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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基础教{育，}中国有自信
建设教育强国，根基在于基础教育。据统计，我国基础教育水平已与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值持平。从规模的拓展转向品质的跃升，由机会的均等迈向卓越的追求，每一阶段皆踏出稳健而铿锵的足印。本期《关注基础教育·筑基兴教》专栏，将聚焦《半月谈》文章《办好基础教育，中国有自信》。
展望2025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攀升至92.9%，五岁幼童入园比例近乎全覆盖；小学与初中净入学率常年稳居近乎满额，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高悬于95%以上，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亦达92%……这些硬核数字，映照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奋力耕耘的累累硕果。若按国际通用标尺横向审视，我国基础教育已迈入世界高收入国家均线；纵向回溯，则从体量扩张跨入内涵提升，从公平守护走向卓越攀登，每一程皆留下扎实而深刻的足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独具优势，我国基础教育在国际舞台上亦占有一席之地。面对这份成就，我们理当满怀自信——此信心根植于对中国教育路径、制度框架与文化底蕴的深厚底气。
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神州大地，不论性别差异、身体条件或地域背景，每个孩子皆有机会借助教育之光点亮希望、改写人生轨迹。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辛集特殊教育学校里，一支由残障学子组成的“逆风乐队”格外亮眼。创办者孙士姹老师动情道：“校内任何学生皆可入队，我会依据每人特质给予量身指导。乐队助孩子们渐生自信，未来能顺畅融入社会，便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国基础教育尤其重视基本权利保障与弱势群体托底，在教育公平层面展现出高水平。诸如国际社会聚焦的女童与残障儿童入学议题，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国在这两方面的保障成绩斐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邓友超如是说。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维持在97%以上，女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则高达99%以上，双双超越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准。
2026年3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告：基础教育普及程度与核心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尤其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此结论源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对标分析。据悉，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综合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评估基础教育的62项指标中，我国有28项“达到”、23项“超过”、11项“接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我国破解了超大规模人群的教育普及难题，展现出远超同类国情国家的制度效能与普惠广度，同时在质量内涵上实质跨越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教授指出，经测算，中国基础教育对标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综合指数为104（以高收入国家均值100为基准）。“与发达国家相较，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各项入学率指标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齐平。”
在早期教育领域，凭借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供给，中国成功实现对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弯道超车”，相关举措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早期教育发展的典范案例。统计表明，2025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显著领先于OECD国家84.7%的平均水平。
