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气温居高不下，人们衣着轻薄，肌肤大面积暴露在外，日常活动中的小磕碰在所难免，伤口流血的情况时有发生。此时，掌握科学的伤口处理方式显得尤为关键。不少人习惯用酒精或碘酒对伤口进行消毒，然而这种看似常规的操作，不仅具有较强的刺激性，反而可能延缓创面的愈合进程。那么，哪些情况下应当避免使用酒精？碘伏、双氧水、紫药水等常见的家庭消毒产品又该如何正确选用？伤口清理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国家应急广播特邀应急总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孟昌，为您一一解答，厘清误区。

孟昌指出，浓度为75%的医用酒精，其适用对象仅限于完整且无破损的皮肤表面，而不得用于破损伤口、较深创面或口腔黏膜等敏感区域。究其原因，酒精的强烈刺激性不单会造成伤口明显刺痛，更会不加区分地破坏新生组织，从而拖慢愈合节奏。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老年人与儿童的皮肤屏障相对薄弱，酒精更容易渗透进机体，从而诱发过敏反应或皮肤干裂。此外，酒精还能经皮肤被吸收，引起身体不适，故对这一群体而言，通常不主张将酒精用作常规消毒手段。

白酒或烈酒能否充当消毒剂？答案是否定的。白酒的主要成分虽为乙醇，但其浓度参差不齐，多数位于38%至60%区间，且可能混入多种杂质，难以达到有效杀菌浓度，故不推荐用于医疗范畴。另一方面，若酒精浓度超过75%，反而会使细菌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形成一层致密保护膜，阻碍酒精继续渗透，杀菌成效因此大打折扣。因此，消毒时应选用70%至75%浓度的医用酒精。

酒精的使用还需警惕喷洒风险。专家强调，酒精不可进行大面积喷洒，尤其是在夏季或密闭空间里。每次取用后应立即封闭容器，切勿让其敞口存放。由于酒精燃点偏低，遇火或受热极易燃烧，当空气中酒精蒸气浓度达到3.3%时，仅凭衣物静电、电蚊拍操作乃至有人吸烟，都可能引发爆炸事故。

在众多消毒剂中，碘伏因刺激性极小、杀菌谱范围广，可直接应用于伤口，目前被视为家庭日常处理外伤的首选方案。无论是擦伤、割伤、抓伤，还是小面积轻度烧烫伤等各类浅表破损，均可借助碘伏进行消毒。不过使用碘伏时须谨记：严禁与红药水（汞溴红）同时或先后使用，因两者相遇会生成有毒的碘化汞，腐蚀皮肤并可能导致汞中毒；亦不建议与双氧水混合，以免相互抵消消毒效果，加重局部刺激；对于大面积深度创面，则不宜自行长期使用，以防碘元素过量吸收。

双氧水，即过氧化氢，依靠氧化作用发挥杀菌功效，同时还能松动脓液及坏死组织，具有辅助清创功能。它通常适用于污染较深或存在厌氧菌风险的伤口，例如深而窄的刺伤，仅作短暂冲洗之需。孟昌特别提醒，双氧水严禁接触眼睛或深入体腔，家庭使用仅限3%的医用浓度，过高浓度会灼伤皮肤与黏膜。对于表浅的小伤口，也不建议使用双氧水，因其会破坏创面新生的肉芽组织，反令愈合进程受阻。

红药水（汞溴红溶液）与紫药水（甲紫溶液）虽具备一定杀菌能力，但效果有限且潜藏安全隐患，现已不再推荐作为常规选择。红药水务必避免用于大面积伤口、深度创伤及黏膜部位，以防汞中毒；孕妇及婴幼儿则完全禁用。紫药水则不可用于化脓性伤口，因其促使表面快速结痂，将脓液封闭在内部，导致感染向深层蔓延，反而加重病情。

孟昌进一步提示，夏日高温高湿，细菌繁殖活跃，伤口易被汗水浸渍，或受灰尘与泥土污染。若处理不及时或方式不当，轻则红肿化脓，重则可引发全身性感染，故须根据情况区别对待：若伤口较浅且周围洁净，直接涂抹碘伏即可；若伤口周边沾染污物，应先用生理盐水清洗周围区域，再以碘伏消毒；若伤口较深、出血不止，或可见发白发黄的组织、存在异物或感染隐患，则应立即赴医院寻求专业处理。

