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大量房屋因潮湿而遭受不同程度损害，与此同时，霉菌在潮湿环境中悄然滋生，对公众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不容忽视。

台风过境后，许多楼房的低层住宅出现墙面渗水、发黑现象，衣柜、踢脚线及布艺家具表面纷纷浮现霉斑。究其原因，积水消退之后，室内湿度长期居高不下，为霉菌的大规模繁殖提供了温床。医生指出，霉菌孢子悬浮于空气中，一旦被人体吸入，极易引发呼吸道不适。

北京朝阳医院感染与临床微生物科副主任李冉表示，环境中广泛存在霉菌，若数量有限，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尚可将其清除；然而，当霉菌浓度过高，超出机体防御能力时，便会诱发呼吸道疾病症状。常见表现包括咳嗽、喘憋及哮喘发作，严重者甚至可能感染毛霉菌或曲霉菌，尤其对于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如老年人、免疫抑制患者及患有糖尿病基础疾病者，风险更为突出。

专家特别提醒，清洁除霉工作切莫仅停留于房屋及家具表面的简单擦拭。长期居住于潮湿环境中，若出现持续性咳嗽、胸闷等症状，应尽快就医诊治，同时彻底清除室内隐藏的霉菌隐患。

浴室、厨房、阳台以及受潮的木制家具是霉菌滋生的高发区域，霉斑往往深入墙体或板材内部。若只处理表层污渍，而忽视深层潜藏的霉菌，人体在长期吸入后，可能由上呼吸道过敏逐渐演变为慢性肺部真菌病，造成难以逆转的呼吸道损伤。

李冉副主任进一步强调，当霉菌斑已渗透至墙体内部时，需进行深度清洁处理。长期吸入霉菌可能引发肺部感染，临床上常见的疾病类型包括慢性肺曲霉菌病、毛霉菌病或变异性肺曲霉菌病，这些病症在医疗实践中并不罕见。

在清理霉斑过程中，务必佩戴防护口罩；若霉变面积较大，建议铲除受潮严重的墙体部分，并同步启用除湿设备，以有效降低室内湿度，抑制霉菌再度滋生。

此外，在防汛避险期间，集中安置点作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避风港”，其卫生管理同样至关重要。鉴于安置点人员较为密集，疾控专家提示，应严格落实通风与消毒制度，群众需勤洗手、合理安排休息。一旦出现发热或咳嗽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向现场工作人员报告，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记者 陈秋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于31日对外发布了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专项检查报告。报告指出，自2012年该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自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与桂林市紧密协作，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不断健全配套法规体系，深入推进漓江全流域污染治理攻坚与生态系统优化工作，促使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其生态治理实践已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奠定了坚实的生态基础。

在重大生态工程推进方面，总投资达54.91亿元的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项目正稳步实施，目前83个子项目中已有82个顺利完成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2.33亿元，投资完成率高达95.3%，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达9万公顷。广西生态环境厅针对漓江流域环境风险点开展了三轮全面排查，累计发现并反馈问题186个，其中167个已完成整改，整改率达到89.8%。此外，漓江风景名胜区内所有采石场均已关停并取缔，核心景区内的25处跨江线缆已全部迁移整治完毕，城市段洲岛沿岸的鱼餐馆及违法建筑被彻底拆除，重点水域的网箱养鱼活动得到全面清理，1210艘游览排筏全部完成“油改电”改造，困扰漓江多年的“四乱”顽疾得到有效解决。

截至2026年5月，漓江南溪河等四条支流水质已全面达标，“消劣返清”整体建设任务基本收官。漓江干流水质稳定维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国控及区控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三年保持100%，漓江生态环境质量连续五年被评为“优”，并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河湖治理提名案例。

然而，执法检查同时揭示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协同管护机制仍存在壁垒、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环保基础设施尚存短板、绿色转型发展力度有待提升，以及条例本身亟需进一步修订完善等。

针对上述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提出了多项建议：一是提升依法治理能力，进一步汇聚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合力；二是强化规划的引领、衔接与约束作用，加快构建“山水城市”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大保护修复力度，切实筑牢漓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动绿色转型提质增效；五是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工作，夯实生态保护与发展的法治根基。（完）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最高法近日对外发布四起涉军维权司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从军用土地保护、军工企业破产重整、退役军人权益保障以及军人军属司法救助四个维度切入，集中展示了法院系统在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合法权益方面的最新司法实践。最高法表示，此举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为涉军维权工作提供明确裁判指引，同时进一步营造崇尚军人、支持国防的社会氛围。

此次发布的案例具有鲜明的导向意义。在首起案例中，某基层法院拥军法庭面对军用土地因历史遗留问题被查封的复杂局面，创新运用“听证+磋商”的柔性方式化解矛盾，协调军队、地方政府、企业及债权人等多方力量，最终促成保全措施的解除，既保证了部队重点军事设施建设的如期推进，又兼顾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通过土地置换方案实现了多方共赢。这一实践生动体现了司法在平衡国防建设与民事权益方面的智慧，也为处理类似纠纷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军工企业的重生路径同样引人关注。第二起案例中，一家拥有多项军工资质、长期承担部队装备保障任务的特种车辆企业，因经营不善陷入债务危机。法院在审理其破产重整申请时，充分考量了企业所具备的军品生产资质、客户资源及完整生产要素等独特优势，创新性地指导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继续自主经营，并通过府院联动引入共益债权破解融资难题。重整期间，该企业不仅顺利完成了上亿元的军品订单并通过军方验收，还在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后实现了“涅槃重生”，为军工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司法支撑。

退役军人权益保障一直是社会关注焦点。第三起案例中，退役军人刘某在入职某公司后，发现用人单位在计算其累计工作年限时，未按其2年1个月的服现役年限计入工龄，导致年休假天数核算出现偏差。法院审理认为，依据退役军人保障法及相关法规，服现役年限必须依法折算为工龄，并据此判决该公司补足刘某未休年休假工资2.9万余元。这一裁断不仅纠正了用人单位的错误做法，更以司法之力捍卫了退役军人应有的职业尊荣，向全社会传递出对军人奉献精神的深切敬意。

第四起案例则聚焦军人军属的急难愁盼问题。戍边军人张某亮之父亲因交通事故不幸离世，肇事方虽被判刑却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使得失去顶梁柱的家庭陷入困境。执行法院在了解张某亮长期驻守条件艰苦的边防一线、其母年老多病、其兄亦需抚养两名子女的实际情况后，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足额发放救助金，并联动相关部门为军属落实补助款，最大限度缓解了军人家庭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让司法温度直抵军心，也体现了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深度融合。

展望未来，人民法院将持续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进涉军维权工作，不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司法力量，用高质量的司法实践助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