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胜桥村的卫生室内，一位生于1998年的年轻医者许震涛正用当地方言耐心叮嘱年长的于奶奶：“您的肺部结节，我已经请上虞人民医院的专家线上看过了，转诊通道也已安排妥当，明天直接去就行，无需重新排队检查。”他一边说话，一边熟练地在医共体数字化系统中录入转诊信息。这位深居古村的年轻医生，正是浙江县域医共体人才管理创新模式的一个生动侧影。

自2025年伊始，浙江正式启动了一项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改革新探索，围绕编制、招聘、使用、保障、医保五个维度推出系统化举措，11个试点县市区同步推进，旨在打破长久以来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在行政管理、资源分配及服务供给层面各自为政的固有格局。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医学人才正在书写扎根基层、向上成长的崭新篇章，而千万乡村居民也在自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温暖与保障。

许震涛本是桐乡人，远赴河南攻读医学，2020年加入上虞小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规范化培训后，得益于一体化改革中“县编乡用、村岗统筹”的创新机制，他于去年正式入驻胜桥村卫生室。初来乍到，这位年轻人也曾遭遇冷落——村民更信赖行医多年的老村医，感冒骨痛也习惯往乡镇卫生院跑。方言生疏、临床经验尚浅，成为他必须跨越的两道难关。为此，他利用闲暇时间主动与村民攀谈，努力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话语。

“不少老人同时服用多种降压降糖药物，常常分不清功效，重复用药的风险不小。”除了日常门诊，许震涛坚持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测量血糖、更换敷料。如今，村民们都亲切地唤他“许医生”。面对肺部结节、心脑血管高危病例，他便通过医共体平台请区级专家远程会诊，并一键启动双向转诊流程，为患者免去了反复奔波、重复检查的辛劳。

在改革实施前，基层医疗机构“留人难”是普遍难题。而一体化改革从根本机制入手，全省统一推行“编制一体化”，将县域内所有医疗编制统一收归医共体总院进行统筹调配，基层医生因此获得了县级医院职工身份，待遇、晋升与进修机会均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新老村医的平稳交替、青年才俊扎根乡野，正是招聘与使用一体化政策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浙江省统一打造的“浙医聘”招聘平台，打破了县域引才的地域限制，2025年11个试点县的190个岗位吸引了3400余人报名，为乡村持续输送着年轻的医疗力量。

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1995年出生的神经内科医师丁娜正忙着接诊。去年，她通过医共体的竞聘机制，从丰惠镇中心卫生院成功上转至区级医院工作。“医院为我们安排了副主任医师担任一对一导师，指导我们规范处理冠心病、房颤抗凝、老年高血压个体化用药等专科问题。”丁娜坦言，“以前在基层主要面对全科患者，诊疗相对宽泛，如今我们逐步掌握了慢病合并用药的实操难点，希望学成后能将标准化诊疗流程带回乡镇，整体提升基层的专科处置水平。”

一体化改革正搭建起一条双向流动的完整通道：每三年一轮的全员岗位竞聘，为40周岁以下基层医务人员开辟了上转总院试岗的“直通车”；区级专家下沉基层，则可获得职称晋升的硬性加分，同时配套完善的保障机制。

在上虞医共体，这样的双向流动已成常态。当地还推出了“4+1”全专复合培养模式，新招录的医学人才先完成专科深耕，再下沉基层全科轮岗，定向补强心内科、内分泌等基层急需学科，从源头上培养适配县乡村三级的复合型医师。

“双向轮岗、全专融合”的实践，正是浙江“五个一体化”改革落地的一个缩影。如今，全省11个试点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将省级政策转化为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杭州淳安整合全县23家基层医疗机构的编制，归入两大医共体，推行“淳医筑基”人才培养计划，224名医务人员实现双向流动，基层诊疗人次同比上升3.9%；宁波余姚加大财政激励力度，人才流失率降至0.42%；衢州开化创新“6+4+X”绩效薪酬体系，为偏远村卫生室每年发放特岗补贴，基层人才外流同比减少41.7%。

基层，如今已不再是医务工作者职业生涯的“终点站”，而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练之地。浙江此次改革跳出了单一补贴、短期下沉的传统路径，以系统性制度重塑县域医疗人才生态，带来了三重深刻转变。

在人才层面，浙江实现了从“固定定岗”到“全域活水”的转变。如今，多地竞聘上岗、双向轮岗已成常态，青年医师愿意扎根基层，基层骨干也有机会进修提升，基层医生队伍的年龄结构不断优化，新生代正成为基层健康服务的中坚力量。

