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肿瘤靶向治疗手段日益普及，骨质疏松症患者与肿瘤骨转移人群长期依赖护骨类及抗肿瘤药物的情况已十分常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药物会显著削弱颌骨组织的修复再生能力。一旦此类患者接受拔牙、种植牙等口腔侵入性治疗，极有可能诱发颌骨长期裸露、组织溃烂乃至坏死，医学上称为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尽管这一病症在临床中的发生率并不算高，但其病理过程顽固、治疗难度极大，成为口腔科、骨科与肿瘤科三大学科携手应对的棘手难题。

颌骨作为全身骨代谢最为旺盛的区域，其牙槽骨处于持续更新状态，血供极为丰富，同时它也是全身唯一容易发生药物性骨坏死的骨骼结构。目前医学界普遍认同四大机制可干扰颌骨的自愈能力：破骨细胞功能受抑、创面处新生血管生成受阻、口腔菌群持续侵袭，以及联合使用两类高危药物时造成的骨吸收抑制与血管再生障碍相互叠加。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好发人群可明确划分为两大类别，同时也是日常门诊中最容易被忽视用药史的患者群体。其一是中老年骨质疏松患者，长期通过口服或注射抗骨吸收药物来延缓骨质流失；其二是伴有骨转移的恶性肿瘤患者，涵盖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及多发性骨髓瘤等癌种，通常需借助骨保护剂及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来控制骨破坏进程。上述人群一旦接受口腔手术，颌骨坏死的发生风险将骤然攀升。

当然，并非每一种牙科操作都会触发病变。临床数据显示，约六成病例源于拔牙操作，牙周手术占比15%，种植牙手术约占10%；而根管治疗、充填修复、常规洁牙等不涉及牙槽骨损伤的治疗几乎不会诱发颌骨坏死。这为临床决策界定了清晰范围：服药人群应优先选择保守性牙科处理，尽最大可能规避有创性骨手术。

诱发颌骨坏死的高危药物可分为抗骨吸收类与抗血管生成类，二者机制各异，若联合应用则会使风险成倍上升。抗骨吸收药物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来减少骨骼破坏，骨质疏松及肿瘤骨转移患者均广泛应用。该类药物使用时长及给药途径直接左右风险高低：静脉用药的威胁显著高于口服，且用药周期越长、累积剂量越大，发病概率便越高。抗血管生成靶向药多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旨在阻断病灶新生血管，但其同样会切断口腔创面的血液供给，使软组织难以覆盖裸露骨面，即便是微小创伤也无法顺利愈合。

要想在口腔治疗需求与颌骨坏死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仅凭口腔科医师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必须构建起涵盖口腔科、内分泌科、骨科及肿瘤科的多学科协作诊疗体系。风险评估应围绕三大核心维度展开。第一，全面梳理用药史：就诊时患者须精准陈述药物名称、用药目的、给药途径及持续时间，切忌笼统表述为“打过骨针”或“吃过钙片”。肿瘤患者用药剂量较大、常合并放化疗，整体风险显著高于骨质疏松人群。第二，系统评估全身基础状况：排查血糖水平、免疫功能及营养状态等因素，长期化疗或使用激素者创面愈合能力明显下降，需提前调整全身基础条件。第三，完善口腔影像学与临床检查：重点筛查龋齿、牙周炎、残根、根尖炎症等感染病灶，尽早消除所有潜在口腔感染源，从源头减少术后感染诱发坏死的可能性。

依据患者是否已开始高危药物治疗，临床将分阶段拟定牙科手术方案，并实施差异化安全诊疗路径。对于尚未用药者，最佳策略为先完成口腔预处理，包括洁牙、龋齿充填、拔除无保留价值的残根、处理重度牙周疾病，待全部创面软组织愈合2至4周后，再启动骨保护或靶向治疗，此举可直接降低逾50%的发病风险。而对于已经长期用药且确需接受口腔手术的患者，停药方案因药物种类而异：口服双膦酸盐可暂停3至6个月；静脉双膦酸盐因半衰期极为漫长，不建议贸然停药；地舒单抗在停药3至4个月后血药浓度显著下降，骨代谢得以部分恢复，手术安全性相应提高。

