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 张素) 一份于9日揭晓的调研成果显示，当前中国康养产业正呈现多轨并行推进、区域间层次分明、产业链各环节梯级竞争的繁复景象。这份名为《毕马威首届康养50》的研究报告，系统梳理了我国康养领域的演进脉络、竞争版图与前瞻走向，并明确指出该产业链条主要由上游产品供应、中游服务交付及下游保障支付三大板块有机衔接而成。历经岁月沉淀，康养产业已从早期单一的福利型养老模式，蜕变升级为融合健康服务、养老照护、康复医疗、科技赋能等多元业态的复合型体系。

报告特别关注到，在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居民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以及政策导向强力助推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康养产业的市场疆域与内涵深度均获得显著拓展。其服务范畴已从传统的养老与疗养领域，逐步跨越至智慧养老产品研发、线上健康管理、互联网诊疗等创新应用场景，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与适应性。

毕马威中国客户及业务发展主管合伙人江立勤对此深有感触：“随着深度老龄社会悄然而至，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壮大，由此催生的养老、医疗、康复等多元需求愈发凸显且日趋个性化。如何精准回应这一庞大群体日益复杂的健康养老诉求，已然成为社会各界共同聚焦与探讨的核心议题。”

报告所绘制的产业全景图中，上游环节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持续驱动智慧养老产品的迭代升级、康复器械的推陈出新以及辅助设备的持续优化；中游层面则通过线上服务平台与居家、社区、机构等线下场景的无缝对接，实现健康管理与养老服务效能的显著跃升；下游环节则着眼于医保及商业保险支付体系的智能化转型，借助智能审核、风险防控、精细服务等手段，精心构筑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服务链条。

毕马威中国医疗健康行业主管合伙人黎志贤分析认为：“中国康养产业正以愈发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依托本国庞大内需市场的坚实底座，本土康养企业正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并沿着产业链上中游的不同环节，探索并构建各具特色的全球化发展路径。”

今年三伏天的帷幕将于15日正式拉开，整个周期将延续40天之久。除了“冬病夏治”这一流传已久的养生传统，近来网络上还兴起了一种新潮的说法——三伏期间被视为全年减脂效率最高的“黄金时段”。事实果真如此吗？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王栋，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三伏天的确为体重管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前提是要做到“顺时而动、顺势而为”，若再辅以中医特色外治疗法，效果则更为显著。不过，他特别提醒，切忌走向极端，盲目断食或过度锻炼反而得不偿失。

实习生谢圣霖与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许倩倩联合报道。长久以来，减肥定律似乎总离不开“管住嘴、迈开腿”的朴素信条，其重心在于卡路里的严格调控。然而，王栋向记者透露，2026年3月国家颁布的《中国肥胖行为与生活方式干预指南》已提出更为全面的视角，科学化的体重管理需将睡眠质量、膳食结构、运动习惯及心理状态四大层面一并纳入考量。“三伏天里，睡眠问题的改善显得尤为事半功倍。”王栋阐释道，中医理论视睡眠的实质为“阳入于阴”——白昼间阳气升腾于外，维系人的精力与活力；夜幕降临后，阳气应当潜藏归内，方能促人安然入梦。而三伏恰逢一年中阳气最鼎盛之时，人体阳气多浮越于体表，腠理随之疏松开泄，此刻借助针刺、穴位敷贴、艾灸等手段，药力与刺激更容易循气血运行而贯通经络，从而为“阳入于阴”打通顺畅路径。这正是“冬病夏治”理念在三伏天调理睡眠障碍的根本逻辑所在。

不仅如此，盛夏酷暑常令人食欲不振，自然减少摄入，加之身体新陈代谢速率提升，无形中便营造出一种有利于制造“热量亏空”的天然态势。王栋进一步表示，阳气外放、腠理松解使得气血流转格外活跃，这既加速了脂肪的分解消耗，也更能促进体内长期积聚的痰湿水浊向外排泄，尤其对于改善“虚胖”及“水肿型肥胖”颇具奇效。除却饮食与代谢层面的自发变化，王栋还着重强调了中医外治法在三伏减重中的独到优势。“拿针灸来说，经由精准刺激特定穴位，可以调节经络之气血，强化脾胃的运化机能，推动脂肪的分解代谢，同时还能调整内分泌水平，抑制过旺的食欲。再者，诸如针灸、穴位埋线、敷贴等多种外治法，均可依据个体体质差异进行辨证施治。”

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七十五公斤的市民刘先生，便是中医外治减重的真实受益者。由于日常公务缠身，他很难做到严格把控饮食或坚持固定运动，但在接受一个月的针灸调理之后，体重竟轻松下降了十余斤。对此，王栋解释：“针灸在调节代谢过程中，患者初期往往会有‘饿得更快’的感觉，这其实正是身体代谢提速的信号。若此时能克制食欲，坚持约一周时间，待代谢水平稳定上升，体重便会开始持续回落。”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在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事故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即部署，全面推动安全隐患治理、道路恢复通行以及灾害原因调查等各项工作。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联合中国电建集团公司纪委、国能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纪委，依据干部管理权限，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对事故背后存在的履职不力、监管不到位及失职失责问题，对28名公职人员实施了严肃的问责追责；同期，四川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7名相关人员展开立案调查。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成勘院”）原交通分院院长聂大丰等7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4名嫌疑人已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

针对红旗大桥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失职失责问题，相关部门对成勘院、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双江口公司”），以及省、州交通运输和水利部门，还有阿坝州和马尔康市两级政府的28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格追责。具体处分措施包括：对四川铁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铁能电力公司”）原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董事长唐明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志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两年）的处分；对铁能电力公司原副总经理、双江口公司原副总经理肖晓康等2人予以政务记大过处分；对双江口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乔洪波等2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成勘院原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交通分院院长傅支黔等2人实施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记大过的双重处分；对成勘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明给予党内警告和政务记过处分；对成勘院原交通分院桥梁室主任王维进行党内警告和政务警告处分；对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钱育锋等3人予以政务警告处分；对四川公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原总工办副主任兼咨询部副经理李树鼎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对阿坝州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龚明等4人进行党内警告处分；其余10名相关责任人则分别受到诫勉、责令检查、批评教育等形式的处理。此外，还责令阿坝州交通运输局等6个单位以及铁能电力公司等4家企业，向其上一级单位或党组织作出深刻书面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