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下午，一场聚焦高层次人才与产业对接的盛会——“2026世界名校博士湖南行”湘江新区专场活动在长沙拉开帷幕。来自全球顶尖学府的博士精英，携手湘江新区众多渴求英才的企业领袖及侨界代表，共计逾两百人齐聚一堂，共襄盛举，同赴一场跨越山海的人才之约。

作为湖南乃至中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沙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稳居全国省会城市第六位，并连续十八载荣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桂冠。而湘江新区，作为全国第十二个、中部首个国家级新区，其经济体量已跨越五千亿元大关，综合竞争力在十九个国家级新区中名列第六，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动能与无限潜力。

活动当天，百名博士踏访湘江新区的核心热土，实地感受这片创新高地的独特魅力。他们先后走进圣湘生物、威胜集团等标杆企业，以及北京大学长沙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国链安全可靠计算机产业促进中心、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重地，零距离体察新区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硬核实力。

在随后的洽谈环节，三十家重点企业和园区纷纷设展求贤，现场氛围热烈。AIGC软件领域A股上市企业万兴科技借此契机，正式发布了面向全球顶尖人才的“引力计划”，招募岗位涵盖全栈开发、AI应用开发及创新产品等前沿方向，最高年薪达一百二十万元，引得众多博士驻足咨询、跃跃欲试。

“湘江英才”对接会上，十二位博士与湘江新区用人单位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签约范畴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万兴科技更是成功揽获两位分别深耕图像算法与产品技术方向的博士人才。据公司相关负责人透露，这些新晋精英将直接参与核心业务的研发攻关与技术革新。

近年来，湘江新区（岳麓区）归侨侨眷联合会积极发挥侨界“双招双引”联盟的纽带作用，秉持“以侨为桥、以才引才”的理念，持续架起人才与产业精准衔接的坚实桥梁。英国归国博士、湖南湘江新区（岳麓区）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顾问、希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徐琥感慨道：“学成归国后，湘江新区为我提供了科研转化与落地扎根的最优土壤，让我既能专注技术攻关，也能享受生活的惬意。”

展望未来，湘江新区将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细化服务保障，让每一位人才在新区“进得来、留得下、干得好”，在这片热土上施展抱负、成就梦想、书写华章。

中新网香港七月三十日电（张语洽 刘玥晴）一场名为“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的专题展览，三十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隆重亮相。此次展览汇集了“Labubu”创作者龙家升等九位本地艺术家的匠心之作，旨在将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巧妙衔接，邀请观众深入体会古代智慧如何为现代日常注入灵感。展览将于七月三十一日正式迎接公众参观。

步入展厅，观众可目睹一面精心设计的对照墙，一侧是紫禁城恢弘壮丽的殿宇，另一侧则勾勒出香港鳞次栉比的城市轮廓。借助多媒体技术、漫画艺术、三维打印等多元现代媒介，古老智慧与传统瑰宝被赋予全新的视觉语言，焕发出别样生机。

视觉艺术家丘国强以古人观星术为创作原点，围绕“斗转星移”这一主题，打造了一件动态装置，引导观者沉浸于时间流转与物质变迁的韵律之中；作曲家林丰则从“十二时辰”的时间观念中汲取灵思，将作品划分为十二个乐章，巧妙糅合西洋音乐与古典宫廷乐器，并融入五行元素，呈现出多维度的听觉体验。

艺术家陶启安向中新网记者展示了他的三维打印作品《虚幻藏阁》。这一盆景式装置融合了清代永陵的神树纹样与科幻飞船造型，同时将《午门前至正阳桥牌楼拟修各工情形立样全图》转化为立体构架，借助当代材料与科技手段重新诠释传统元素，营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感。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指出，这次展览不仅搭建起传统文化与本地创意群体之间的桥梁，更凝聚了九位杰出艺术家的智慧与才情，生动展示了中华文化永不褪色的生命力。他同时强调，博物馆将持续以当代视角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使古老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的光彩。

为配合此次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推出一系列面向公众的工作坊，邀请来自不同领域与社会背景的艺术家和创作者，带领参与者在多样的媒介与材料中，探寻文化传承与当代生活的深层纽带。（完）

近期，一连串科研诚信事件频频引爆舆论场，令学术界内外为之震动。学术造假既是困扰已久的“沉疴顽疾”，却又总能以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形式刷新公众认知。症结究竟何在？

“顶层设计并非短板。”谈及科技监督，数位深耕科技管理领域的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坦言，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才是真正的卡点。针对数据伪造、图表篡改等主观恶意的不端行径，受访者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学术界构筑起“不能作假、不敢作假、不想作假”的严密防线。

回溯制度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已勾勒出清晰的治理蓝图。该文件不仅明确了科研诚信管理的运行机制与责任架构，更将各类从事科研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界定为“第一责任主体”，要求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通过修订单位章程或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清晰界定学术委员会的诚信建设职责与权限范围，并在经费拨付、专职人员配备及办事机构设置上给予充分保障。

