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疾控局于今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这一核心议题，深入阐述了夏季常见传染病的防控策略、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防护措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以及暑期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新闻发言人席晶晶在发布会上，就当前我国重点传染病的疫情动态及潜在健康威胁进行了细致的通报与分析。

随着暑期的到来，蚊虫等病媒生物的繁殖进入旺盛阶段，加之人员跨区域流动显著增多，由病媒生物传播的传染病疫情风险呈现出上升趋势。境外输入病例引发本土传播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在南方部分省份，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疾病出现聚集性暴发的隐患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呼吸道传染病整体维持在较低流行态势，但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病原体仍表现出一定的活跃迹象，新冠病毒感染则继续保持低水平流行状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全国已进入“七下八上”的关键汛期，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环境卫生问题，对食物和饮用水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会导致病媒生物及宿主动物的分布与活动规律发生改变。受此影响，受灾区域的肠道传染病、呼吸道感染以及虫媒传播疾病的发病风险均有所提升，亟需加强监测与防控应对。

中新社天津7月31日电（记者 周亚强 孙玲玲）迪卡侬中国副总裁杨沐霖近日在受访时指出，中国体育消费正加速从传统实物装备领域，向服务体验及赛事经济延伸拓展。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注入了“确定性”，迪卡侬计划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扩大投资布局。

7月30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在天津召开。杨沐霖在论坛间隙表示，近年来中国体育消费生态已发生深刻变迁。自北京冬奥会以来，专业运动装备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而随着冰雪运动及户外休闲风潮的兴起，消费模式已由单一商品购买，转向涵盖多元化场景的综合体验，明显呈现出从“购置装备”到“购买体验”的转型趋势。

顺应这一变化，迪卡侬在华零售业态也在持续迭代升级。据杨沐霖透露，迪卡侬天津首家新标门店已于近期落户城市核心商圈——南开大悦城，并同步推出自行车官方回收、运动装备租赁等循环消费服务，旨在承接文旅流量，助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他认为，天津不仅拥有百年商埠的深厚底蕴，更具备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未来，公司还计划在天津更多区域及社区拓展业务版图。

谈及营商环境时，杨沐霖强调，多年来中国政府角色的转变令人印象深刻，正从早期的“引导者”逐步演化为构建产业生态的“合作伙伴”。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强化、人才跨境流动的便利化，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一网通办”政策的落地，均显著提升了企业进入各城市的效率。“政策红利让外资消费和零售企业受益匪浅，这为我们提供了极强的预期确定性。”

在供应链与创新层面，杨沐霖用“伙伴”一词来概括迪卡侬在华发展的核心理念。他介绍，迪卡侬在华采购已历经三十余载，累计采购金额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早期合作制造商如今已升级为智能制造企业，并跟随迪卡侬的步伐走向东南亚及欧洲市场。与此同时，公司与中国科技企业、互联网平台以及线下商业伙伴建立了深度协作关系，使得中国市场成为驱动其全球增长的关键引擎。

杨沐霖最后表示，迪卡侬将继续围绕“体育+消费”新场景，携手各界伙伴共同深耕中国市场，持续探索创新发展路径。（完）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

新华社成都7月31日电 2025年11月11日16时许，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红旗大桥后方山体突发大规模滑坡，右岸引桥与部分路基遭到严重损毁，致使国道317线通行中断。得益于提前预警和交通管控的果断实施，此次灾害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日前，四川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调查报告》。调查认定，红旗大桥右岸边坡地质构造错综复杂，岩体裂隙发育旺盛，强卸荷带纵深广布，加之库水位上升导致岩体长期浸泡而软化解体、承载力显著削弱，再叠加通道施工扰动与桥梁运行荷载等多重因素，最终引发水库诱发型基岩边坡坐落式深层滑坡，成为大桥垮塌的直接肇因。调查同时指出，相关勘察单位未按规范要求，对右岸引桥所在的水库坍岸区域实施工程地质勘察，亦未开展桥梁岸坡稳定性评价，勘察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导致桥轴线定位和整体设计缺乏充分依据，部分工程防范措施形同虚设，为灾害埋下重大隐患。此外，库区桥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监测预警体系亦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速响应，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及自然资源部等国家部委的指导下，全力推进应急处置与善后工作，并专门成立由副省长挂帅的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调查组，全面启动灾害调查。调查组秉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工作方针，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等相关法规，综合运用现场勘查、资料调阅、检验检测、模拟推演及专家论证等手段，系统复盘山体滑坡与右岸引桥垮塌的全过程，科学界定灾害性质，深入查明防灾减灾措施、勘察选址、工程设计、施工建设、工程监理等各环节状况，以及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履职情况与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汲取教训，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与防范对策。

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红旗大桥右岸边坡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岩体裂隙发育、卸荷带深度异常，库水上升浸泡后岩体物理力学性能剧烈退化，承载能力持续下降，加之通道施工扰动与桥梁荷载的协同作用，最终诱发水库型深层基岩滑坡。滑坡体带动右岸引桥基础发生显著位移并持续下沉，桥墩在巨大推力下相继倾斜、断裂乃至坍塌，这是右岸引桥整体垮塌的直接成因。同时，调查还揭露了涉事企业在勘察设计环节存在违法分包转包、项目建设管理责任严重缺位、隐患排查治理流于形式等多重乱象。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调查组已依法将相关人员的线索及证据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国有企业公职人员在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也已移交具有管辖权的纪检监察机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有关企业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则交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目前，各项追责问责与整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