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种公牛推介暨华西牛攻关成果展示活动中，人们不禁好奇：一头上乘的牛，究竟身价几何？市场以一场热烈的拍卖会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作为本次盛会的核心环节，全国种公牛拍卖会汇聚了来自内蒙古、吉林、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肉牛核心育种场、专业合作社及牧民的58头种公牛参与竞逐，最终56头成功易主。值得一提的是，华西牛独占鳌头，以49头的成交量斩获1553万元，平均单头成交价突破30万元大关。

当日，乌拉盖草原热浪滚滚，气温飙升至35℃以上。拍卖大厅内人声鼎沸，投标企业、牛主以及远道而来寻求经验的养殖户们，目光齐刷刷地锁定在拍卖台上，气氛紧张而热烈。

在人群中，来自呼和浩特的养殖户王春生与同伴一边举起手机拍照，一边低声交流心得。他们盘算着明年也携牛参赛，此行正是为了提前熟悉行情、摸清门路。

通辽京缘种牛繁育有限责任公司则以48万元的高价，成功竞得一头发自内心钟情的华西牛。该公司销售部经理曹曙光难掩兴奋地表示：“我对这头牛早已心仪已久，拍卖前便专程实地考察过，其品质确实令人信服。”他透露，这头牛未来将充当企业良种推广的“王牌”，并强调：“华西牛潜力非凡，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

为何华西牛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华西牛的成功培育，彻底扭转了我国优质肉牛长期受制于进口的被动格局。”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纪检组组长周若辉一语道破玄机。

作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化肉牛新品种，华西牛的培育历程可追溯至1978年，科研人员正是在乌拉盖草原上播下了杂交选育的种子。经过数十载不懈努力，2021年，这一新品种终于通过国家品种审定委员会的严格审定。自此，每一届全国种公牛拍卖会上，华西牛皆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时至今日，华西牛已从最初覆盖的6个省区扩展至全国13个肉牛主产省份，种群规模从1.36万头跃升至3.16万头，自主肉牛良种的全国均衡布局格局已然成形。在此次活动中，乌拉盖管理区更是被正式确定为华西牛的核心源产地。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唐湘方评价道：“本届活动全方位展示了多年育种攻关的累累硕果。”在他看来，华西牛的生产性能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不仅为产业注入强劲动力，更能切实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他用“把论文写在草原上，把技术留在牧民家”来形容华西牛给基层带来的深刻变革，并感慨：“自2018年首届推介活动落地乌拉盖以来，这片草原已然焕发蜕变、升级进阶。”

在乌拉盖，政企研三方携手共建“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创新利用中心”，搭建起集种质保存、基因组选育、冻精生产、示范繁育于一体的全链条创新平台，将宝贵的种质资源和先进育种技术辐射至全国其他肉牛养殖省区。与此同时，科研团队还主动将育种技术送入牧区，逐步摸索出“科研创新—良种扩繁—基层推广”的成熟模式。

养殖户王金强便是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作为种公牛拍卖会的常客，他今年再次携两头华西牛前来参赛。他坦言养牛秘诀其实简单：“专家指明方向，我们照做就行。”如今，王金强家的牛群规模已达400多头，他补充道：“什么样的牛值得留、怎样改良，都有人手把手指导。”他还特别提到：“华西牛腿短、身子大，出肉率相当可观。”之所以能多年坚守，不仅源于对牛的特殊感情，更因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令人满意。

王金强的妻子刘芳则深情讲述育种背后的艰辛付出。为详尽记录每头牛的繁育档案，她甚至亲手为自家牛“手工”编制系谱资料。她解释道，牛的繁殖周期漫长，三年才能产下一犊，而“我家不少华西牛已繁育至五世代，这背后至少是15年的改良血汗路”。近年来，华西牛育种联合会每年都会为符合标准的牛出具官方系谱证书。这一联合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牵头，联合全国数十家育种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同组建。刘芳欣喜地表示：“有了这张证书，牛的身价水涨船高。”

华西牛育种联合会会长耿繁军指出，肉牛育种不同于猪、鸡等品种，它是一项需要几代科研人员接续奋斗、多家企业通力协作、广大养殖户广泛参与的小群体、大规模系统工程。自2006年起便投身华西牛育种工作的乌拉盖管理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高级畜牧师金生云，对此深有共鸣。他介绍，华西牛选育依托蒙古牛的种质基础，巧妙引入西门塔尔、夏洛莱等优良品种的血统，在选育过程中逐步攻克蒙古牛生长速度缓慢、体型偏小等短板，同时保留其对本地草原环境的天然适应性，并融合了西门塔尔等品种的抗病力强、耐粗饲等优异特性。

