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

日前，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吞榜天窗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一名游客无视“禁止游泳”的警示标牌，贸然下水，却不想被湍急的水流卷入险境，险些丧命。危急关头，他凄厉的呼救声引来岸边群众的迅速反应，接连投掷救生圈与救生衣施援。然而，激流咆哮、暗涌翻腾，该男子几番挣扎，方才拼尽全力抓住一件漂来的救生衣，才侥幸捡回一条性命。

据相关人士透露，男子身陷的水域本属禁游地带，当地人称“滚水坝”。此为一处低矮的简易拦水构筑物，核心功能在于抬高上游水位。因上下游存在明显落差，水流奔泻而下时产生剧烈的湍流扰动，其隐藏的吸卷力及横向拖拽力，足以轻而易举地将靠近的物体乃至活人拽入水下。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副队长何力解释称：“流水自上而下倾泻，就如同滚筒洗衣机般不停翻滚旋转，人一旦落入滚水坝中，若缺乏专业训练，极难自行脱困。”

若不幸失足落水，切勿盲目挣扎，应尽量保持身体仰卧漂浮，确保口鼻露出水面以便呼吸；同时，大声呼救时，可用手有节奏地拍击水面，这不仅能帮助换气，还能吸引远处人员的注意，为救援争取宝贵时机。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台风“美莎克”近日强势来袭，广西壮族自治区多片区域遭遇罕见暴雨，引发大规模洪涝灾害，无数民居被滔滔浊浪吞噬，家禽家畜如鸡鸭鹅、猪牛羊等或被激流卷走，或惨遭溺亡。家中储存的肉类、米面粮油也难逃厄运，悉数淹没于泥水之中。一时间，一个紧迫的疑问萦绕在受灾群众心头：那些被洪水浸泡过的食品，究竟还能否端上餐桌？

对于这一争议，民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洗净煮熟照样能吃”，有人则坚持“碰都别碰”，究竟孰是孰非？权威答案无比明确：凡经洪水浸泡的食物，一律不可食用。

那么，那些从洪水中被捞起的猪牛羊鸡鸭鹅，又该如何处置？在此次抢险救灾行动中，救援队伍不仅全力转移被困民众，还从湍急的水流中救起了一些小猪，甚至动用挖掘机打捞漂浮在水面的生猪。面对这些“劫后余生”的牲畜，不少人惋惜道：“辛辛苦苦养了好几年，就这么淹死了，扔了实在可惜，不如煮了吃，高温总能杀菌消毒吧？”

然而，从专业食品安全视角审视，这类动物坚决不宜食用，其背后原因有三重。首先，洪水绝非寻常水体，堪称一个混杂各类污染物的“大染缸”。农田中残留的农药、化粪池排泄物、工厂排放的化学废料、养殖场粪污乃至各类动物遗体，尽数汇入洪流，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以及农药、兽药、鼠药、化工废料、重金属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几乎无所不包。这些污染物不仅附着于动物皮毛表面，更能经由呼吸道、皮肤创口及消化道侵入其体内。

其次，被淹致死的动物尸体会以惊人速度腐败变质。正常屠宰后的肉品，需历经检疫、排酸、冷链储运等多道严苛工序方可上市流通。而溺亡的牲畜属于非正常死亡，其尸骸在温热污水中比在空气里分解得更快，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链球菌等致病菌将在尸体内疯狂增殖。更令人担忧的是，洪水中潜藏的寄生虫及人畜共患病原体，可通过接触病亡动物的血肉传播给人类，引发瘟疫等严重疾患。

第三，高温烹煮绝非“万能保险箱”。许多人天真地以为“煮熟百病消”，但实际上，部分细菌产生的毒素具有超强耐热性，即便长时间沸腾也无法将其破坏。以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为例，即便置于100℃高温下持续加热30分钟，其毒性依然不减。更何况，重金属、农药及其他化学污染物根本不会因加热而分解消除。

事实上，我国农业农村部全国畜牧总站早有明文规定：汛期一旦发现死亡畜禽，应立即上报，并依照规范进行收集、转运与无害化处置，严禁随意抛弃、售卖、加工或食用。对于死因不明或疑似疫病致死的牲畜，更不得擅自解剖检验。

洪灾虽摧毁了家园，谁也不忍再弃置任何食物，但食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差不多”心态——一次心存侥幸的冒险，很可能换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即便是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畜禽，同样不建议立刻宰杀食用。这些动物在洪水挣扎求生过程中，难免会吞入大量污水，致病菌与有害物质或许早已深入其体内。最妥当的做法是，将存活畜禽隔离观察一段时间，加强饲喂管理、健康监测与疫病筛查，待确认无异常并经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后，方可按正规流程予以处理。

至于洪水中的鱼虾蟹贝等水产品，同样不可掉以轻心。不仅溺亡的水产不可食用，因死亡后迅速腐败滋生大量病菌，就连那些活蹦乱跳的鱼类也最好避而远之。每次洪灾过后，总有人兴致勃勃地前往捞鱼尝鲜。然而，淡水鱼虾的鳃部和体表极易吸附海量污染物，洪水携带的细菌、寄生虫乃至重金属都可能经由鳃部渗透进鱼体内部。即便反复冲洗，污染物恐怕早已蓄积于鱼肉组织之中。螃蟹、贝类等甲壳及软体生物更需警惕——它们拥有极强的富集能力，洪水中的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会在其体内不断累积。广西疾控中心为此发出郑重呼吁：严格做到不拾捡、不打捞、不宰杀、不食用、不售卖。

面对被洪水浸泡过的各类食物，究竟哪些尚可留存？世界卫生组织与我国卫生部门均给出了一致且坚决的建议：凡遭洪水浸泡过的食品，一律全部丢弃，这是灾后防疫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具体而言，需牢记以下几点：

第一，任何被洪水浸湿、冲刷或淹没过且无包装的食物——无论大米、面粉、蔬果、剩菜剩饭还是散装零食——统统不可再食用。

第二，若冰箱遭遇泡水或突发停电，其中存放的所有食物同样应全部弃用。因为停电时长难以精确掌握，冰箱内部温度已然脱离食品安全可控范围，细菌将趁机大量繁衍，极大提升食物中毒风险。因此，只要家中冰箱被洪水淹过或经历较长时间断电，内部食品必须一律扔掉，此刻切勿心怀不舍。洪水退去后，冰箱还需彻底清洗、消毒、晾干后方可重新启用。

第三，有包装的食品和饮品，同样不建议食用。那些看似包装完整、无破损无渗漏的袋装零食、饮料或罐头，其表面或许完好无损，但洪水可能已从肉眼难辨的细微缝隙悄然渗入，无论怎么清洗、擦拭或加热，都无法确保安全。因此，切莫因“舍不得”而拿健康做赌注。

即便那些瓶盖未曾开启的瓶装水与饮料，也不宜继续饮用。螺旋盖设计的饮品瓶，哪怕瓶身完好、瓶盖未启，洪水依然可能通过瓶口螺纹缝隙渗入瓶内。对于那些拿不准是否安全的食物，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宁可浪费，不可冒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民众遵循“有疑即弃”的原则，因为即便食物表面看不出任何污染迹象，潜在的安全隐患仍可能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