国际评价体系是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最客观的试金石。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中国学子尤其在数学、阅读、科学等基础学力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长期稳居世界前列。PISA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评价道，中国学生不仅知识掌握扎实，更擅长在新情境中灵活迁移与应用所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补充说，全球教育强国指数显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从第49位跃升至第21位，成为全球进步最快的国家，其中教育质量维度已跻身全球第8名。
这一切无不印证：中国基础教育已在世界坐标系中稳占领先高地。
创造三大“中国奇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中文盲比例高达8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文化素养的低迷，成为民族腾飞的重大桎梏。历经数十年奋斗，尤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的四十年为关键，中国基础教育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百余年的普及之路，铸就了一系列扎实的“中国奇迹”。
奇迹一：构建了全球规模最庞大且运行高效的的教育基座。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拥有各级各类学校43万所、在校生2.2亿人、教师1577万名。“能在如此宏大体量下实现有序运转与质量保障，这本身就是中国教育奇迹的最大底气，亦是制度优势的集中彰显。”李政涛强调。教育部最新数据表明，2025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5岁儿童入园率近乎全覆盖。“我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人生起步阶段享受有质量的学前教育，为其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夯实根基。”张志勇表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在校生达1.57亿人，2025年巩固率升至96.1%，真正实现了“应学尽学、一个不落”。同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首度突破3000万人大关，标志着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目标基本告成。
奇迹二：完成了从“普及攻坚”到“优质均衡”的华丽转身。“孩子下半年就要上幼儿园大班了，老师说大班免学费。”山东菏泽的李女士向半月谈记者分享道。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正式施行，当年惠及逾1400万名儿童，学前教育正由稀缺资源蜕变为普惠公共服务。义务教育领域，我国已实现2895个县域“基本均衡”全盘覆盖，正加速向“优质均衡”阶段迈进；阳光招生行动使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上好学”的机遇更为公平地呈现在每个家庭眼前。此外，2025年国家出台《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着力扶持占全国普通高中半壁江山的县中，推动城乡普通高中教育协同并进。李政涛指出，这些政策突破系统性地推动教育公平从机会均等深化至质量公平。
奇迹三：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跨越，实现国际地位跃升。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乡学校携手开展“同步课堂”，众多师生共享“一张网”资源、“一块屏”互动教学。“我国已建成世界最高标准的数字教育基础设施，并在应用模式与生态建设上确立了全球创新引领优势。”张志勇称。早在2020年，中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便已达100%，而部分高收入国家该比例仅为96%至98%。在网络覆盖质量、终端配备水平等硬指标上，中国已完全对标甚至超越世界高收入国家标准。目前，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部分领域“领跑”，已与18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合作，9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不妄自菲薄，亦不固步自封
基础教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起点，具有鲜明的先导性与预备性，其发展大幅提升了国民素质，有效助推社会经济进步。“我们以相对有限的教育投入，为全球六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训练，培育了规模庞大的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人才大军，这正是中国四十余年经济腾飞与产业升级的最核心动力。”李政涛如是说。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基础教育的成就皆举世瞩目。面对网络上的种种质疑与吐槽，多位受访者认为，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脱离国情空谈教育。
网络上，不少人推崇某些西方国家的“快乐教育”与“个性发展”。多位受访者指出，真实的西方大国基础教育实为“双轨制”——许多公立学校深陷资金匮乏、纪律松散、校园安全等困境，底层家庭的孩子在所谓的“快乐教育”中虚掷时光，最终失去阶层跃升的机会；而精英阶层则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那儿虽有优良的办学条件与师资力量，但学费高昂，普通家庭往往难以企及。
