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近日公布2026年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成果，一次性新增27个本专科职业教育专业，涵盖高职专科9个、职业本科18个，广泛分布于14个专业大类和20个专业类别之中，这一消息于7月16日经由中新网对外披露。

专业设置被视为人才培养的根本载体。此番目录调整深度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与《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着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及服务业迈向优质高效，精准锁定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创新场景和前沿模式，并将培育高技能人才作为核心抓手。特别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城市更新以及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集中增设一批应时所需的新专业。举例而言，在推动服务业扩大升级的行动中，生产性服务领域新创技术经纪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旨在引领产业链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而在生活性服务方面，则新设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着力弥补民生服务层面的技能人才不足。

为紧跟产业前沿脉搏，此次增补主动对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所列的新职业与新兴岗位，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作为布局重点。面向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兴职业，新增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本专科专业；同时围绕氢能和储能等绿色能源方向，开设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以及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从而在尖端领域精准填补技能人才空白。

此次专业扩充还充分借助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及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力量，将产业一线的实际需求和企业的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的依据。例如，依托城市更新行业的产教融合共同体，经过详尽调研土建领域在建筑体检、结构加固及智能化改造方面的人才缺口，增设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借助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深入挖掘装备制造行业中设备故障诊断、精密探伤、智能质检等岗位的迫切需求，新增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此外，通过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面向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战略工程、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又补充了一批亟需紧缺的专业。

北京7月30日电（记者邵萌）近日，《广西日报》刊发的一篇关于菲尔兹奖得主王虹的长篇报道——《王的猜想》，在网络上引发热烈反响，俨然重现了“洛阳纸贵”的当代盛况。

细细品读这篇报道，它并未刻意追求煽情效果，而是以一种从容的笔触，娓娓道来王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中既有自我怀疑时的迷惘，也有遭遇挫折时的迂回徘徊；既有对数学历久弥新的热忱，又有专注笃行的恒心，以及身边师长亲友的扶持与引领。

恰恰是这种尊重成长轨迹中复杂性的视角，这种摒弃了预设剧本的真实感，激起了大众的广泛共鸣。

自获奖消息传出后，有关“王虹在北大期间未受重视”“数学院未为其出具推荐信”等种种说法便在网络上发酵。对此，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近日正式回应：王虹系该院2011届49位优秀毕业生之一；她赴法深造时，曾获得多位教授的推荐信；按其学业成绩完全具备保研资格，但由于她已决定出国深造，故未参与保研流程。

王虹的经历，绝非“天才遭际不公而后逆袭翻盘”的套路化叙事。从某种角度看，《王的猜想》能在全网形成刷屏效应，本身就是对网络杂音的一种强有力回应。一位网友的评论颇具深意：“有些沉静的东西，终究能够穿透喧嚣，直抵人心。”

科研从来不是一篇爽文，治学之路本就没有那么多充满戏剧性的反转。一位数学家从基础训练到攻克前沿课题，往往要经历漫长岁月的积淀——这条路上，有日复一日的潜心钻研，有屡战屡败后的执着坚守，也有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悉心引导与鼎力支持。这些真实而具体的细节，远比任何刻意制造的矛盾冲突更具感染力，更能打动人心。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非此即彼的归因，无疑是一种过度简化。人才的成长从来都是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个阶段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如今，流言已随澄清而消散，《王的猜想》却依然激荡人心，这恰恰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表达。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在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正式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即刻宣布施行。这一举措旨在针对区内复杂的水域环境，为中小学生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溺水安全屏障。

当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若干规定》的核心内容。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武林介绍，广西水系密布、水域形态纷繁，这使得中小学生溺水风险防范成为一项严峻挑战。此次立法明确划定了各职能部门的责任边界，力求在法治框架内有效化解此类隐患，此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若干规定》共十六条，内容涵盖预防溺水工作的基本原则、各相关主体的职责划分、宣传教育推进、游泳设施建设、情境化教学模式、预防与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对应的法律义务等，形成了系统化的治理方案。

在职责界定上，《若干规定》对各级政府、教育机构、监护人及其他相关方提出了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需要建立常态化的防溺水协同工作机制，定期研讨并部署相关工作，牵头开展危险水域的排查与治理，同时将所需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教育、体育、水利等主管部门应在各自管理范围内履行相应职责。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则需将防溺水工作融入网格化服务管理框架，负责区域内的隐患排查、日常巡查及应急处置，同时明确专人负责巡查，按规定布设防护设施与警示标识，配备应急救生设备，并构建快速反应的应急系统，指导村（居）委会落实相关任务。

考虑到广西农村地区不少家庭存在外出务工情况，留守学生规模相对庞大，校外及节假日期间溺水事件多与监护缺位紧密相关，《若干规定》特别强调，中小学生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为非在校时段预防溺水的首要责任承担者，必须履行常态化的安全教育、日常监护以及委托照护时的告知义务。

对于学校方面，《若干规定》要求中小学校系统开展防溺水知识传授，结合本地实际推行游泳技能与自救技巧训练，着力增强学生的风险辨别意识，提升其对水域特性的熟悉程度及应急自救能力，从而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