需要特别强调，是否停药、停药时长等关键决策，必须由开具处方的肿瘤科或内分泌科医生裁定，切勿自行做主。擅自停药可能诱发椎体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高钙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若遭遇急性间隙感染或颌骨骨折等紧急状况，无法等待停药窗口期，医生将全程采取微创操作，减少软组织翻瓣、保护局部血运，术后严密缝合以封闭骨面，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并实施长期随访监测。

若术后超过4周创口仍不愈合，须高度警惕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的可能。治疗并不追求一刀切式处理，临床采取阶梯式分层方案，依据病情轻重对症施策，多学科协作全方位保障患者安全。轻症患者以保守治疗为主，所有患者均需落实日常基础护理：使用氯己定漱口水抑制细菌，以双氧水定期冲洗裸露骨面，减少口腔菌群的持续损害；若出现红肿流脓，遵医嘱服用抗生素，同时补充维生素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此外还需调控血糖、增强营养、提升免疫力，并在肿瘤科或内分泌科指导下调整高危药物，严禁自行停药。

若保守护理后仍反复肿痛、炎性肉芽组织增生，则需行微创清创术。医生仅清除松动的坏死颌骨碎片，尽量保留健康骨组织，术后严密缝合黏膜或转瓣覆盖创面，延长抗感染疗程，并定期复诊观察恢复进展。对于存在大面积死骨、皮肤瘘管乃至颌骨骨折的重症患者，则需实施外科手术，切除病变骨段，必要时移植骨组织修复缺损。高压氧治疗可作辅助手段，提升颌骨血氧供应，促进创面愈合。

药物相关性颌骨坏死具有明确的早期预警征象，包括术后超过4周创口不愈、牙龈反复肿痛、口腔内可见黄白色裸露死骨、持续口臭或流脓等，一旦出现上述表现须立即就医复诊。日常防控的核心原则清晰明确：用药前完成全面口腔预检；用药期间优先选择充填、根管治疗、活动义齿等保守手段，尽量避免拔牙及种植；确需有创手术时，严格遵循多学科医生制定的个体化方案；平日注重口腔卫生维护，每半年定期进行口腔复查，最大限度减少局部慢性炎症刺激。

暑期一到，不少家长便带着孩子涌入口腔医疗机构，咨询牙齿矫正相关事宜，各地口腔医院也随之迎来一波就诊热潮，个别院区的门诊接诊量甚至攀升至平日的两到三倍之多。随着大众对口腔健康的日益重视，近两年儿童牙齿矫治热度持续走高，“越早矫正效果越好”“整牙能重塑脸型”“不让孩子输在颜值起点”等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除传统的牙套佩戴之外，诸如牙弓扩大、下颌引导等项目，因号称能改善孩子的面部轮廓，也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家长的关注与追捧。儿童的牙齿矫正，果真越早越有利吗？这些看似“神奇”的干预手段，又是否真能让牙齿排列更加整齐、面容更加和谐呢？本期“朝问健康”栏目，我们一同来探个究竟。

究竟多大的孩子进行牙齿矫正最为适宜？这一直是家长们最为关切的话题。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如今前往正畸门诊就诊的儿童，年龄偏小的趋势愈发明显。对此，专家特别提醒，过早介入矫治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可能干扰孩子整个面型的自然发展，甚至会对正常的生长发育乃至日常生活与学习产生负面影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学科带头人周彦恒指出：“有些孩子甚至两三岁就开始戴矫治器，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原因在于，这个阶段很多牙颌问题尚未真正显现；同时，部分畸形其实并不需要干预，比如轻度的牙齿排列不齐，或是替牙期生理性的小缝隙等，都属于正常现象。”

