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7月22日电（记者 陈静）近十余年来，CAR-T疗法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领域屡建奇功，尤其是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中表现抢眼，然而其在实体瘤方向却始终困于“靶向难觅、浸润受阻、疗效不稳”三重桎梏。时至今日，这一国际前沿的实体瘤细胞治疗技术已实现突破，有望为符合条件的晚期胃癌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具体而言，Claudin18.2阳性表达的晚期胃癌患者，可依据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接受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CT041）的规范治疗。

记者于22日走访了国内首批开展该CAR-T临床应用的医疗机构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该院肿瘤科主任医师肖秀英带领的团队，已顺利完成对4例晚期胃癌患者的实体瘤CAR-T细胞采集工作。肖秀英教授形象地解释道：“CAR-T疗法犹如为人体免疫细胞装配了‘智能导航’，能够精准锁定并以高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她进一步阐述，该疗法的首要策略在于筛选胃癌细胞中高表达的Claudin18.2靶点——此靶点在肿瘤组织中呈现高密度富集，而在正常组织中呈局限性分布，这一特性既保障了攻击的精准度，又显著降低了正常细胞遭受误伤的风险；同时，团队通过精巧优化CAR结构设计，并联合创新型清淋方案，有效降解肿瘤致密基质，协助改造后的T细胞穿透实体瘤的物理屏障及免疫抑制微环境，切实达到“进得去、打得准”的效果。

根据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刊发的一项关键II期临床试验数据：在意向性治疗人群中，该疗法客观缓解率达到41%，疾病控制率更是高达81%，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延长至9.17个月，对比传统治疗方案，生存获益提升显著。肖秀英表示，这对于那些既往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癌患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实质性的生存希望。

此次在该院落地的CAR-T治疗，主要针对经免疫组化确认Claudin18.2阳性（≥40%肿瘤细胞2+/3+）、HER2阴性，且至少接受过二线治疗后病情仍进展的晚期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患者。但肖秀英特别强调：“上述条件仅是基础筛查标准，最终能否接受治疗，还须经过多维度综合评估。”作为国内Claudin18.2靶点创新治疗领域的领军人物，肖秀英牵头制定了中国抗癌协会（CACA）相关国家级诊疗指南。她介绍，临床评估将覆盖四大核心维度：其一是疾病特征，涵盖病理类型、既往治疗历程、肿瘤负荷及病情进展速率；其二是生物标志物状态，除Claudin18.2与HER2外，还需排查其他潜在影响疗效的指标；其三为患者体能基础，包括整体状态、心肝肾功能、感染风险及营养水平；其四则涉及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对治疗全流程、潜在风险与获益的认知水平。

“严格筛选并非设立‘高门槛’，而是为了最大化提高治疗获益的概率。”肖秀英解释，CAR-T治疗周期较长，管理要求极为精细，若患者疾病进展过于迅猛，或无法等待细胞制备完成；若存在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不全，治疗风险亦会大幅攀升。“我们始终坚守规范准入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力扩大合理获益人群——既不随意降低标准，亦不让符合条件的患者错失治疗窗口。”她补充道。

CAR-T绝非一次简单的输液，而是涉及多学科协作、多环节紧密衔接的系统性治疗工程。肖秀英团队已建立一套覆盖“靶点筛查—MDT综合评估—免疫细胞采集—细胞回输—长期疗效跟踪—不良事件管控”的闭环标准化诊疗体系。该体系整合了肿瘤科、病理科、影像科、药学部、营养科、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力量。据这位专家介绍，在治疗前，团队成员会反复核验病理诊断与靶点表达情况，排除高危险患者；在细胞制备等待的3至4周时间内，医生会动态评估病情变化，必要时采取桥接治疗以遏制肿瘤发展；回输前再次排查潜在的活动性感染，并完成清淋预处理；回输后则持续严密监测生命体征、炎症指标及脏器功能，力求第一时间捕捉并妥善处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血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等不良反应。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让患者‘用得上药’，更在于确保他们‘用得安全’。”肖秀英表示，其团队已沉淀出成熟的不良反应防控经验，借助基线免疫炎症指数结合肿瘤负荷预判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绝大多数不良反应均处于可控可治范围。目前已完成采集的4例患者，后续也将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实施回输前评估、预处理及回输后观测。

