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于7月28日对外发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咨询文本的公开咨询总结报告。报告显示，公众对该咨询文本给予广泛认可，其中正面评价占比高达92.1%。

在5月20日至6月28日的咨询期内，澳门特区政府精心组织了14场咨询活动，涵盖3场面向公众的咨询会、10场专题咨询会，以及1场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举行的专场咨询会。经过系统整理和统计分析，此次咨询共收集到1716份书面意见，累计8230条建议。

从社会关注的热点领域来看，公众反馈最为集中体现在“第七篇 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部分，共收到1777条意见与建议，占意见总量的21.6%；紧随其后的是“第四篇 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获得1320条反馈，占比达16%；而“第五篇 高质量推进横琴合作区建设”同样引发热烈讨论，共收集1096条意见，占总量的13.3%。

广州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南沙湿地）近日传来一项振奋人心的生态科研突破：经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辰山科学研究中心及上海辰山植物园研究员、国际荷花品种登录负责人田代科的权威认定，位于湿地候鸟核心觅食区内的成片莲群，系广东省首次发现的纯种原生野生莲种群，同时亦为中国首次记录的亚热带型野生莲种群，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乃至全国在亚热带型野生莲分布层面的空白。

2025年7月，田代科率团队深入南沙湿地进行实地考察，采集荷叶与花蕾样本，并运用基因组重测序技术开展分子层面的精细鉴定。研究结果显示，南沙野生莲与我国南方莲类资源亲缘关系最为紧密，但明显区别于华中地区的莲资源，更迥异于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莲类；其基因结构纯净，未发现任何外来栽培品种的基因渗透痕迹。据此，田代科判定该莲群为纯种原生野生莲种群。

关于这一种群的萌发成因，专家初步研判认为，该片水域生境长期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状态，底泥中埋藏着古老的野生莲莲子，在潮汐扰动及自然环境变迁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这些莲子冲破休眠状态，最终萌发成株。不过，其确切的起源脉络仍有待后续深入考证。

这一野生莲群恰好分布于候鸟核心觅食区，堪称衡量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物种。其莲子、嫩芽及根茎为越冬候鸟提供着天然优质的食源，繁茂的莲丛则为小型涉禽和食虫鸟类构筑了隐蔽的栖息屏障，已然成为珠江口湿地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为珍贵的是，作为华南河口咸淡水生境中独有的基因宝库，该种群或携带耐盐胁迫相关基因，为我国莲属植物育种及物种演化探索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核心资源。

面对这一重大生态发现，湿地有关负责人表态称，将秉持保护优先、科学管控、动态调整的理念，统筹推进野生莲种群管护与候鸟栖息地的协同保护，并依托这份珍稀生态财富打造特色科普教育平台，面向公众广泛传播野生莲保护知识。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

德国政坛迎来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当地时间7月29日，由基民盟与基社盟共同组成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在柏林召开闭门特别会议，正式推举基民盟资深成员托尔斯滕·弗赖出任党团主席一职，以填补此前延斯·施潘辞职后留下的权力空缺。

作为德国执政联盟中的核心职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承担着统筹议会党团运作、协调党内议员配合政府政策执行，以及与执政伙伴就敏感议题进行磋商等多重职责，其政治分量不容小觑。

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弗赖在当天的投票表决中赢得了高达91.9%的党内支持率，这一压倒性数字彰显了他在议会党团内部广泛的人脉与认可度。

现年52岁的弗赖拥有法学教育背景，自2013年跻身联邦议院以来，其政治履历颇为亮眼。他在2021年接手联盟党议会党团议会事务执行干事的职务，长期浸润于党团内部的组织协调与日常运作。2025年联邦议院大选落幕之后，弗赖更被擢升为联邦特别事务部长兼总理府部长，在行政系统内同样占据重要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