对于绝大多数儿童而言，理想的矫治时机通常是在乳牙与恒牙完成替换之后，大致在十二岁上下。此阶段，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善，上下牙列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趋于稳定，加之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牙周组织具有较好的改建活性，牙齿移动的速度相对更快，因此进行正畸往往能缩短疗程、提高疗效，且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也相对较低。当然，也有少数儿童因其牙齿存在特殊情况，需要尽早介入干预，家长对此也应保持警觉，及时寻求专业评估。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主任李巍然表示：“若出现牙齿无法正常咬合、反颌等情况，咀嚼或口腔功能受到明显影响，诸如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口呼吸等不良习惯，或是某些个别牙的错位若不及时处理可能带来创伤隐患，均需尽早干预。例如‘地包天’最早在乳牙期即三至四岁，只要孩子能够配合治疗便可开始；而口呼吸等不良习惯，更需要在较小时期就着手纠正。”

近期，咨询“扩弓”治疗的家长数量显著增多，不少人听信“扩弓”能够避免拔牙、令牙齿排列整齐，且幼年开展还能改善脸型。这些说法究竟有几分可信？李巍然主任解释道：“所谓‘扩弓’，实质上是适当拓宽牙弓，增加其周长，从而为牙齿提供更多排列空间。比如当后牙呈现反颌，也就是‘地包天’状态，即上颌被下颌包覆、上颌骨相对狭窄时，这类患者确实需要通过扩弓来拓宽上颌牙弓，以便使上下颌能够良好匹配，帮助孩子恢复正常咬合功能。但这类情况在人群中并不十分普遍，绝非常规性的治疗手段。”

专家进一步强调，若不符合适应症而强行扩大牙弓，非但不能对面型产生有益作用，反而可能对牙齿造成损害。对于脸型本就正常的孩子而言，“扩弓”不仅无法预防嘴凸，还可能适得其反，出现牙齿外飘、嘴唇前突等情况，反而拉低整体颜值。李巍然补充道：“因为牙弓被过度扩展后，其稳定性往往欠佳，可能已进入肌肉活动的范围，远期效果并不稳固。临床上不时会见到一些孩子过早接受了扩弓治疗，等到恒牙全部替换完成后仍需再次矫正。扩弓虽将牙排齐了、牙弓也扩得宽大，但此时却会发现嘴唇比以前更凸，美观度下降，通常还需进行二次矫治，甚至往往需要拔牙方能解决。”因此，拒绝盲目矫正与过度矫治，至关重要。

当下，部分家长将牙齿正畸视同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对此，口腔科专家郑重提醒，正畸本质上是一项旨在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而非单纯追求精致五官的医美整形。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使命在于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合理的矫治手段，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状况、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从而规避牙周疾病、睡眠缺氧等潜在健康风险。而颜值的提升，仅仅是治疗过程中顺带的附加成果。正畸具有严格的医学适应症，绝非批量生产的“整形模板”，世上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孩子的万能矫治方案，必须依据口腔CT影像、颌骨数据及咬合关系等综合判断。过度矫治或不当矫治，极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紊乱等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进行专业的口腔正畸筛查，摒弃盲目低龄矫治与过度治疗的理念，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守护孩子口腔及颌面部的长久健康。

盛夏时节，夏热勒津村的湿地公园里，满目翠绿，荷花竞相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在碧波间随风摇曳，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偶有水鸟轻盈掠过，带起一圈圈涟漪。这片水光潋滟、荷叶连天的湿地，坐落在新疆博乐市贝林哈日莫墩乡，占地面积300亩，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荷乡藕遇”。

然而在六十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满目苍凉的戈壁荒滩。“1962年，我才9岁，就跟着父母和另外50位湖北老乡，一路颠簸半个多月，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成了第一批支边开荒者。”村民李振芳忆起往事，眼中泛起波澜。这里和山清水秀的湖北老家天差地别，初次拿起坎土曼和铁锹，一锹挖下去，翻起来的全是白花花的盐碱壳，手上磨出的血泡刚结痂又被磨破，周而复始，疼痛难忍。