“种业振兴，乃国之大者，根本在创新，出路在应用。”谈及未来发展前景，周若辉满怀期待地发出倡议：“政、产、学、研、推各方，需继续同心协力、聚智聚力。”

年仅十岁，却已确诊脂肪性肝炎——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近期陆续收治多名肥胖青少年，年龄集中在10至20岁间。其中一位年仅10岁的男孩，身高171厘米，体重却高达96.5公斤。该患儿因体检发现转氨酶异常而前来就诊，检查结果令人忧心：谷丙转氨酶达129U/L，谷草转氨酶69U/L，γ-谷氨酰转肽酶（GGT）竟攀升至762U/L，腹部彩超亦提示存在脂肪肝。这些数据意味着，他的肝脏已经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炎症与损伤——这远非大众认知中单纯的“脂肪肝”，而是实质性进展到脂肪性肝炎的阶段。

患儿母亲向医生透露，孩子8岁时体重已达60公斤，此后以年均15公斤的速度递增。去年体检时即发现转氨酶偏高，服用了保肝药物后指标回落，便未再跟踪复查。男孩平素饮食偏爱油炸和高脂食物，零食摄入几乎毫无节制。而孩子母亲本身亦属微胖体型，这或许暗示着一定的遗传易感性，也反映出家庭共享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在肥胖形成中的作用。

该科副主任医师岳枝指出，不少家长仍抱持“孩子胖是福气”“长大后自然会抽条变瘦”的旧观念。然而，研究数据揭示，约七成至八成儿童期肥胖可能延续至成年阶段。脂肪肝在儿童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炎症刺激是持续性的，可能在10至20年内逐步演变为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有提早发展为肝硬化乃至肝癌的潜在风险。该院此前便接诊过不少年轻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病例，更不乏年仅20岁、经肝穿刺确诊的脂肪性肝硬化患者。

岳枝医师进一步强调，肥胖的影响远不止肝脏本身，其带来的健康隐患波及多个系统。首当其冲的是内分泌失调风险，包括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等。与此同时，心血管负担亦随之加重，高血压、高血脂等问题的出现率显著上升，且肥胖对儿童血管所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此外，肥胖还可能诱发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夜间缺氧，进而干扰大脑的正常发育；超负荷的体重也会给膝关节与髋关节带来损伤。而自卑、焦虑及社交适应困难等心理层面的问题，在胖孩子身上更为突出。

专家提醒，家长可通过三大维度判断孩子是否“胖到必须就医”：其一，体重维度——建议定期测量孩子身高体重，并对照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标准曲线加以评估；其二，身体信号——包括颈部或腋下出现黑色粗糙、难以洗净的色素沉着（可能为黑棘皮征）、频繁感到疲倦乏力、睡眠中打鼾、张口呼吸甚至呼吸暂停、关节疼痛或活动受限等；其三，医学检查指标——例如转氨酶升高、B超提示脂肪肝、血糖血脂尿酸等代谢指标异常。

专家表示，若孩子符合上述任一信号，应尽早前往医院接受专业评估。岳枝医师建议，对于已出现转氨酶升高的孩子，首步应尝试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通过结构化的饮食调整与规律运动，多数患儿在3至6个月的规范管理后，转氨酶水平可明显下降甚至恢复正常，家长无需过度焦虑。

至于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超重或肥胖，专家强调，儿童不宜直接套用成人BMI标准，而应参照同龄、同性别的BMI百分位数值曲线：若BMI处于第85至95百分位之间，即属超重范畴，家庭须启动严格干预；一旦跨越第95百分位，即为肥胖，建议立即就医。以本文提及的10岁男孩为例，其BMI约为33.1，显然已达到重度肥胖水平，必须接受全面的医学评估与干预。此外，以下几种情形亦须高度警惕：短时间内体重快速攀升，半年内增长超过4至5公斤；尝试控制饮食并增加运动1至3个月，体重仍无改善；以及身高增长停滞而体重持续飙升。

7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就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相关情况向媒体作了通报。据他介绍，新版目录实现了对各类疾病系统临床主要病种的全面覆盖，其中化学药品及生物制品覆盖了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通行疾病分类体系中的1180个具体病种，中成药则对应了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所归纳的63个功效类别。