国家应急广播郑重提醒，各类消毒剂适用场景各有侧重，切勿再盲目用酒精处理破皮伤口。依据伤情选择恰当的消毒用品，规范操作外伤处置流程，方能有效保护皮肤、远离感染风险。

近期，身边不少人再度出现咳嗽、咽痛乃至发热等不适症状，这一现象不免令公众心生疑虑——难道新冠病毒将迎来新一轮攻势？这场“小波动”究竟缘何而起？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最新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显示，上月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7.9万例，其中重症130例，死亡1例（该患者系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所致），整体报告病例数呈现逐月攀升的态势。

哨点医院的监测数据亦揭示出明显信号：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的新冠病毒阳性率，自6月首周的2.9%一路爬升至月末的6.4%，增幅显著。目前，优势流行株依然为奥密克戎变异株NB.1.8.1及其亚分支，未见病毒类型的根本性转变。

7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昭瑞在国家疾控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自2025年10月起，我国新冠疫情已连续八个半月处于流行间期水平，病毒活跃度始终较低。然而，今年5月下旬，疫情出现抬头迹象，至6月中旬正式迈入低流行阶段。近期，全国哨点医院的新冠检测阳性率有所上扬，意味着疫情虽呈上升走向，但整体仍旧被控制在低流行的范围内。

常昭瑞强调，新冠疫情如今已演化为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面对正常范围内的疫情波动，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消费端的数据同样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京东买药统计显示，7月6日至13日期间，新冠自测试纸及试剂盒的成交额环比实现了成倍增长；抗病毒药物的销量也同步攀升——瑞派乐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销量环比上涨62%，来瑞特韦片涨幅达53%，阿泰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则增长了47%。与此同时，京东买药秒送渠道的流感、新冠相关药品订单周环比飙升逾110%。美团买药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同期全国范围内新冠用药需求周环比上涨32%，流感及新冠相关药品整体需求持续走高。

一般而言，呼吸道疾病多发于寒冬时节，缘何在盛夏季节感染数反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解释，新冠的流行规律与流感截然不同——它并无固定的季节性高发期，更多取决于人群的免疫易感程度。近期感染人数增加的背后，主因是群体免疫屏障随时间推移而自然衰减。此外，夏季高温促使人们长时间依赖空调降温，室内开窗通风的时间大幅缩减，无形之中加剧了病毒的传播概率。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胡洋则指出，每年六至八月，新冠病毒感染都会出现一个惯性的“小高峰”，但总体尚属可控，未形成大规模流行态势。他表示：“新冠的传播仍以冬春季节为主导，不过其他月份同样存在传播可能。尽管夏季紫外线较强，病毒在暴晒环境中存活能力下降，传播水平低于冬春，但新冠病毒的扩散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不能简单套用‘高温等于低传播’的公式。六七八月病例的增多，或与免疫屏障的周期性衰退、病毒持续变异、暑期人员流动频繁以及室内密闭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越从发热门诊的一线观察出发，坦言本轮感染人数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不过，在症状表现上，本轮感染与既往并无显著差异，依旧以发热、全身不适及呼吸道症状为主——包括咽痛、咳嗽、咳痰、鼻塞、流涕等表现。患者仅凭自身的直观感受往往难以甄别具体毒株。值得欣慰的是，中型及重型病例数量大幅减少，临床所见肺炎病例已属少见，绝大多数患者仅表现为发热及上呼吸道症状。

王越进一步指出，当前流行毒株仍为奥密克戎分支下的变异体，其核心病毒结构与致病严重程度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公众不必过度忧虑。在重复感染方面，临床观察显示，感染后三个月内人体通常保有较强的抵抗力，而超过这一时段后，二次感染的风险将相应抬升。

王越同时发出提醒：若出现持续不退的高热（体温达39℃及以上）、剧烈咳嗽伴咳痰、明显胸闷或静息状态下呼吸困难，抑或老年人呈现反应迟钝、神志淡漠等异常表现，应高度警惕并尽早就医。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等基础病的人群，以及婴幼儿、孕产妇和免疫功能低下者，其感染后重症风险更高，需格外加强个人防护。此外，新冠感染可能干扰原本控制平稳的慢性病状况，患者切勿擅自停药或随意调整慢性病治疗药物的剂量。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撰写的一篇深度报道中，披露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一困扰无数女性的内分泌疾病的最新动态。该报道发表于2026年8月3日出版的第124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聚焦于这一沿用近九十年名称的疾病正经历的历史性变革。