“咱们不怕吃苦，不怕受累，硬是一锹一锹，在盐碱地上刨出了100多亩可耕之地。”李振芳说，日子勉强能过，但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大家心中始终放不下故乡的荷花莲叶，更忘不了那清甜爽脆的莲藕。1984年，李振芳的父亲回乡探亲，特地从湖北带回10节藕种，满怀希望地埋入土中，却因无法抵御当地极端低温，第一年试种，藕种全部冻死。

“我们不死心，第二年换了思路，用湖北老家的湿泥将藕种仔细包裹起来，再一路带回博乐。”李振芳说，春风终于吹化冻土，深埋塘底的藕种顽强地活了下来，先是冒出嫩芽，逐渐舒展成叶，绿意一点点蔓延开来。曾经寸草难生的戈壁滩上，荷叶终于探出了头。

从最初的零星几株，到后来的小片荷塘，再到今天连片成势；从邻里的冷嘲热讽——“盐碱地里长不出金疙瘩”，到如今规模化连片种植的喜人成果，夏热勒津村的荷塘一年比一年繁茂，“戈壁荷花村”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一池荷花，不仅激活了一方乡土，更让百姓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前两年，我们依托这片湿地资源，争取到1000万元项目资金，对老旧水塘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升级。我们始终坚持最大限度保留湿地原有生态风貌，不打乱自然水系，也不搞过度商业开发。”村党支部书记张秋银说，如今，平整的环湖步道蜿蜒舒展，规范的停车场宽敞整洁，临水栈道、观景平台、野趣垂钓区错落有致，移步即景。2024年，这片深藏于戈壁深处的荷乡秘境，成功获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如今的夏热勒津村人气节节攀升，年均接待游客超过5万人次，周边农家乐和商铺户均年增收逾1万元。

如今，夏热勒津村的水系由地下水与地表水交汇而成，天然温润的泉水滋养着整片湿地，打造出北疆稀缺的独特生态体系。夏日里，活水澄澈、荷香四溢；寒冬时节，水温适宜、水草依旧常青。每年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天鹅、野鸭等各类候鸟在此栖息越冬。清晨，薄雾笼罩水面，飞鸟翩跹起舞；傍晚，落日余晖洒满波光，水天一色，这里已成为区域里耀眼的生态名片。

荷塘边，那首饱含深情的《湖北老乡》时常响起，旋律悠扬。援疆情谊、支边经历、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都沉淀为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温度，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感受到这份跨越山水的深情与坚守。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断中，脑脊液细胞学检测堪称一把关键的“金钥匙”，而我国在相关高端设备领域有望实现自主创新的重大突破。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王振海教授团队携手杭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脑脊液细胞形态自动分析仪”，或将彻底扭转国外品牌在高端病理诊断装备上的长期主导地位。

脑脊液中的细胞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形态变幻多端，尤其是疾病状态下，其形态变化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使得常规用于血液、骨髓或尿液样本的细胞分析设备根本无法胜任这一检测任务。放眼当下，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依旧依赖人工操作光学显微镜进行肉眼判读，加之专业脑脊液检验人才的匮乏，真正具备完整检测能力的机构仅局限于少数三甲医院。这种现状，无疑给神经系统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治疗策略的制定带来了重重阻碍。

面对临床上的迫切需求，王振海团队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十余载。早在2012年，团队便启动了脑脊液细胞识别分析系统的基础探索；2016年，借助宁夏科技重点研发专项的支持，着手构建标准化脑脊液细胞特征数据库，并同步推进智能识别系统的研发；2020年，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批复，宁夏神经系统疾病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识别系统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升级。进入2022年，这一项目成功入选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第一代工程样机正式问世，标志着核心技术已迈入产业化转化的关键节点。此后，研发团队持续精进，不断迭代优化，直至2025年6月6日，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牵头，联合河北、重庆、广东等地的多家三甲医院，正式启动了多中心临床测试，全力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应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