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关7月31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6371.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5.5%，刷新了同期历史纪录。其中，出口额为4168.4亿元，同比增长5.2%；进口额为2203.5亿元，同比增长6%。这一成绩显示出广州外贸的强劲韧性和持续活力。

在出口领域，广州市重点商品的稳定增长成为亮点。据统计，上半年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同比增幅接近一倍，为该市出口净增量贡献了约五成。与此同时，广州的传统优势产业通过技术革新和产品迭代，加速了出口步伐。以今年6月为例，广州空调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2%，清凉家电的出口需求持续走高，展现出产业升级带来的显著成效。

市场采购贸易作为广州外贸的重要新兴业态，正为中小微企业开辟海外市场提供崭新路径，并持续注入出口动能。数据显示，上半年广州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实现的出口额为80.1亿元，同比增幅超过60%，这一模式在商贸流通渠道中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为外贸结构优化增添了新动力。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中新社香港7月31日电 题：法治真相的香港叙事——对话英籍资深大律师江乐士

中新社记者 刘玥晴 戴小橦

回溯1978年，一纸为期两年半的聘用协议，将英国检察官江乐士(Ian Grenville Cross)带到了香港这片热土。自幼随家人辗转各地的他，在这里停下了迁徙的脚步，从港英政府的法律官员，一路成长为香港特区律政司首任刑事检控专员，致力于向全球展现香港法治的真实图景。

近日，这位英籍资深大律师在香港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忆及当年初到此地时，年轻的他已经能够接手在英国难以触及的重大案件，“挑战性的司法工作带给我极大的成就感，于是我决定延长两年半的合约。”随着对香港生活方式的日渐融入，他也结交了更多新朋友，合约到期之际，他毅然决定辞去英国的公职，选择扎根于此。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像我这样热爱这座城市的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你有心让香港繁荣，这里就有你的位置，希望大家留下。”江乐士坦言，特区政府委任他为首任刑事检控专员，恰好印证了“不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精神。

这座城市独有的开放与包容，也促使江乐士在香港法治与司法受到外部势力干扰和污名化时，挺身而出，积极发声，揭露不实之词，阐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并肯定相关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江乐士看来，法治始终是香港最为核心的优势之一。他强调，“任何审视香港法律体系的人，都会看到其中对人权的高度重视。事实上，香港国安法以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都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基本原则，人权理念早已深植于香港普通法体系的运作之中。”

江乐士还指出，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提供着高水准的司法服务，除了本地法官外，还常常邀请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法官参与审理，持续保持着极高的专业标准，“这象征着司法公正就在‘家门口’”，多家独立观察机构也都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给予了肯定。

今年7月，江乐士参与修订的《香港案件判刑(Sentencing in Hong Kong)》迎来了第12版。“过去，香港缺乏关于量刑的本土专著，法官和律师们不得不翻阅英国旧有判例，但一个成熟的普通法管辖区不应总是向后看。”为此，在江乐士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这本著作于1994年首次面世。此后，他坚持每周关注法庭新判例，不断更新内容，如今该书已成为法官判决时的常态参考。

工作之外，江乐士也将生活经营得丰富多彩。身为香港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他热衷于珍藏港澳及上海的老照片和明信片；闲暇时，他喜欢前往西贡、南丫岛等地徒步，领略香港的自然美景。

江乐士的妻子是地道香港人，平日里会教他一些基础粤语。专访现场，他笑着向记者展示：“我叫江乐士，是英国人，住在香港。”这简短的话语中，流露出这位英籍大律师对香港深厚的亲切感。

“令人振奋、充满活力、成就斐然、幸福满满。”这四个词，是江乐士对自己香港生涯的精准概括。四十八载春秋流转，在他眼中，香港开放包容、不看背景，每一个愿意努力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这座具有国际视野的城市，无疑拥有光明的前景。(完)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7月30日对外披露，该机构已于近期圆满完成2026年度节水诊断公益服务的一线走访任务。工作人员深入生产前沿，将政策解读、专业技术与实践指导送到基层，旨在协助各类用水主体进一步提升水资源利用效能及日常节水管理能力。

据珠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年度公益服务锁定火力发电、钢铁冶炼、石油化工三大工业门类，同时覆盖高校校园与宾馆酒店两个服务行业，并从中选定云南、广西、海南三地共计十家用水单位，开展全面而细致的节水诊断工作。为确保服务成效，珠江委精心筹措，从所属单位择优抽调业务精英，同时特邀来自火电、钢铁及化工领域的资深专家，共同组建了一支高水平的节水诊断公益服务团队。

在执行任务前夕，服务团队均与各用水单位签署了公益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与目标。进入现场环节后，团队成员借助资料审核、实地勘察及专题座谈等多元手段，围绕用水总量、资源利用效率、关键工序节水措施及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评估，并且针对当前节水政策优惠及技术实施要点向企业进行详尽解读。

受访的用水单位普遍对这项公益举措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借助专家“把脉问诊”，能够精准识别自身短板，深度挖掘节约用水潜能，从而切实推动整体用水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