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欧盟委员会向TikTok通报了初步调查结论，指出该平台在未成年人账户安全方面未能达到《数字服务法》设定的标准。具体而言，欧盟方面强调，未成年用户可将账户设为公开状态，而16岁至17岁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可能通过“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推送给任意用户。欧盟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不应依赖用户自行选择，安全设置必须成为系统的默认配置。

欧盟对平台安全设计的审视，与欧洲多国近期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方面的立法步伐形成了共振。就在三天前，法国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由此成为欧盟内部首个推出此类全面禁令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自9月1日起对新注册账户实施该规定，已有的低龄账户则在四个月的过渡期后予以关闭。不过，7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将法案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新规能否如期落地，仍需等待宪法委员会的最终裁定，同时，相关条款如何与欧盟统一数字规则相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未成年人到底应年满几岁方可使用社交媒体？全球各地的年龄门槛与立法进度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已将16岁门槛付诸实施；法国的15岁禁令虽已获议会通过，但尚在宪法审查之中；英国政府拟自2027年春季起，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部分社交平台；加拿大则计划将最低年龄设为16岁，相关法案仍在议会审议阶段。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则提出建议，在平台能够证明其服务具备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的使用，同时允许各成员国为13岁以上群体设定更高的年龄要求。

这些差异化的年龄数字背后，折射出各国对网络风险责任的重新划分：过去，用户往往只需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或者点击确认“已满13岁”；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要求平台主动识别并核验用户年龄。然而，法律写下一个年龄数字之后，平台是否真能将低龄用户挡在门外？率先推行全国性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澳大利亚，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实案例。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制度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X等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违规责任由平台承担，孩子和家长不会受到处罚。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以教育、健康支持为主要目的的服务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据各平台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数据，制度实施初期，约470万个需要限制年龄的账户被删除或限制登录。今年3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家长报告，孩子在受限制平台拥有账户的比例，已从新规实施前的49.7%降至31.3%。法律至少在提高低龄用户进入大型平台的成本方面，显现了一定成效。

不过，账户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年龄限制已得到彻底落实。同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规实施前已拥有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孩子中，约三分之二仍保留着原有账户；而在孩子仍使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受访家长中，66.8%表示平台并未要求孩子进行年龄核验。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年龄限制在执行层面的困境。6月24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对澳大利亚436名青少年进行了追踪，其中408人完成了禁令实施三个月后的随访。结果发现，在未满16岁的受访者中，超过85%仍在继续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说明，年龄限制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系统能否精准判断用户年龄，还包括平台是否真正触发了核验流程，以及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审计平台的操作机制。但在探讨执行细节之前，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平台长期沿用的13岁门槛，究竟源自何处？

长期以来，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服务条款中将13岁设为最低注册年龄。这一数字主要源于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则：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网站或在线服务，以及明知用户未满13岁却仍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一般性服务，原则上须事先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因此，13岁首先是围绕儿童个人信息收集设定的一条法律界限，并不意味着医学研究已证实，儿童年满13岁即可安全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劳动卫生安全署在分析超过1000项研究后指出，青少年正处于情绪调节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参与这项评估的专家表示：“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弱于成年人，因而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该机构建议，未成年人原则上只应接触经过专门设计、并能够保护其健康的社交媒体服务。

然而，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的统一年龄门槛。今年1月，英国《卫报》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艾米·奥本正参与一项覆盖约4000名英国中学生的社交媒体限制试验。她表示，据研究团队所知，这是全球首项试图系统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预计到2027年陆续公布。在她看来，政策应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调整。现有研究显示，相关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程度、影响机制及不同年龄段群体所受的影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年龄限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一刀切”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提醒，年龄限制若孤立实施，可能将儿童推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该机构强调：“设置年龄限制不能替代企业改善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

在风险与权利之间，欧盟专家组提出了一条折中路径。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专家组的两位联合主席约尔格·M·费格特和玛丽亚·梅尔基奥尔建议：“在平台证明其服务具有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

设定年龄门槛之后，平台还必须判断屏幕另一端用户的实际年龄。现有方案包括身份证件核验、基于面部或行为特征的年龄估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年龄证明。英国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美国“常识媒体”高级顾问阿里尔·福克斯·约翰逊认为：“年龄核验技术市场在过去几年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技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平台会真正加以运用。7月7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独立测试机构KJR注册了50个测试账户，注册时均将年龄填写为16岁。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鲁·哈蒙德表示：“我们一次也没有被要求验证年龄。”这表明，实际漏洞可能不仅在于验龄技术的准确性，也在于平台是否真正启动了核验机制。

核验越严格，越可能扩大身份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范围；核验越宽松，又容易沦为“填个生日就过关”的形式。如何在核验年龄的同时，避免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完整身份识别，成为新的政策难题。欧盟委员会正推动匿名年龄证明工具，使用户只需证明自己达到规定年龄，而不必向平台透露姓名、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仍有待各成员国进一步部署。

由此看来，13岁、15岁或16岁都不是自动解决问题的“魔法数字”。真正决定政策效果的，是平台能否可靠地核验用户年龄、保护验龄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并同步调整推荐系统与默认安全设置。这正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TikTok时释放出的关键信号：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及其他网络风险，不能仅靠一道身份验证的“年龄门槛”，还须重构平台底层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与其只问孩子多大才能进入社交媒体，更应追问平台能否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网络环境。