展望下一步，该团队将推动该疗法的常态化临床应用，同步启动真实世界数据收集，持续优化诊疗方案。未来，团队将深耕三大科研方向：一是拓展靶点矩阵，将Claudin18.2 CAR-T的治疗经验逐步延伸至胰腺癌、胆道肿瘤等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让更多实体瘤患者受益；二是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深入研究CAR-T与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的协同增效机制，突破单药疗效天花板；同时积极推动治疗线数前移，基于真实世界证据，探索其在二线治疗及新辅助治疗中的潜力，力争重塑消化道肿瘤的整体治疗格局。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7月31日新闻，美国军方于当地时间30日公开发声，驳回伊朗媒体关于导弹攻势击毁多架美制F-35隐形战机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回应称，伊朗近日发动的打击行动中，所有美军飞机均安然无恙，既无任何战机遭到损毁，也未出现任何损伤迹象。

这一表述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控形成鲜明对比。德黑兰方面宣称，其导弹精准命中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不仅摧毁了三架F-35隐形战斗机，还造成另外三架战机受损，同时有数名美军军官及技术维修人员在此次行动中身亡。

面对上述悬殊的叙述，美方中央司令部坚称，经过核查，所有在约旦基地的军机均保持完好，有关袭击破坏的报道毫无根据。而伊朗方面则坚持其行动成果，强调此次打击有效削弱了美军在该地区的空中力量，并造成人员伤亡。

暑期来临，徒步、溯溪与露营成为许多人消夏纳凉的热门选项。然而，当人们流连于网络平台上精心筛选的“打卡胜地”时，或许未曾察觉，一张完美的照片与一场突如其来的险情之间，往往只隔着薄薄一层距离。

近年来，野外遇险的悲剧屡屡上演。2025年，深圳“望郎归”地区在短短80天内接连发生三起失联乃至遇难的事件；2026年元旦，五名人员擅自闯入秦岭“鳌太线”禁行区域，其中三人不幸丧生；六月，安徽淮南一名15岁少女在尚未开放的废弃矿坑边拍照时失足落水，命丧当场；同一月份，广东清远英德一处野外溪谷中，一名女子在戏水之际被湍急水流卷走，最终殒命。每一起惨剧过后，社会舆论总会掀起一轮反思，然而下一次意外却照旧接踵而至。为何那些事后看来危机四伏的地点，置身其中的人却毫无警觉？

事实上，危险始终如影随形，只是被滤镜悄然遮掩。社交平台上，人们更热衷于展示碧水青山、“隐秘角落”与“绝佳机位”，至于线路是否合法开放、需要何种装备、山洪暗流、失温坠崖等隐患，却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部分博主大肆渲染“勇敢者先享世界”的论调，却鲜少提及，那些迷人景致的背后，可能是通信中断、补给匮乏、救援无门的荒蛮地带。公众未必存心冒险，但极易被经过美化的信息所误导，将专业级别的探险误当作寻常观光。

这种选择性信息的泛滥，不仅误导了大众，更逾越了法律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五条明确指出，旅游者必须恪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这意味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擅自涉足未开放区域，政府、旅游经营者及游客自身均须各司其职，共同筑牢旅游安全的防线。然而，实际操作中，不少“野线路”和“野景点”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反而将其频频推上首页，使得法律禁令在流量逻辑面前形同虚设。以安徽淮南天目湖为例，该地原为采石场遗留的矿坑，尚处于生态修复阶段，从未对外开放。可即便在15岁女孩不慎滑入溺亡的事故发生后，仍有众多网友主动推荐前往，声称此处“水色最美最蓝，拍照效果绝佳”“是戏水的理想场所”。

风险的另一个来源，在于人们经验的错位。城市生活中，我们习惯了有护栏环绕的公园、有救生员值守的泳池、有广播预警的园区，这种根深蒂固的安全预期，被不自觉地投射到了野外环境之中。然而，山野之间没有规整的步道、稳定的通讯信号或随叫随到的救援力量；一条在晴日里清澄静谧的溪谷，也可能因上游的一场降雨而骤然化身夺命洪流。野外的灾祸，往往并非肇始于某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而是源于一次次“应该没事”的侥幸判断逐步累积。

更令人忧虑的是，有人将违规穿越粉饰为“挑战自我”，却将冒险的代价转嫁于社会。被称为国内死亡率最高徒步路线的“鳌太线”，自2018年起便全面禁止穿越，可违规闯入者始终络绎不绝。2026年元旦，某些招募贴甚至将此次非法穿越标榜为“新年挑战”。事故发生后，当地不得不动用直升机与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展开生死搜救。而在此前一年间，“鳌太线”已发生多起非法穿越导致的伤亡事件，每一次救援，都意味着大量公共资源为个人的一时冲动买单。这种“廉价冒险”的错觉背后，潜藏着“出事反正有人来救”的隐性心态，客观上助长了更频繁、更大胆的违规行为。

面对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法律与制度正在积极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旅游者接受救助后，须承担应由个人支付的相应费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确立的“自甘风险”原则，同样为野外活动中的个人责任划定了清晰界限。