在服务层面，从“基础兜底”升级为“同质诊疗”。县级专科技术、三甲医院培训资源持续下沉，村卫生室能够规范管理慢性病，乡镇卫生院具备脑卒中初筛与康复护理能力，居民无需长途跋涉前往市区大医院，在家门口即可享受标准化的医疗服务。

在治理层面，从“重治疗”转向“防、治、康、管一体化”。基层医生不仅是诊疗医师，更是居民专属的健康管家，全面打通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

一年多来，这场覆盖县域医疗全链条的人才制度改革，正在浙江城乡之间落地生根。从村落里默默坚守的青年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的区级专科医师，再到各地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无数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之路被拓宽，民众的就医获得感也在不断提升。

浙江以“投资于人”的远见卓识，借助制度力量弥合城乡医疗资源鸿沟，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医共体人才治理新路径。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优质均衡的基层医疗服务将不断向乡村末梢延伸，让每个人都能在家门口稳稳地握住一份健康保障。

　　中新网重庆7月30日电 题：大巴山深处药草芬芳 林间石隙皆蕴财富

　　炎炎夏日，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市城口县满目苍翠，草木葱茏。松林之下，淫羊藿绿意盎然，即将迎来采收期；在仿野生栽培基地的岩壁之上，曲茎石斛正悄然生长。这片土地上，“大巴山药谷”建设热火朝天，林下与石缝间不断演绎着“点绿成金”的精彩篇章。

　　“咱们村在家的务农者，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泡在山林里，忙着照料淫羊藿、黄连这些中药材。”城口县高燕镇星光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晓猛介绍道。该村通过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成功实现了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的转化。

　　村民胡建森回忆说：“老辈人常讲‘秦巴无闲草’，我们这儿历来就有采药、种药的习惯。”淫羊藿在当地颇为常见，早年间多靠野外采集，采药人深入深山采回后，再经由经销商转销至各地药材市场。

　　如今，城口的淫羊藿产品已远销至湖南以及安徽亳州等地的药材集散地。然而，旺盛的市场需求仅凭野外采摘难以满足，于是当地药农开始尝试人工种植淫羊藿。城口县属于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县，耕地资源匮乏，林地却十分充裕。为了发展淫羊藿种植产业，当地采取“向山要地”“向林拓地”的策略，积极探索林下种植中药材的全新模式。

　　“所谓林下种植，绝非单纯把药材撒进树林就完事，其中蕴含着一整套严密的科学规范。”胡晓猛表示，“从山林海拔的选取、树木间距的把控，再到病虫害的防治，各个环节都缺一不可。”他提到，GAP（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成为了破解难题的关键所在。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星光村成功建成了淫羊藿GAP基地，占地超过500亩，目前正值丰产期，为当地提供了60至8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该村还在探索林下套种黄连、黄柏等品种，持续挖掘林下经济的潜力。

　　与此同时，河鱼乡的曲茎石斛仿野生种植基地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乡党委委员代海春指着那些附着在石壁、树干上的植物说：“我们正致力于破解曲茎石斛在石头上的生长奥秘。”据了解，曲茎石斛药用价值极高，曾被誉为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仙草”，野生资源极为稀缺。

　　重庆裕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组培负责人罗成向记者坦言，曲茎石斛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生长周期漫长，仿野生栽种难度相当大。为此，公司组织了专业团队，历经多年攻关，在组培繁育、种苗驯化和仿野生移栽等方面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终于实现了规模化的人工繁殖。据他介绍，一株曲茎石斛从组培开始到最终成熟，需要经历大约六年的漫长过程：组培阶段一年，驯化阶段两年，仿野生种植阶段三年。

　　考虑到其独特的生长习性，城口在选择仿野生种植场地时，特意选用了当地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与矿物质的岩石作为“基质”，并精心匹配适宜的海拔高度、坡度、温湿度等自然条件，以确保其健康生长。“正是由于这份稀缺性，我们对曲茎石斛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罗成透露，目前公司的组培室已全力运转，年育苗能力达到100万株，除满足自有基地种植需求外，这些种苗还会销售给周边农户。

　　在代海春看来，石上“生金”仅仅是曲茎石斛全产业链中的一环。从组培、驯化到仿野生种植，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近年来，当地创新推行“公司+科研+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根据城口县人民政府2026年工作报告的部署，该县今年将深化“大巴山药谷”产业联盟协作，大力推进“城八味”道地药材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积极创建木香、川贝母新品种GAP基地，抢抓药食两用开发的新机遇，力争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23亿元大关。据县中药产业专班办公室透露，近年来，城口县摆脱了过去分散种植的旧有模式，立足市场需求与本地实际，精选淫羊藿、连翘、曲茎石斛、天麻、川贝母、独活、大黄、木香这八个道地优势品种，成功打造出“城八味”品牌，走出一条差异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有效推动了拳头产品的品质提升与效益增长。