在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1+4”政策体系满一周年之际，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正持续释放强劲动能，齐鲁大地上不断涌现的硬核技术和协同创新平台，勾勒出科产融合加速推进的生动图景。

2025年4月，山东正式出台《关于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意见》，同步配套科技创新企业生态、人才生态、金融生态、研发生态四大领域的专项文件，构建起“1+4”政策框架，系统布局八大创新生态，着力营造企业安心经营、人才舒心工作、科研顺心探索、投资放心落地、服务暖心的理想环境。过去一年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化成果转化以及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奔赴全面提速。

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方面，山东力度明显加大——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中，企业牵头的比例已达85%以上。依托产业链链主企业和龙头单位组建创新联合体，集中突破激光、新材料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瓶颈。作为青岛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智慧显示终端为核心主业，产品覆盖液晶电视、激光电视、游戏电视等多个细分品类，充分适配多元消费场景和用户需求；同时积极延伸至激光显示、云服务、芯片、AI，以及场景显示、智能穿戴、机器人等新兴赛道。

海信视像总裁李炜表示，RGB-Mini LED不仅意味着技术迭代，更是一场显示产业的底层变革，使中国品牌得以掌握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定义权。他透露，依托全球电视行业首座“灯塔工厂”，企业基于数字化工艺设计体系，沉淀出包含超过10万条工艺数据的知识库，结合自主研发的星海大模型，仅需5分钟即可自动生成涵盖工序步骤、操作要求、物料分配等全部要素的工艺方案。

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黄波介绍，当地探索推行“企业出题、联合答题、市场阅卷”的科研攻关机制，充分利用省会高校院所集聚的资源优势，精准补齐激光上游核心元器件领域的短板弱项。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中常见的“不敢转、不会转、落地慢”难题，山东已建成省级科技大市场，青岛、烟台两地同步打造专业化区域转化平台，并配套概念验证、技术经理人、产学研联动等机制，形成覆盖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闭环。目前，山东科技大市场已集聚770家科技服务机构、4.9万家企业以及5.7万项科技成果，累计推动超过2500项技术交易落地；青岛海洋科技大市场创新采用“1+N+X”运营模式，已征集成果超4900项。

农业科技领域同样成果丰硕。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长期深耕种质创新，通过院企联动打通育种、种苗、电商、深加工完整产业链，并借助直播电商的市场数据反向校准育种方向，大幅缩短了新品种从研发到落地的周期。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山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苏学锋表示，山东已出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16条“硬措施”，遴选22家单位先行先试，建立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在创新生态涵养方面，山东统筹国家、省、市三级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及校企创新中心布局，配套完善科技金融和人才引育体系，推动设备、人才、资金、产业资源的高效互通共享，逐步构建起全域协同的创新生态圈。济南重点打造量子、激光两大战略科创高地，量子国家实验室济南基地与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相继落地，并配套“1+4”科技股权投资体系，运用“拨改投”“先投后股”等创新方式引导资本投向硬科技领域。截至目前，山东已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36家、省级实验室1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328家。

人才与金融要素保障同步跟进。山东推出“科技金融20条”，“科融信”服务平台汇聚科技型中小企业3.2万余家，累计帮助3400余家企业获得“无担保、无抵押”融资超160亿元人民币；各地分层实施人才培育工程，校企共建研究生工作站、订单班，实现人才联合培养与共用共享。

面向未来，山东将加快落实《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2026年共同行动方案》，进一步推动全省科研与检测设备资源对外开放共享，围绕集成电路、AI、先进激光、新型显示等重点赛道集中攻关，通过“科工一体”深度融合，力争突破200项关键技术、推动2000项成果转化落地。

福州7月24日电（中新社记者 闫旭）第二十五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于24日在福州圆满收官。经过为期三天、共计22场紧张激烈的思想较量，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最终摘得桂冠，台北科技大学与厦门大学分列亚军和季军之位。

本届赛事由福建省科协携手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联合筹办，汇聚了两岸16所高校的辩论精英，近80名学子齐聚榕城，以言辞交锋缔结友谊。赛事设有团体前五名、最佳辩手及优秀辩手等多个荣誉类别，旨在表彰卓越表现。

围绕三大核心议题，本次辩论赛精心设计了紧扣时代脉搏的辩题，包括“‘人工智能+’语境下，青年就业前景更显广阔还是更趋艰难”“当代青年追寻个人价值时，借势与修身孰轻孰重”“为情绪价值买单，究竟折射社会进步抑或消费行为异化”。这些话题精准触及科技前沿、青年发展及社会文化热点，激励两岸学子展开多维思辨与深度对话。

中国海洋大学的康浩然与台北科技大学的廖哲霈凭借出色发挥，双双荣膺最佳辩手称号。廖哲霈在赛后分享道，辩论本质上是沟通与互动的艺术，就决赛议题而言，两岸青年应当并肩同行，善用各自优势，共同迎接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自创办以来，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已逐步构建起“辩论竞技+联谊互动+科技探访”的多元交流模式。本届赛事更创新推出了海辩老友赛、《海辩之道》读书会及闽台高中生海辩交流赛等别开生面的环节。赛事落幕后，台湾代表团还将启程前往青岛，开启科技探访之旅，进一步深化两岸青年间的理解与合作。（完）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