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广州传来消息，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玲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港澳地区的中成药进入内地市场的审批流程已显著简化，目前共计25款来自港澳的外用中成药已成功取得内地注册许可，其中包括澳门6款和香港19款。

当天，该局召开了一场以“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工作成效”为主题的专题发布会。会上披露，广东为促进港澳企业更顺畅地融入内地广阔市场，率先开创了“港药粤产”与“澳药粤产”的独特合作模式。王玲解释说，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港澳企业持有的药品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中符合条件的制药企业进行生产。目前，已有4款港澳药品借此模式在广东落地投产。

此举不仅充分发挥了港澳地区在国际注册和品牌运营上的既有优势，也充分挖掘了广东雄厚的制造业潜力，从而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起一条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中药产业链。此外，针对澳门居民对中医诊疗和用药的特定需求，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澳门特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携手合作，支持广东省中医院和佛山市中医院等机构的10种优质中药制剂，通过“以医带药”的创新路径，跨境进入澳门镜湖医院供临床使用。

炎炎夏日，暑假翩然而至，不少父母纷纷携子女奔赴眼科门诊，一旦看到检查单上“视力未达1.0”的字样，便顿时忧心忡忡。然而，学龄前孩童的视力解读，与成年人截然不同，其中藏着诸多容易被误解的“盲区”，以下五大常见迷思，值得每位家长细加厘清。

迷思一：视力未及1.0便等同于近视。实际上，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低于1.0，多为正常的生理性表现，绝非近视的先兆。孩童的视觉能力乃渐进式成熟。依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0～6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识》，3至5岁幼童的视力正常值下限为0.5，6岁及以上则提升至0.7。通常要到7至9岁，视力方可达标至1.0或更高。因而，一位三岁幼童裸眼视力为0.5，实属合乎常理——视力稍低并不代表眼睛出了问题，它或许只是视觉系统发育进程中的寻常印记。

迷思二：视力优良如1.0便代表眼睛健康，可以高枕无忧。此观点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远视储备。孩子们呱呱坠地之际，皆为“远视眼”，其生理性远视度数约在200至300度之间，犹如一笔“视力储蓄”，用以抵御日后近视的逼近。伴随着眼球的发育，这笔“储备金”逐步递减，直至8至12岁才渐渐过渡至正视状态。若在幼儿园阶段，远视储备即被过早挥霍殆尽，提前迈入正视乃至近视行列，那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隐患便会显著攀升。因此，对学龄前孩童而言，1.0的视力未必是佳音，反而提醒我们更需审视远视储备是否与年龄相符。

迷思三：仅凭电脑验光结果，即妄下“远视储备告急”的断言。未经散瞳处理的电脑验光数据，基本缺乏诊断意义。在医学范畴中，评估远视储备的黄金准则，唯有睫状肌麻痹验光（即散瞳验光），唯有在调节肌完全松弛之际测得的数据，方能反映真实的储备状态。请铭记：电脑验光单在眼科医师眼中，仅是一份粗略的“筛查线索”，必须辅以散瞳检查、眼轴长度、角膜曲率等多项指标方能综合判断。切勿手持一张未散瞳的验光单自行“对号入座”，徒增无谓的焦虑。

迷思四：视力欠佳便归咎于屈光不正，却疏忽了弱视的潜在威胁。儿童视力不佳的成因纷繁复杂，绝不可草率地与近视划等号，其中尤需警惕的是弱视。关键在于，近视可借助镜片矫正至正常水平，而弱视即便佩戴合适度数的眼镜，视力依旧难以达标。弱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集中于3至6岁，一旦错过这一敏感阶段，治疗难度便会成倍上升。因此，当体检报告中提示“视力低常”时，务必前往专业眼科机构，通过散瞳验光等手段，甄别其究竟是单纯屈光不正抑或弱视，切勿因一时疏忽而贻误最佳干预时机。

迷思五：轻信商业“视力训练”或民间偏方，却漠视专业诊断的价值。这并非全然否定视功能训练的医学意义——在临床实践中，调节功能训练、集合功能训练以及弱视感知觉训练等，皆具备循证医学的坚实支撑。但关键在于：训练之前，必须先经专业眼科明确诊断——孩子是否存在视功能异常？究竟属于哪一类型的问题？训练的具体目标又当如何设定？唯有在医师量身定制个体化方案后，方可在医疗机构内或遵照医嘱施行。切不可将“训练”与“治疗”混为一谈，更不能越过诊断环节，径直将孩子送往商业机构进行盲目操练。

总而言之，若发现视力报告出现异常，抑或有意了解远视储备状况，正确的途径是携孩子前往正规医院眼科，建立专属眼健康档案，接受散瞳验光、眼轴测量等全面性检查。依循医师的专业建议，采取诸如增加日间户外活动、必要时验配眼镜或进行规范化视功能训练等科学干预措施。(作者：王韧琰，系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组建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一站式综合服务为定位，迄今已助力逾二百家内地出海企业选择香港作为设立据点或扩展业务的首选之地。日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于“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中披露此一重要进展，旋即引发各界广泛关注与热议。

该专班成立尚不足一年，便有如此众多内地企业纷纷“借港出海”，无疑再次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所具备的雄厚实力、独特魅力与巨大潜能。透过这一现象，不难察觉香港的专业服务能力正经历一场系统性的深度转型，整体而言，正呈现出以下三大显著趋势：

出海：由“货品输出”向“企业输出”跃迁

长期以来，香港在“内联外通”中扮演的角色，重点在于将国际资本“引入”，并将内地商品“输送”至海外市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设立，则标志着这一功能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据相关统计，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度已突破1900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8%。然而，内地企业迈向国际的征途绝非坦途。笔者作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成员，上月曾实地调研该公司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及意大利米兰等地的大型基建项目，深切体会到内地企业在海外拓展中所面临的法律体系陌生、商业文化迥异等客观障碍，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风险。