故事要从林夏说起。这位刚结束大二学业的年轻女性，在6月底遭遇了持续近十天的异常子宫出血。而这之前，她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月经造访。7月7日，她走进上海某三甲医院完成初诊和血液检查，次日复诊后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回溯过去三四年，林夏陆续浏览过多篇关于此病的科普内容——月经紊乱、体毛浓密、反复爆痘、脱发等典型症状。她感慨自己的身体仿佛"依照教科书生病"。

事实上，多囊是育龄期女性最常遭遇的内分泌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10%至13%的育龄女性深受其扰。《柳叶刀》曾刊文指出，全球超过1.7亿女性受到这一疾病的影响。而2022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2400万名育龄女性罹患此病。

今年5月，《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国际命名共识，提议将沿用近九十年之久的PCOS更名为PMOS，中文暂译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紧随其后，7月1日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了PMOS指南草案，提出加速对患者的诊断流程，并建议医疗机构为确诊者提供年度健康评估。

为何要改变这个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名称？林夏的月经史便是一个缩影。她时而连续两月月中出血，时而整月毫无动静；有时仅有零星血迹便戛然而止。大二那年，她特意购置了一款智能手表来记录经期，每当发现出血便即时标记"点滴出血"还是"正式月经"，并详细记录出血量。

与林夏同龄的陈默，月经频率更为稀少，高中起每年仅来潮一至两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五年前初次怀疑自己患有多囊时曾感到恐惧，但随后在网络上看到越来越多相似经历，便自我宽慰："大家都有，无所谓。"直到今年1月，她才首次就医并确认诊断。多名受访患者最初均因月经异常而就诊。这些异常不伴疼痛，也不会干扰日常学习工作，因此极易被误认为青春期正常发育、考试压力或熬夜所致。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对多囊患者而言，月经变化往往是排卵节律紊乱后最先发出的警报。长期不排卵意味着子宫内膜无法按正常节律增生和脱落，异常增生的风险随之上升。

然而，排卵异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段涛指出，多囊患者并无统一"面孔"：有人以月经和排卵障碍为主；有人多毛、痤疮、脱发等雄激素过多症状突出；有人超声显示卵巢多囊样改变；还有人伴随体重和代谢异常。这些表现可能叠加出现，也可能只显现其一。

过去，这些症状常被割裂处理：妇科管月经和生育，内分泌科处理代谢，皮肤科对付痤疮和多毛，心理专业人员应对焦虑和抑郁。"诊疗碎片化是此次更名的重要原因之一。"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斯泰纳-维克托林如是说。

伍学焱进一步阐明，"多内分泌"并非指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相互独立的内分泌疾病，而是多个调节系统同时出现紊乱。例如，控制卵泡发育和雄激素分泌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失调，常伴随糖脂代谢异常。这些变化彼此交织，共同塑造了多囊复杂的疾病图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更名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医患双方，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理解和治疗这一疾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内分泌学家海伦娜·蒂德是此次更名的主要推手之一。她透露，早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她和团队询问患者对PCOS的理解，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误以为卵巢里长满异常囊肿。此后的14年间，数以万计的患者、一线医生及卫生专业人员通过调查和投票表达意见，最终凝聚成这份国际命名共识。

蒂德还指出，旧名称束缚了疾病分类，多囊长期被划归"卵巢疾病"范畴。只有改变分类，更多科室的医生才有可能及早识别患者。

"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这是不少"瘦多囊"患者常听到的话。蒂德明确表示，从PCOS到PMOS，现行诊断标准并未改变。

7月8日，林夏完成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并不典型：两侧卵巢各可见约10个小卵泡。超声医生未在报告中写入"卵巢多囊样改变"，仅提醒腹部超声易受设备、角度和膀胱充盈程度干扰，最终诊断应由门诊医生综合判断。门诊医生结合她长期月经紊乱等表现，认为多囊"基本没跑了"。

段涛解释，所谓卵巢多囊样改变，是指一些本应继续发育成熟并排出的卵泡停滞在生长途中，聚集于卵巢内，部分患者卵巢因此增大。临床上常见两个极端错误：一见到超声提示多囊样改变便直接确诊，或因为超声不典型便立即排除。