多位业内人士强调，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超大规模条件下实现的高水平普及与底线公平，这是许多发达国家亦难以企及的。若有人主张全盘否定自身、生搬硬套国外模式，这本质上是一种脱离国情的教育浪漫主义，不仅难以落地，更可能动摇教育公平的根基。“我国作为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高考等标准化考试仍是当前最能保障社会公平、促进阶层流动的适宜制度设计。”李政涛表示。受访专家一致认为，若盲目移植西方“快乐教育”，大幅削减课程难度、取消统一选拔，结果必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宽松中丧失竞争力，而富裕家庭则可通过高价课外辅导、海外游学等途径完成精英教育，这无疑违背了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与公平底线。他们同时强调，反对全盘西化绝不意味着故步自封。比如，一些国家对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培育方式，另一些国家对教师极高准入门槛及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的营造，都值得借鉴与学习。
受访者普遍表示，应坚定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将中国的“扎实基础”与现代的“创新素养”相互融合，走出一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的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功能特点
中新健康｜中国胃癌治{疗迎来里程碑式突}破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
使用说明
多（囊卵巢综合征为何更）名？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撰写的一篇深度报道中，披露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一困扰无数女性的内分泌疾病的最新动态。该报道发表于2026年8月3日出版的第124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聚焦于这一沿用近九十年名称的疾病正经历的历史性变革。
故事要从林夏说起。这位刚结束大二学业的年轻女性，在6月底遭遇了持续近十天的异常子宫出血。而这之前，她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月经造访。7月7日，她走进上海某三甲医院完成初诊和血液检查，次日复诊后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回溯过去三四年，林夏陆续浏览过多篇关于此病的科普内容——月经紊乱、体毛浓密、反复爆痘、脱发等典型症状。她感慨自己的身体仿佛"依照教科书生病"。
事实上，多囊是育龄期女性最常遭遇的内分泌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10%至13%的育龄女性深受其扰。《柳叶刀》曾刊文指出，全球超过1.7亿女性受到这一疾病的影响。而2022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2400万名育龄女性罹患此病。
今年5月，《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国际命名共识，提议将沿用近九十年之久的PCOS更名为PMOS，中文暂译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紧随其后，7月1日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了PMOS指南草案，提出加速对患者的诊断流程，并建议医疗机构为确诊者提供年度健康评估。
为何要改变这个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名称？林夏的月经史便是一个缩影。她时而连续两月月中出血，时而整月毫无动静；有时仅有零星血迹便戛然而止。大二那年，她特意购置了一款智能手表来记录经期，每当发现出血便即时标记"点滴出血"还是"正式月经"，并详细记录出血量。
与林夏同龄的陈默，月经频率更为稀少，高中起每年仅来潮一至两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五年前初次怀疑自己患有多囊时曾感到恐惧，但随后在网络上看到越来越多相似经历，便自我宽慰："大家都有，无所谓。"直到今年1月，她才首次就医并确认诊断。多名受访患者最初均因月经异常而就诊。这些异常不伴疼痛，也不会干扰日常学习工作，因此极易被误认为青春期正常发育、考试压力或熬夜所致。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对多囊患者而言，月经变化往往是排卵节律紊乱后最先发出的警报。长期不排卵意味着子宫内膜无法按正常节律增生和脱落，异常增生的风险随之上升。
然而，排卵异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段涛指出，多囊患者并无统一"面孔"：有人以月经和排卵障碍为主；有人多毛、痤疮、脱发等雄激素过多症状突出；有人超声显示卵巢多囊样改变；还有人伴随体重和代谢异常。这些表现可能叠加出现，也可能只显现其一。
过去，这些症状常被割裂处理：妇科管月经和生育，内分泌科处理代谢，皮肤科对付痤疮和多毛，心理专业人员应对焦虑和抑郁。"诊疗碎片化是此次更名的重要原因之一。"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斯泰纳-维克托林如是说。