“内地所需”恰为“香港所长”。香港具有三方面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其一，市场联通的优势。香港实行与全球多个金融中心接轨的普通法体系，专业人才熟稔国际及内地商业运作模式，并精通“两文三语”，足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跳板。其二，资本汇聚的优势。香港身为全球前三位的国际金融枢纽，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令创新有源头活水，令发展有坚实后盾。其三，标准对接的优势。香港在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障等专业服务领域均接轨国际规范，其服务水准位居全球前列，可辅助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有效规避风险、实现合规运营并塑造良好品牌形象。

内地充沛的实体经济实力与香港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相融合，不仅有望扭转内地企业过往“单打独斗”闯海外的困局，也为香港专业服务行业带来“规模增长”与“素质提升”的双重契机。正是基于此战略性考量，李家超在2025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设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该专班被定位为内地企业出海的“一站式平台和最佳合作伙伴”，由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亲自督导，统筹协调跨政策局、跨部门、跨机构及跨界别的资源投入，为内地企业提供自前期规划至落地运营的全链条支援。

启航：由“停泊码头”向“增值引擎”转化

若将“出海专班”视作一艘远洋航母，那么今年4月应运而生的“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电子平台，则恰如航母上高效运转的指挥中枢。此平台绝非简单的信息发布载体，而是成功实现了香港专业服务资源与内地企业实际需求的精准匹配。其一，协助企业在港设立地区总部、企业财资中心及研发部门；其二，提前完成企业出海所需的架构规划设计；其三，为企业就融资、法律咨询、会计服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保护等专业领域做好充分准备。

对内地出海企业而言，香港的角色已远非传统“码头”那般简单，而是华丽转身为“增值引擎”。企业驻足香港，不仅能获得“后勤补给”，更能在此升级装备、优化航线、寻获志同道合的伙伴。香港不但能助力企业“走出去”，更能协助其在全球版图中确立自有品牌与标准，营造有利于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

站在内地企业的视角审视，选择以香港作为出海起点，其深远意义不仅限于“借道”的便捷，更在于经由“拼船”共航的历程，锻造并提升自身“造船”的实力。“大湾区环球业务拓展高峰论坛”的热烈场面亦印证了此判断。此次峰会汇聚了约300名商界领袖及企业代表，其中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创办人或最高决策层。论坛同时释放出一项重要信号：除大型央企及国企外，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与科创公司正逐步成为“拼船出海”的新兴力量。

放眼长远，逾两百家企业选择从香港启航仅仅是一个序幕。当更多内地企业迈出第一步——“走出去”；继而跨出第二步，深耕并融入投资目标国家及地区——“走进去”；最终实现第三步，练就搏击国际市场的过硬本领——“走上去”，香港作为“出海首选平台”的核心地位必将愈发牢固。

角色：由“湾区城市”向“全球节点”演进

上个月，香港特区政府率领了本届政府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香港与内地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中亚大国。此行成果丰硕，与两国共达成多达96项合作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范畴涵盖金融、创新科技、航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更令人振奋的是，已有数家随团的内地企业正积极筹备于香港上市。此外，香港特区政府亦正积极推动直航开通、放宽互免签证入境安排，以及税务与投资协议的磋商，旨在进一步深化与中亚地区“枢纽对枢纽”的战略合作。

“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具有非凡的战略远见，它并非“点对点”的单一线性对接，而是“网对网”的立体化深度交融。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在构建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时，直接引入了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的司法体系并设立独立的金融法庭，这使得香港的律师、会计师及合规专家能够无缝隙地服务于中亚企业。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背后依托的是庞大中亚市场，而香港金融中心则背靠中国内地、东南亚等活力经济圈，两大枢纽的强强联合，彼此呼应、协同共振，将产生巨大的“对接放大效应”。

香港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亮眼“成绩单”，正是香港精准挖掘自身优势，将“拼船出海”这篇宏篇文章做深、做透、做广的最佳力证。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迎霞）在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断中，脑脊液细胞学检测堪称一把关键的“金钥匙”，而我国在相关高端设备领域有望实现自主创新的重大突破。记者近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王振海教授团队携手杭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脑脊液细胞形态自动分析仪”，或将彻底扭转国外品牌在高端病理诊断装备上的长期主导地位。

脑脊液中的细胞不仅数量稀少，而且形态变幻多端，尤其是疾病状态下，其形态变化呈现出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使得常规用于血液、骨髓或尿液样本的细胞分析设备根本无法胜任这一检测任务。放眼当下，国内绝大多数医疗机构依旧依赖人工操作光学显微镜进行肉眼判读，加之专业脑脊液检验人才的匮乏，真正具备完整检测能力的机构仅局限于少数三甲医院。这种现状，无疑给神经系统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治疗策略的制定带来了重重阻碍。

面对临床上的迫切需求，王振海团队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十余载。早在2012年，团队便启动了脑脊液细胞识别分析系统的基础探索；2016年，借助宁夏科技重点研发专项的支持，着手构建标准化脑脊液细胞特征数据库，并同步推进智能识别系统的研发；2020年，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批复，宁夏神经系统疾病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识别系统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升级。进入2022年，这一项目成功入选自治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第一代工程样机正式问世，标志着核心技术已迈入产业化转化的关键节点。此后，研发团队持续精进，不断迭代优化，直至2025年6月6日，由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牵头，联合河北、重庆、广东等地的多家三甲医院，正式启动了多中心临床测试，全力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迈向临床应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