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果断出手，政策加码毫不迟疑。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态势进行深入研判，并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下基调。三里河栏目在研读会议公报时注意到，宏观政策表述中一个细节尤为突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这短短数语，分量十足。

“增量政策”四个字，承载着不一般的政策深意。回望近年来的中央高层会议，“用好存量”“落实政策”等提法屡见不鲜，然而“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这一表述，却并非寻常可见。此次特别冠以“及时”二字，更透露出一种紧迫感扑面而来，政策节奏显然在提速。

何谓“增量政策”？简单而言，便是在既有政策框架之外，再推出一批新的举措。存量政策虽已运转，但力度尚显不足，需要增量政策持续加码添力。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量已逼近70万亿元大关。与去年同期相较，GDP增量达3.6万亿元，创下近五年同期新高。

然而，受短期因素交织与外部环境扰动的影响，二季度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呈现出供给强于需求、出口优于内需、新动能领跑旧动能的格局。放眼全球，国际形势愈发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增长整体趋缓，国际贸易亦呈放缓态势，多数国家通胀压力明显攀升。在此背景下，“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无疑是对外部冲击与内部挑战的有力回应。

那么，增量政策的“弹药”从何处发力？财政端，空间颇为可观。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报告显示，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达18.20万亿元，完成全年预算的43.5%，略低于去年同期的44.5%，支出节奏偏慢，这为下半年预留了充足的操作余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宏观金融分析报告》则建议，增发1.5万亿至2万亿元规模的特别国债，重点投向“两重”建设、“六张网”工程、城市更新及民生保障等领域；同时扩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新增8000亿至10000亿元额度。

所谓“六张网”，涵盖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与物流网，堪称投资的重中之重。仅今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的投资规模，预计便将突破7万亿元。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亦着重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深度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并扎实推进“六张网”的规划建设。

货币端同样不乏可打之牌。市场普遍预期，三季度或将迎来降准、降息的窗口期。当前CPI处于相对低位，为政策宽松打开了空间。从预算外视角观察，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总额为8000亿元，较去年增加3000亿元，相关资金有望集中在下半年投放。

此番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在提及货币政策时，措辞强调“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欧阳日辉向三里河指出，这彰显出货币政策并非“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滴灌、相机抉择。欧阳日辉进一步解读称，此次政策思路蕴含清晰的逻辑链条：先让存量政策充分发力，加快财政支出、加快债券发行、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与此同时，预研储备一批新政策工具，一旦经济修复斜率不及预期，便可随时投放。

在专家看来，市场无需忧虑“政策空窗期”。从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的信号来看，中央态度明确而坚定：该出手时果断出手，该加码时毫不含糊。“十五五”开局之年，棋至中盘，落子有声。当然，“增量”绝非“强刺激”，会议强调的是“务实管用”。

归根结底，“增量政策”四字的分量，不在于政策本身，而在于其所传递的深层信号：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政策工具箱的储备远较市场预期的更为充实。

｜“三里河”工作室出品

近日，中国东北部地区遭遇罕见高温炙烤，多地气温之高被形容为“同期罕见”，迅速成为舆论热议焦点。然而，就在这一区域内，强降雨与剧烈对流天气亦同步登场，构成一幅天气现象“冰火两重天”的奇异图景。为何两种看似势不两立的天气状况会在此地不期而遇？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对此进行了解读。

据张涛介绍，在夏季我国境内，高温的“元凶”通常出自两大天气系统：其一，是副热带高压直接笼罩下，气流下沉引发的增温效应；其二，则是西风带内高压脊的介入。此番东北地区的高温，正是这两股力量“联手”的产物。

张涛进一步剖析称，近期东北恰好坐落于西风带高压脊与副热带高压的叠加地带。在这双重高压的交织作用下，下沉气流异常活跃且强劲，使得天空云量稀少、日照充沛，气温因此节节攀升。与此同时，丰沛的暖湿气流持续向北涌入，令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人们体感温度因此远超实际测量值，闷热难耐。

令人意外的是，紧随其后的降雨同样与这一系统密不可分。由于东北地处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副高外围强烈的西南气流化身“水汽搬运工”，将大量暖湿空气一路输送至北方。恰在此刻，西风槽裹挟的冷空气南下，双方在黑龙江上空正面遭遇，冷暖交汇之下，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便应运而生，酝酿成一场天气的“交响曲”。

近日，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揭牌成立，这一消息由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对外发布。

该中心的组建，被视为市场监管总局深化综合治理能力的一项关键布局，同时也标志着在“十五五”规划启幕之际，我国食品安全技术体系建设迈出了坚实一步。此举不仅旨在强化从生产到消费全链条的食品安全监管，更被赋予了提升治理效能、增进民生福祉的深远意义。

新成立的国家食检中心将坚持党建引领，秉持“监管为民”的核心理念，紧贴国家食品安全战略部署，顺应新时期的监管需求与挑战，精准锚定自身职能坐标，从而为食品安全监管构筑起牢固的技术后盾。中心计划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完善食品安全领域的科研体系，加速信息化技术的落地应用，并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手段，以期更高效地识别、预防和化解潜在风险隐患。

在专业支撑方面，中心将双管齐下，既重视软科学策略研究，又推进硬核技术开发，系统性地深化食品安全基础探索。具体工作涵盖检验检测技术、方法、装备及标准规范的实用化研究，以及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的应用探讨；同时，中心还将承担抽样检验、风险预警、检测机构能力评估等技术任务，为日常监管提供精准数据。此外，强化监管技术保障亦是重点方向之一，包括加快专业化、职业化食品检查员队伍的培养，全力支持飞行检查与体系检查的开展，并提升特殊食品领域的技术评价水平，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动力。

为促进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国家食检中心将统筹行业内技术资源，推动食品安全信息的共享互通，深化科研协同，并积极拓展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汇聚各方智慧，为全面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水平提供扎实的技术根基。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