的表现尤为亮眼。其5.7%的经济增速在十强中排名第三，并创下武汉近五年同期新高。同期，苏州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再度跑出5.6%的增速，增势同样强劲。在曾刚看来，苏州和武汉之所以能实现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尤其是芯片产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借助国产化替代进程的持续推进，这两座精准踩中风口的城市正迎来巨大的发展红利。数据显示，上半年武汉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高居十强首位，即便在已公布数据的万亿元城市中也仅次于合肥，位列第二。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了90.8%，电子设备制造业对规上工业的贡献率竟达到100.4%，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更是首次超越了“车钢油烟”等传统产业。当地媒体对此评价道：武汉制造业的主角，已然换了新面孔。
苏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AI（人工智能）产业的引领效应持续凸显，带动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等需求旺盛，拉动电子信息业产值同比增长10.0%，已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眼下，硬科技已成为各地全力加码的赛道。比如，成都上半年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全力推进国星宇航、星际荣耀等商业航天项目建设，1至6月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9.1%；同时推动四川航发、天马精密等重点制造业企业的技改升级，1至6月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1.2%。
再看杭州，上半年工业投资增长16.4%，制造业投资增长15.4%。在主要制造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长44.6%，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35.9%。当地专家分析指出，围绕人工智能的持续投资，已成为推动杭州产业结构优化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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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携手北大国际医院开展义诊 （为职工送上“健康大）礼包”
7月27日，北京讯（赵方园 张静 陈庆洋）一场别开生面的“网聚仁心，医道惠民——中新健康义诊”活动在中国新闻社温情启幕。此次义诊由中国新闻网联手中国新闻社工会，特邀北大医疗集团旗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与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共同承办，旨在为常年伏案奋笔的新闻工作者送去便捷、权威的健康咨询与诊疗关怀。
北大医疗集团麾下现拥有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北大医疗家庭健康管理中心等多元医疗机构，涵盖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及健康管理中心，整体床位规模达6000张，汇聚了30余位国家级主委及副主委专家、180余名学科领军人，以及30余个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学科，年门诊量高达350万人次，医疗服务能力深得业界信赖。
本次义诊精准对接媒体人常见职业病——久坐不动、作息紊乱等痛点，来自康复医学科、中医科、神经内科、全科医学科及眼科等领域的20名医护人员，为现场300多位员工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专项诊疗与个性化健康指导。
参与此次义诊的医护阵容颇为亮眼，包括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熊祎虹、眼科副主任医师李孝纯、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杨团峰、全科医学科主治医师吴萌、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崔蒙蒙、中医科主管护师赵玉环、康复治疗师马淑敏，以及北大医疗康复医院康复管理部的康复治疗士李喆等。他们逐一为中新社员工问诊辨析，并根据个人体质与生活节奏，量身定制调理方案。
中医科与康复医学科诊台前人头攒动，前来咨询者络绎不绝。熊祎虹观察发现，求诊者以年轻人居多，多因工作高压和焦虑情绪引发消化道不适与睡眠欠佳。她强调，中医素来提倡“治未病”理念，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尤为重要，呼吁大家尽早养成规律作息、均衡饮食的习惯，并善用情绪调节技巧。崔蒙蒙则指出，咨询者中颈肩酸痛、腰肌劳损现象最为普遍，这与媒体行业长期伏案、缺乏运动的职业特性密不可分。她建议，工作中应每隔一段时间起身舒展颈肩和腰腿，若疼痛明显可先行外敷膏药缓解，若症状未减则需及时就医，通过规范的康复训练强化脊柱稳定性。
“在单位就能挂上专家号，还能顺带抽个奖、品杯养生茶，这福利实在太暖心！”中新网海外中心员工黄方在体验完耳穴压豆后由衷感叹，整个流程高效流畅，医生专业细致，给出的建议也别具匠心。中国侨网员工韩辉则尝试了颈肩理疗与筋膜枪放松，他形容“手法到位，肌肉松弛，整个人轻盈了不少”，坦言“平时忙得根本抽不出空跑医院”，如今医生走进办公楼，既省时又省心。
义诊现场还专门设置了特色筛查与体验专区，涵盖皮肤检测、耳穴压豆、深层肌肉刺激仪理疗、筋膜枪康复、康复手法体验及裂隙灯检查等项目，并设有抽奖环节与中药茶饮品鉴区，让职工在问诊之余也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中新健康长期深耕健康公益事业。2024年，平台曾携手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开展职工义诊活动；2025年，中新健康与中新公益又联合北京和睦家医疗救助基金会，发起“两癌”筛查及高原义诊行动，为青海省玉树州约2500名高原适龄女性提供免费宫颈癌与乳腺癌筛查，并配套后续随访服务。该项目已荣获2025中国新媒体公益十大优秀案例，并入选2025“数爱无疆”数字公益故事征集展播名单。
中新健康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拓展与优质医疗机构的深度协作，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义诊活动，既为职工健康筑起坚实“护城河”，也将专业医疗资源下沉至更多亟需地区，助力提升偏远区域的医疗服务可及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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