　　业内专家指出，淫羊藿、曲茎石斛等林下和石上“生金”的成功案例，正是城口县全力推进“大巴山药谷”建设的生动缩影，也为山区县如何依托生态优势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完)

广州7月25日电 (程景伟 李银珠)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近日现身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引领听众踏上了一场追溯文明源流的深度之旅。

讲座甫一开场，葛剑雄便展示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珍贵文物——何尊的照片。这件1963年出土的青铜重器，其底部镌刻的铭文里，“宅兹中国”四个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三千年前的这句铭文，为“中国”概念此后数千年的演变历程拉开了宏大序幕。

就“中国”概念的历史嬗变，葛剑雄率先从文字学的维度展开了细致阐述。他谈到，“中”字源出于商朝召集部众时所竖立的大旗，由此引申出中心、中央的含义；而“国”字则由城墙(囗)与手持兵器的守卫者(戈)组合而成，其本义是指有武装力量护佑的居民聚居之地。到了西周时期，“中国”一词专指周天子居住的都城，也就是天下万邦中最为显要的“中心之邦”；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各路诸侯纷纷突破旧有规制，竞相将自己的国都冠以“中国”之名；待到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天下，则正式将整个统治疆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朝历代，纵使各有专属国号，却无一例外以“中国”作为通称。直至1912年，“中国”一词实现了从地理概念向现代国家名称的根本性飞跃。

葛剑雄着重指出，这一名称的承续使得中国历史迥异于其他文明古国——王朝可以兴替更迭，而“中国”之名却始终如一。正是这种国家名称的连续性与认同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塑造过程时，葛剑雄系统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概念层层递进的演变脉络。他指出，“中华”一词自西晋以后逐渐流行，意为“中原之华夏”，折射出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士人为了彰显自身正统地位而刻意建构的身份边界。然而，这一称谓不久便走向泛化。葛剑雄强调，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百越、三苗等族群，伴随人口迁徙的浪潮，相继汇入华夏的洪流之中。

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凝聚的核心驱动力来自文化认同而非血缘承袭，“华夏”之门始终向认同其文化者敞开着。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催生了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荣共生的旺盛生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葛剑雄剖析了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兴盛的天然根基。黄河流域凭借疏松的土壤与宜人的气候，在早期阶段成为文明的摇篮；随后，随着气候波动与农业开发的推进，长江流域在人口南迁的驱动下逐步崛起，进而形成了“双河文明”交相辉映的格局。

在葛剑雄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完整拥有黄河与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气候变迁中彼此呼应、动态互补，有力推动了人才、文化与技术的流转与升级，从而保障了中华文明的历久弥新。(完)

7月29日，第四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河南）现场观摩会在河南新乡中原农谷拉开帷幕。来自性状研发单位、种业企业及生物育种投资机构等近300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行业盛事。中新网记者韩章云在现场报道。

观摩团一行深入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新乡综合试验基地，实地考察了田间种植的大豆、玉米、棉花、高粱、西瓜、甜瓜等6类作物，共计78个转化体以分区分片方式整齐排布。以玉米为例，转化体植株叶片翠绿光亮、完整无缺，展现出突出的抗虫与耐除草剂性能；反观对照品种，叶片上虫洞密布，植株生长迟缓，部分甚至枯萎死亡，对比效果一目了然。

黄淮海地区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战略核心地带，对作物品种在抗虫耐除草剂、稳产抗逆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设定了极为严苛的标准。此次观摩活动，正是对转化体在该生态区域田间实际表现的一次集中检阅。

新乡市政府副市长、河南中原农谷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剑虹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活动秉持“田间为考场、性状为考题、实绩为答卷”的理念，旨在打造一个集科研成果展示、品种实效检验与产业深度对接于一体的高端平台。他期望通过这一机制，让综合表现优异、市场前景广阔的转化体脱颖而出，破解生物育种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瓶颈，为育种产业化加速推进及种业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党委书记李岩指出，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源于该中心自2023年开创性发起，并计划连续四年深耕的一项生物育种领域标志性品牌活动。为强化这一活动对育种产业化的全流程支撑作用，李岩提出三点建议：其一，研发机构应勇担“探路先锋”角色，围绕高产、优质、多抗等产业急需性状，深化原始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杜绝低水平重复研究；其二，种业企业须发挥“转化主力”作用，积极对接研发端，精准遴选出优质转化体，迅速将其融入优良品种体系，实现优势资源强强联合；其三，检测机构需恪守“安全卫士”职责，为安全评审和行业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后盾，全力护航生物育种产业化进程。

本次观摩会由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河南中原农谷管委会及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活动于当日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