这份文件同时设定了严密的核查机制，要求学术委员会自行组织或委托基层学术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的重要论文等成果实施全覆盖式验证，且核查行动须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常抓不懈。文件亦明确规定，项目（课题）负责人、研究生导师等须对重要论文的署名规范、研究数据真实性以及实验可复现性承担诚信审核与学术把关之责。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科研诚信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均表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已与国际前沿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则强调，从制度支撑来看，国家层面已为科研诚信建设构筑了相对完整的政策体系。

2022年，科技部会同22个部门联合颁布《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系统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调查处理的责任分工、惩处细则等关键环节予以明确。转至2026年2月，科技部再度发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将科技活动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评审专家及第三方机构等主体的违规行为及相应处理举措纳入规范框架。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走向的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及前述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实中对规则的漠视与“无畏”心态仍大量存在。科技活动的完整链条涵盖项目立项、研究实施、成果产出、论文投递与发表、项目结题等众多节点，如何让诚信规则真正落地生根，仍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具体而言：项目负责人该以何种手段对实验数据进行诚信核验？学术委员会又如何为本单位科研成果背书？期刊编辑与审稿人能否守住学术发表的第一道关口？“民间打假”力量又应在监督体系中占据何种位置？

部分受访者指出，项目负责人与学术委员会囿于人力与精力，往往难以对论文中的每一个数据细节进行地毯式排查。至于期刊编辑与审稿人的角色，袁军鹏解释称，其审查重点通常集中在“逻辑自洽性、方法规范性、结果合理性及创新程度”，而非对原始数据展开“司法式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审稿人默认作者数据为真实”。他强调，同行评议多为“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近些年来全球论文投稿量呈爆发式增长，审稿人几乎无暇也无精力去逐条核实原始数据。

在袁军鹏看来，“民间打假”可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与早期预警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倒逼学术生态走向净化。但他同时提醒，这一路径潜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例如需审慎考量其严谨性与专业性，谨防滑向情绪化的“网络审判”泥潭。

郑雯雯则建议，面对学术监督的诸多难点，一方面要持续完善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另一方面需善用技术手段赋能监督，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管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袁军鹏亦提出，学术出版行业应着力强化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借助人工智能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及文本剽窃等问题，力图让科研人员“不能作假”成为现实。

在联合惩戒层面，李力、仲伟俊及袁军鹏均认为，促使科研人员“不敢作假”与“不想作假”同样迫在眉睫。他们分析指出，对学术不端后果的“预期”模糊，正是部分人甘愿冒险的深层动因。袁军鹏解读道，《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虽已划定处罚尺度的“底线”，但李力与仲伟俊则主张，对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的失信行为，应在底线之上从严惩处。仲伟俊特别强调，凡涉及人民生命健康领域的科研失信，惩戒力度必须升级。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提高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烈度，力争通过三年集中整治，使论文造假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并初步构建起“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方案规定，凡存在从“论文工厂”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评审人邮箱等行为者，十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方案发布后仍顶风作案者，将从严从重处置，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留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亦提出，应积极推进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与司法机构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条款。据袁军鹏透露，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因学术不端而锒铛入狱的案例。郑雯雯呼吁，有必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强化制度宣贯，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且清晰的预期。

李力还着重强调，要深入推进“联合惩戒”措施。在他看来，实现“零容忍”须从根上铲除科研失信者所依附的利益链条，切断其与学术地位挂钩的“隐性福利”。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已列明43项惩戒举措，覆盖限制院士提名与被提名、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股权激励乃至银行信贷和融资等多个维度。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进一步要求落实上述备忘录，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具体包括撤销通过失信行为获取的职务与职称、减少或暂停研究生招生乃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利用失信行为获得的高层次专家称号，以及移除其在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学位委员会中的委员或成员资格，切实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格局。

谈及科技监督的固有局限，多位受访者表示，某些短板难以回避。仲伟俊坦言，对于像数据造假这类恶意行为，若造假手法极为隐蔽高明，短期内或难以及时暴露。袁军鹏与李力还补充道，任何监督环节都不应、也无法对所有科研人员预设“有罪推定”，否则既是对广大恪守诚信原则者的不公，也是对有限监督资源的无谓消耗。

因此，受访者们强调，破解学术不端困局还需在科研共同体内部培育深层的诚信自觉，使科技工作者从内心深处“不想作假”。而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气候，与评价体系的“指挥棒”导向休戚相关。仲伟俊与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高度捆绑，学术不端可能带来的巨大回报往往成为诱使科技工作者迷失方向的“致命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与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实际贡献与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倡导严谨治学，摒弃急功近利。文件强调坚持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得将论文数量、专利、荣誉头衔、项目承担情况或获奖经历设为限制性条件。同时，须尊重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建立针对重大研究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并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构建设置科学、评价合理、管理规范且服务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不讳地指出，要避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还需“养得住‘闲人’”。他解释称，“重赏”之下难免催生“勇夫”，因而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当适度“宽松”，激励措施宜止于“体面”层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热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逐利工具”。（应受访者要求，李力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