龚向光进一步阐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医疗机构药品配备与使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实质上构成了群众就医问药、医生处方开具时优先考虑药物的重要参照基准。他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居民健康诉求的日益攀升，加之药品研发领域的快速进步，当前的临床用药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迁。为了更精准地契合人民群众的基本用药需求，对现行目录实施适时而恰当的修订与更新，已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为确保临床用药选择得更加精准、恰当且优质，国家卫健委集结了涵盖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政策及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近千名专家。专家团队基于对我国近年来疾病谱演变趋势、病种分布特征、国内外临床诊疗规范以及海量用药数据的深度剖析，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系统性更新工程。

在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国家卫健委精准把握基本药物的政策定位，紧密围绕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谱系，着重凸显临床首选地位、倡导中西药并重策略、适宜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等核心导向。与此同时，充分考量了临床实际应用反馈、药品标准的动态变化、创新药物的研发进展，以及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价格合理性和供应保障能力等多维度因素，并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的最新动态，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推进了目录的更新优化，最终形成了2026年版方案。该版本目录总计收录794种药品，具体来看，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部分涵盖476种，涉及791个剂型和1355个规格；中成药部分则收录318种，包含544个剂型和888个规格。

关于目录的主要调整内容，龚向光也作了详细说明。在品种增减方面，新版目录共新增116种药品，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新增68种，中成药新增48种；同时，原目录中有2种化学药品或生物制品被移出，中成药则无品种遭到淘汰。值得注意的是，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用药表述被统一规范为“结核病用药”，不再单独列明具体药品名称。

在剂型与规格优化方面，新增药品共增加剂型175个、新增规格260个。对于原目录中予以保留的药品，其中134种获得了剂型或规格的扩充，累计新增剂型161个、规格200个；另有部分原保留药品的75个剂型和100个规格被调整出目录，这主要归因于相关药品批准文号的注销、临床使用率偏低，或是已被其他更优品种所替代等因素。

在目录规范化建设层面，本次调整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通用药物分类标准以及国家药品标准的最新变化，对部分分类归属和剂型规格的表述予以了系统规范；同时，基于药品注册信息的变动，有2个品种从化学药品类别转划至中成药类别，以确保目录结构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国家疾控局近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传来警示：伴随暑期来临，蚊虫等病媒生物进入繁殖活跃期，人员流动亦显著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的潜在暴发风险正持续攀升。席晶晶，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兼综合司副司长，在介绍近期重点传染病疫情态势时指出，全国范围内呼吸道传染病目前总体维持在较低流行水平，但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病原体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活跃迹象；新冠病毒疫情同样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与此同时，南方部分省份面临登革热及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的现实威胁，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依据《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的界定，所谓病媒生物，乃是指借助生物性或机械性途径，将病原体自传染源或周边环境传递至人体的各类生物，其典型代表包括蚊虫与蜱虫等。

针对科技日报记者的提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详细阐释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作为一种急性传染病，其主要传播路径正是蜱虫叮咬。他强调，这一疾病完全具备可防可控的特性，只要做好防蜱叮咬措施，并秉持早发现、早就医的原则，便能有效阻断感染，降低重症发生率并遏制疾病扩散。李建东进一步建议，若民众在被蜱虫叮咬后的两周内，出现体温攀升至38℃以上、周身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乃至血小板计数下降等症状，务必即刻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他还特别提醒户外活动爱好者，外出时应穿着浅色长袖衣裤，此举有助于及时发现附着于衣物的蜱虫；徒步时尽量行走于步道中央，主动避开草丛区域；返家后需对身体进行细致检查，而若能在两小时内完成淋浴，则可大幅削减蜱传疾病的罹患风险。

夏季特有的高温与多雨气候，客观上为登革热及基孔肯雅热的传播媒介——蚊虫的滋生繁衍创造了温床。李建东对此表示，蚊媒密度预计将在全年中达到峰值水平。他同时警示，暑期跨境及跨区域旅游热潮迭起，由境外输入或省际传播所引发的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疫情风险正与日俱增。

为积极应对上述潜在威胁，国家疾控局已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制定并发布了《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旨在推动蚊媒传染病实现多病同治，坚持对“两热”开展同步监测、同步检测与同步防控的协同策略。值得一提的是，自2026年4月1日始，基孔肯雅热已被正式纳入我国乙类传染病管理体系。李建东透露，各地正依据相关法规，持续强化多源监测数据的深度分析与风险研判，坚持联防联控机制，通过多部门通力协作，及时甄别并阻断输入性疫情；同时，对于已发生本地传播的地区，将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并迅速部署蚊媒监测与综合控制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