多囊无法依靠单项检查单独确诊，但已有较为清晰的综合诊断框架。国际上广泛采用的鹿特丹标准规定，在排除其他疾病后，患者需在排卵异常、高雄激素表现及卵巢多囊样改变三项中至少符合两项方可确诊。国内2018年发布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国诊疗指南》思路相近，但将月经稀发、闭经或不规则出血设为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任一类表现：一是多毛、痤疮等雄激素过多迹象或血检显示雄激素升高；二是超声提示卵巢多囊样改变。

即便有诊断标准，误诊和漏诊依然普遍。据世卫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文章，全球高达70%的多囊患者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患病。29岁的林然十年前便开始月经异常，就医时医生反复追问她是否怀孕，当时她并男友。超声仅显示子宫内膜偏薄。此后她辗转多家医院，服药时月经好转，停药便复发。由于身形不胖，她和医生都未将这些问题与多囊关联。直到七年前备孕，她在生殖科接受阴道超声才发现卵巢多囊样改变，方被确诊。

雄激素异常也可能因检测手段局限而被漏掉。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教授里卡多·阿齐兹指出，按照多数现行诊断标准，至少四分之三的多囊患者存在雄激素过多相关异常。部分人需抽血检查，但检测方法灵敏度有限，也可能造成漏诊。

体重也可能误导判断。段涛表示，国内体重指数正常的"瘦多囊"患者并不少见。记者采访的五名患者中，四人体重未达超重标准。20岁的小满身高约158厘米，体重常年不足40公斤，初中时便确诊多囊。今年5月复诊时，某三甲医院妇科医生打量她说："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也不太可能有胰岛素抵抗。"

事实上，胰岛素抵抗在多囊患者中并不罕见。2024年国内专家共识指出，既往研究估计40%至70%的多囊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但胰岛素抵抗并不属于现行诊断标准。2023年国际循证指南表示，尽管胰岛素抵抗是多囊的重要病理生理因素，目前临床可用的胰岛素检测意义有限，不建议常规开展。

蒂德强调，"代谢"进入病名并不意味患者必须肥胖、存在胰岛素抵抗或已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更名不会立刻催生新药，也没有推翻现有疗法，但它试图纠正多囊长期被等同于"不孕"以及"不备孕就不必管"的诊疗惯性。

小满确诊时，医生告诉她此病可能影响未来生育。此后很长时间，她都将多囊理解为一种与生育相关的妇科疾病：结婚生子对她而言还很遥远，治疗自然也无关当下。因不痛不痒，她后来中断治疗。但生育只是多囊管理的一部分。蒂德反对让年轻患者等到想生育时才着手干预，那样会忽视心理和代谢风险。她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告诉一位有心血管风险的人："先回去吧，等发生心肌梗死再说。"

斯泰纳-维克托林指出，多囊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相对风险约为普通女性的2.7倍。长期不排卵时，子宫内膜持续受雌激素刺激，却缺少孕激素的周期性保护。若患者长期闭经、异常出血或检查发现内膜增厚，应进一步评估并遵医嘱随访。

"生完孩子，多囊就会好"同样是常见误解。林然曾短暂相信过，生育后她的月经一度规律了几个月，但很快再次紊乱。黄荷凤表示，对多囊患者而言，生育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自动消失。

多囊的病因和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也没有一种药物能同时解决月经、雄激素、代谢和生育问题。黄荷凤认为，治疗应根据患者年龄、症状、代谢风险和生育需求动态调整：青春期患者长期闭经，重点是保护生殖健康并监测内分泌变化；多毛、痤疮或脱发显著影响生活时，需针对雄激素过多治疗；出现糖代谢异常后，再引入饮食、运动或药物干预；有生育计划时，核心转为帮助排卵；产后仍需持续管理，关注子宫内膜和代谢风险。

今年1月确诊后，陈默服用了一个月短效口服避孕药。斯泰纳-维克托林解释，这类药物可调节出血周期，改善部分多毛、痤疮等症状，也有助于保护子宫内膜。医生还可根据情况使用孕激素或含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

多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生活方式管理是多囊治疗的地基。黄荷凤表示，生活方式管理不能止步于"少吃、多动"。目前国内针对不同亚型多囊患者的饮食和运动方案仍不够精细化，例如每天具体能量摄入、运动安排方式，以及体重正常者与肥胖者是否应设定不同目标等。

随着"代谢"纳入新病名，二甲双胍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伍学焱表示，从内分泌代谢角度看，二甲双胍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已成为临床治疗多囊的常用手段之一。阿齐兹则提醒，二甲双胍并非人人适用，其使用通常需达到足够剂量，因此更应精准施治。