伍学焱进一步阐明，"多内分泌"并非指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相互独立的内分泌疾病，而是多个调节系统同时出现紊乱。例如，控制卵泡发育和雄激素分泌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失调，常伴随糖脂代谢异常。这些变化彼此交织，共同塑造了多囊复杂的疾病图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更名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医患双方，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理解和治疗这一疾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内分泌学家海伦娜·蒂德是此次更名的主要推手之一。她透露，早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她和团队询问患者对PCOS的理解，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误以为卵巢里长满异常囊肿。此后的14年间，数以万计的患者、一线医生及卫生专业人员通过调查和投票表达意见，最终凝聚成这份国际命名共识。
蒂德还指出，旧名称束缚了疾病分类，多囊长期被划归"卵巢疾病"范畴。只有改变分类，更多科室的医生才有可能及早识别患者。
"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这是不少"瘦多囊"患者常听到的话。蒂德明确表示，从PCOS到PMOS，现行诊断标准并未改变。
7月8日，林夏完成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并不典型：两侧卵巢各可见约10个小卵泡。超声医生未在报告中写入"卵巢多囊样改变"，仅提醒腹部超声易受设备、角度和膀胱充盈程度干扰，最终诊断应由门诊医生综合判断。门诊医生结合她长期月经紊乱等表现，认为多囊"基本没跑了"。
段涛解释，所谓卵巢多囊样改变，是指一些本应继续发育成熟并排出的卵泡停滞在生长途中，聚集于卵巢内，部分患者卵巢因此增大。临床上常见两个极端错误：一见到超声提示多囊样改变便直接确诊，或因为超声不典型便立即排除。
多囊无法依靠单项检查单独确诊，但已有较为清晰的综合诊断框架。国际上广泛采用的鹿特丹标准规定，在排除其他疾病后，患者需在排卵异常、高雄激素表现及卵巢多囊样改变三项中至少符合两项方可确诊。国内2018年发布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国诊疗指南》思路相近，但将月经稀发、闭经或不规则出血设为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任一类表现：一是多毛、痤疮等雄激素过多迹象或血检显示雄激素升高；二是超声提示卵巢多囊样改变。
即便有诊断标准，误诊和漏诊依然普遍。据世卫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文章，全球高达70%的多囊患者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患病。29岁的林然十年前便开始月经异常，就医时医生反复追问她是否怀孕，当时她并男友。超声仅显示子宫内膜偏薄。此后她辗转多家医院，服药时月经好转，停药便复发。由于身形不胖，她和医生都未将这些问题与多囊关联。直到七年前备孕，她在生殖科接受阴道超声才发现卵巢多囊样改变，方被确诊。
雄激素异常也可能因检测手段局限而被漏掉。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教授里卡多·阿齐兹指出，按照多数现行诊断标准，至少四分之三的多囊患者存在雄激素过多相关异常。部分人需抽血检查，但检测方法灵敏度有限，也可能造成漏诊。
体重也可能误导判断。段涛表示，国内体重指数正常的"瘦多囊"患者并不少见。记者采访的五名患者中，四人体重未达超重标准。20岁的小满身高约158厘米，体重常年不足40公斤，初中时便确诊多囊。今年5月复诊时，某三甲医院妇科医生打量她说："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也不太可能有胰岛素抵抗。"
事实上，胰岛素抵抗在多囊患者中并不罕见。2024年国内专家共识指出，既往研究估计40%至70%的多囊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但胰岛素抵抗并不属于现行诊断标准。2023年国际循证指南表示，尽管胰岛素抵抗是多囊的重要病理生理因素，目前临床可用的胰岛素检测意义有限，不建议常规开展。
蒂德强调，"代谢"进入病名并不意味患者必须肥胖、存在胰岛素抵抗或已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更名不会立刻催生新药，也没有推翻现有疗法，但它试图纠正多囊长期被等同于"不孕"以及"不备孕就不必管"的诊疗惯性。
小满确诊时，医生告诉她此病可能影响未来生育。此后很长时间，她都将多囊理解为一种与生育相关的妇科疾病：结婚生子对她而言还很遥远，治疗自然也无关当下。因不痛不痒，她后来中断治疗。但生育只是多囊管理的一部分。蒂德反对让年轻患者等到想生育时才着手干预，那样会忽视心理和代谢风险。她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告诉一位有心血管风险的人："先回去吧，等发生心肌梗死再说。"
斯泰纳-维克托林指出，多囊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相对风险约为普通女性的2.7倍。长期不排卵时，子宫内膜持续受雌激素刺激，却缺少孕激素的周期性保护。若患者长期闭经、异常出血或检查发现内膜增厚，应进一步评估并遵医嘱随访。