重塑对自然的敬畏，绝非一纸禁令所能企及。平台方不能仅仅充当流量的搬运工，在推荐“出片机位”的同时，亦有责任将景区的开放状态、路线难度及潜在风险同步呈现给用户，对于涉及未开发区域的违规攻略，应当果断予以清理下架；监管部门既要拦阻违规脚步，更须依法追责无资质组织者、违规带队者，压实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更为根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亟待补上“野外风险认知”这一课——敬畏并非意味着远离山林，而是在出发前做好万全准备，面对风险之时懂得及时折返，对自身及同伴的生命负责。

大自然从不设“新手保护期”，也不会因一句“来都来了”而网开一面。真正的勇敢，绝非征服无人之境的鲁莽，而是看清危险之后转身离去的清醒。将平安归来置于打卡圆满之上，才是踏入山野之前最重要的一份准备。

中新网成都7月31日电（记者 何美锟）盛夏酷暑，气温持续攀升，各类皮肤困扰也随之进入多发阶段。近来，一则有关“红霉素软膏堪称皮肤全能药”的说法在社交平台上掀起热议，众多用户纷纷晒出用它处理蚊虫咬伤、粉刺、唇部脱皮、婴幼儿尿布区域问题乃至淡化黑眼圈的“小诀窍”。针对这一现象，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医师黄时燕在受访时郑重提示，随意滥用该药膏不仅难以见效，还可能对皮肤造成伤害，甚至大幅增加耐药菌滋生的风险。

黄时燕表示，在门诊日常工作中，她常接触到曾自行使用红霉素软膏的病患，许多人都将其奉为解决各种皮肤困扰的“灵丹妙药”。然而，她直言不讳地指出，上述网友所提及的诸多问题中，绝大多数与该药物的抗菌机制并无直接关联，难以实现理想疗效。

谈及黑眼圈这一热门话题，黄时燕进一步阐释：“其成因往往涉及遗传背景、睡眠质量欠佳、眼周微循环不畅、色素沉着以及眼周肌肤衰老等多重因素。”她透露，红霉素软膏内含凡士林成分，具有一定的保湿功能，对于干燥粗糙的肤质或许能带来片刻润泽改善，但对黑眼圈的根源性问题却无能为力。

作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一员，红霉素软膏的核心作用在于对抗细菌感染。黄时燕强调，该药主要适用于诸如脓疱疮、轻度烫伤创面、浅表溃疡以及伴有细菌感染的寻常痤疮等特定疾患。

针对夏季常见的蚊虫叮咬与痤疮困扰，黄时燕给出了分门别类的用药指导。她解释，蚊虫叮咬初期表现为典型的过敏反应，皮肤往往呈现红肿瘙痒状态，此时并不适合启用红霉素软膏；唯有当患处因反复挠抓而出现破损并引发继发性感染时，及时使用方能发挥其效用。

在痤疮的治理上，同样不宜盲目“见痘即抹”。黄时燕特别强调：“只有当皮肤浮现显著感染症状，例如红肿加剧、丘疹、结节或囊肿形成时，红霉素软膏才能派上用场。而针对粉刺范畴内的白头或黑头，该药则收效甚微。”

另据观察，不少家庭常同时备有红霉素软膏与红霉素眼膏，且相互替代使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对此，黄时燕发出严正警告：两者绝对不可混用，其关键差异在于药物浓度——眼膏浓度仅为0.5%，而软膏浓度则高达1%。她分析道：“若将浓度偏低的眼膏用于皮肤，则杀菌力度明显不足；反之，若将浓度较高的软膏涂抹于眼部，极易对娇嫩的眼周组织及眼球产生刺激反应。”

此外，黄时燕还补充说明，两者的生产规范亦有天壤之别：眼膏需符合“绝对无菌”的高标准，且药粒研磨更为细腻；而软膏的灭菌要求相对宽松，贸然混用无疑暗藏健康隐患。

身为抗生素类药物，红霉素软膏的运用必须恪守严格界限。黄时燕建议，此类抗生素药膏的使用周期通常应控制在五至七天以内。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就应立即停用。“若连续涂抹三五天后状况仍未好转，切忌硬扛或固守用药，应立即停药并前往医院寻求专业诊治。”她同时提醒，涂抹时务必采取“轻薄”手法，若层叠过厚，其凡士林底质的油性可能反而干扰皮肤屏障的正常功能。

“无节制地滥使抗生素软膏，最令人忧心的后果便是催生耐药菌株。”黄时燕直言，一旦耐药性形成，未来皮肤若再度遭遇同类细菌感染，该药物便将陷入失效困境。为此，她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可轮换使用不同抗菌药膏，以有效降低耐药发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