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原本用于糖尿病和减重的新药，也成为部分患者的"网红"选择。黄荷凤注意到，一些患者在就诊前已自行用药。她提醒，这些药物并非治疗该病的"万能钥匙"，尤其是有备孕计划者需格外谨慎。部分研究提示这些药物可能有助于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和月经周期，但最佳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需更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蒂德认为，这些药物或许对部分患者有益，但针对育龄女性的研究仍不充分，目前不能认定其在妊娠期使用足够安全。

对有生育需求的患者，治疗也不只是让卵泡成熟那么简单。林然备孕期间，在当地三甲医院生殖科接受促排卵治疗，结果竟怀上五胞胎。因继续妊娠风险过高，她接受了减胎手术，最终两个孩子于妊娠25周早产。黄荷凤强调，促排卵首先要确保安全，目标不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卵泡，而是尽量得到一枚成熟卵泡，实现单胎、足月及母婴安康。

更关键的是改变临床实践。去年10月，28岁的许宁体检时被提示卵巢可能存在多囊样改变。数月后，她决定进一步检查。她的血糖、胰岛素和性激素等指标无明显异常。内分泌科医生没有排除多囊，只说月经和卵巢问题应转妇科处理。转到妇科后，因部分检查已过期，许宁不得不重新做了一遍。

"目前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段涛坦言，不少医院各科都在处理自己熟悉的症状，却未必有人掌握患者完整病史。医学界目前只是对新名称达成共识，接下来更紧要的是变革临床实践，在患者青春期、育龄期、妊娠期和产后持续跟进。

斯泰纳-维克托林表示，新名称希望推动主诊医生长期跟进、多专业协同管理，将患者的生殖、代谢和心理问题整合进同一条诊疗路径。黄荷凤建议妇产科与内分泌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目前遇到复杂病例，她会组织多学科会诊，或请内分泌科专家远程视频共同看诊，让患者免于再到另一个门诊重新排队。

但为每位患者临时组织多学科会诊并不现实。段涛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组建专病团队，培养熟悉多囊的主诊医生，并由妇科、生殖医学、内分泌、皮肤和心理健康等多学科共同制定诊疗指南和共识。

现实中，新旧名称的交替需要时间。蒂德介绍，国际上已设定三年过渡期，目前新旧名称并行使用，到2028年更新指南时计划仅保留PMOS。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等人近期撰文建议，国内现阶段可采用"旧名为主、新名标注"的过渡方式。黄荷凤表示，国内更名难以一步到位，还需经过相关学会论证、医学名词审定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备案。即便未来统一使用PMOS，仍需根据患者的生殖、雄激素和代谢表现进一步分型。

得知PCOS更名为PMOS时，许宁的第一反应是："就改个名字，对我好像没什么影响。"对她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这次检查究竟说明了什么，下一步该去哪里，是否会有医生持续跟进她的病情。一场更名的成败，不能只看医生在病历上写下PCOS还是PMOS。黄荷凤表示，无论使用哪个名称，这都是影响女性一生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应当尽早筛查、及时干预并长期管理。

（应受访者要求，林夏、陈默、林然、小满、许宁均为化名）

德国权威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于7月30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揭示，截至本月19日，该国今年因高温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攀升至9800人，这一数字已然超越了自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份的同期统计。这份来自柏林的消息指出，高温致死的规模在今年夏季呈现出异常严峻的态势。

根据该研究所披露的数据，今年6月下旬，德国广大地区遭遇了持续多日的极端炎热天气，多地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大关，甚至有个别站点记录到了超过41摄氏度的极端值。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逾半数的高温相关死亡案例均集中在这轮热浪肆虐期间，凸显出此次极端气候事件的巨大冲击力。

从受影响人群的结构来看，老年人群体承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其中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所占比例高居榜首。这一现象反映出老年人在面对极端高温时更为脆弱的生理状况与适应能力不足。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进一步解释称，高温本身鲜少被直接认定为致死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死亡发生是高温环境与个体已有的心血管系统疾病、肺部功能障碍或肾脏病变等慢性健康问题相互交织、共同触发的结果。正因如此，高温通常不会被列入官方死亡证明上的直接死因栏目。研究机构还强调，这些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数据，是借助统计模型与方法对人口健康数据进行推算所得，而非基于直接的临床诊断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