"生完孩子，多囊就会好"同样是常见误解。林然曾短暂相信过，生育后她的月经一度规律了几个月，但很快再次紊乱。黄荷凤表示，对多囊患者而言，生育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自动消失。
多囊的病因和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也没有一种药物能同时解决月经、雄激素、代谢和生育问题。黄荷凤认为，治疗应根据患者年龄、症状、代谢风险和生育需求动态调整：青春期患者长期闭经，重点是保护生殖健康并监测内分泌变化；多毛、痤疮或脱发显著影响生活时，需针对雄激素过多治疗；出现糖代谢异常后，再引入饮食、运动或药物干预；有生育计划时，核心转为帮助排卵；产后仍需持续管理，关注子宫内膜和代谢风险。
今年1月确诊后，陈默服用了一个月短效口服避孕药。斯泰纳-维克托林解释，这类药物可调节出血周期，改善部分多毛、痤疮等症状，也有助于保护子宫内膜。医生还可根据情况使用孕激素或含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
多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生活方式管理是多囊治疗的地基。黄荷凤表示，生活方式管理不能止步于"少吃、多动"。目前国内针对不同亚型多囊患者的饮食和运动方案仍不够精细化，例如每天具体能量摄入、运动安排方式，以及体重正常者与肥胖者是否应设定不同目标等。
随着"代谢"纳入新病名，二甲双胍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伍学焱表示，从内分泌代谢角度看，二甲双胍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已成为临床治疗多囊的常用手段之一。阿齐兹则提醒，二甲双胍并非人人适用，其使用通常需达到足够剂量，因此更应精准施治。
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原本用于糖尿病和减重的新药，也成为部分患者的"网红"选择。黄荷凤注意到，一些患者在就诊前已自行用药。她提醒，这些药物并非治疗该病的"万能钥匙"，尤其是有备孕计划者需格外谨慎。部分研究提示这些药物可能有助于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和月经周期，但最佳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需更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蒂德认为，这些药物或许对部分患者有益，但针对育龄女性的研究仍不充分，目前不能认定其在妊娠期使用足够安全。
对有生育需求的患者，治疗也不只是让卵泡成熟那么简单。林然备孕期间，在当地三甲医院生殖科接受促排卵治疗，结果竟怀上五胞胎。因继续妊娠风险过高，她接受了减胎手术，最终两个孩子于妊娠25周早产。黄荷凤强调，促排卵首先要确保安全，目标不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卵泡，而是尽量得到一枚成熟卵泡，实现单胎、足月及母婴安康。
更关键的是改变临床实践。去年10月，28岁的许宁体检时被提示卵巢可能存在多囊样改变。数月后，她决定进一步检查。她的血糖、胰岛素和性激素等指标无明显异常。内分泌科医生没有排除多囊，只说月经和卵巢问题应转妇科处理。转到妇科后，因部分检查已过期，许宁不得不重新做了一遍。
"目前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段涛坦言，不少医院各科都在处理自己熟悉的症状，却未必有人掌握患者完整病史。医学界目前只是对新名称达成共识，接下来更紧要的是变革临床实践，在患者青春期、育龄期、妊娠期和产后持续跟进。
斯泰纳-维克托林表示，新名称希望推动主诊医生长期跟进、多专业协同管理，将患者的生殖、代谢和心理问题整合进同一条诊疗路径。黄荷凤建议妇产科与内分泌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目前遇到复杂病例，她会组织多学科会诊，或请内分泌科专家远程视频共同看诊，让患者免于再到另一个门诊重新排队。
但为每位患者临时组织多学科会诊并不现实。段涛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组建专病团队，培养熟悉多囊的主诊医生，并由妇科、生殖医学、内分泌、皮肤和心理健康等多学科共同制定诊疗指南和共识。
现实中，新旧名称的交替需要时间。蒂德介绍，国际上已设定三年过渡期，目前新旧名称并行使用，到2028年更新指南时计划仅保留PMOS。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等人近期撰文建议，国内现阶段可采用"旧名为主、新名标注"的过渡方式。黄荷凤表示，国内更名难以一步到位，还需经过相关学会论证、医学名词审定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备案。即便未来统一使用PMOS，仍需根据患者的生殖、雄激素和代谢表现进一步分型。
得知PCOS更名为PMOS时，许宁的第一反应是："就改个名字，对我好像没什么影响。"对她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这次检查究竟说明了什么，下一步该去哪里，是否会有医生持续跟进她的病情。一场更名的成败，不能只看医生在病历上写下PCOS还是PMOS。黄荷凤表示，无论使用哪个名称，这都是影响女性一生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应当尽早筛查、及时干预并长期管理。
（应受访者要求，林夏、陈默、林然、小满、许宁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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