税务合规提醒频现，平台商户如何从容应对？国家税务总局近期披露的数据表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落地实施已满一年有余，在此期间，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企业切实履行了涉税信息的定期报送义务。随着平台上报数据的数量与质量持续攀升，平台内商户的税法遵从意识显著增强，整个平台经济的运行秩序也愈发规范有序。

此前，税务部门曾集中向社会曝光了一批网红网店的偷逃税典型案例。这些案件的查处，让越来越多的平台商家与网络主播深刻意识到，唯有依法经营、合规运营，方能行稳致远。据相关渠道了解，目前已有不少平台内经营者陆续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合规提示，内容主要指向其自行申报的涉税收入与平台方向税务系统报送的收入数据之间存在明显出入。究竟何种情形会触发这类提示？报送数据缘何会不一致？收到提示后又该如何应对？

对于许多初次收到此类信息的经营者而言，心中难免疑虑重重：“手机上收到的这条税务短信，会不会是诈骗信息？”“我每月赚得并不多，怎么也会被盯上？”这些反应在平台商户中颇为普遍。记者从税务主管部门获悉，为协助平台内经营者及时发现并化解潜在的涉税风险，税务机构依托平台企业定期呈报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递交的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交叉比对。一旦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出入，便会通过短信等渠道提醒相关经营者核实自身申报金额、及时修正差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税务提醒的正文通常仅涵盖纳税人名称、提醒缘由以及自行核实事项等基本要素，绝不含任何外部链接，更不会索要银行卡信息、要求转账或提供密码。接到此类提醒的经营者，可随时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或直接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以辨明真伪。

按照现行规章，平台企业须按季度向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收入信息及其他相关涉税数据。其中所涉“收入”，是指经营者经由该平台所取得的收入净额，这一口径既涵盖已开具发票的部分，也囊括未开票的交易金额，但不扣除经营者向平台支付的服务费、佣金等各类成本。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苑新丽对此解释称：“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必然需要补税，更不能直接等同于违法。纳税人应当积极配合主管税务机关，主动进行自查核实。”

苑新丽进一步剖析指出，部分平台内经营者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或增值税时，所填报的自行申报收入往往与平台报送的数据存在偏差。导致差异的成因较为多元，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典型情形：其一，部分经营者仅申报了已开票收入或通过对公账户入账的收入，却忽视了经由个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收取的未开票但实际已经实现的平台交易款项；更有甚者，在申报时将支付给平台的佣金、服务费等直接从中剔除，从而拉低了申报总额。其二，一些经营者同时活跃于多个平台，但在申报时仅仅归集了其中某一个或部分平台的收入，或在各平台之间采用了不一致的统计周期，由此造成数据口径上的错位。其三，若经营者未能完整留档各平台的交易流水及收款凭证，也可能因此导致申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经营者通过各类渠道取得的全部交易流水均属于应税收入范畴，而支付给平台的费用则属于经营成本。此类成本若已取得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方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规扣除，但绝不应在申报收入时先行从收入总额中直接减除。

苑新丽对此进一步说明：“平台报送收入与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之间的差额，并不必然意味着纳税人在主观上存在偷逃税款的意图。”她观察到，不少经营者习惯于依据开票金额进行申报，而对未开票收入缺乏应有的重视，或者在多平台经营时未能全面汇总各项收入，这类情况在实践中相当普遍。税务机关借助大数据比对手段推送提醒，恰恰是为了协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申报“盲区”。对于暴露出的申报不完整、不准确等问题，经营者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予以修正。

税务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合规提醒之后，应当采取以下步骤进行系统自查：首先，登录其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平台后台，完整导出各平台收入明细，涵盖交易流水、服务费支出、佣金收入、奖励金等全部收益形式，且必须同时覆盖已开票与未开票的部分。其次，逐一核对经营者本人或其企业名下的所有收款渠道，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以及其他第三方支付工具，确认实际到账金额与平台导出的收入记录是否吻合。

在完成数据比对之后，可根据自查结果分两种情形区别处理：倘若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则应依法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税款及滞纳金；若经自查认为申报并无差错，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同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以便税务机关复核确认。

苑新丽特别提醒，积极配合、主动纠错是规避法律风险的最佳路径。依据税收征管法及行政处罚相关法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的，依法可以从轻或免予行政处罚；反之，若拒不配合更正申报，主管税务机关将按规定将案件移交稽查部门处理，一旦查实，纳税人将面临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乃至信用惩戒等多重法律后果。此外，经营者自行申报收入时不应只局限于线上业务，倘若存在线下收入，同样应当一并纳入申报范围，做到线上线下全面覆盖。

同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当前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属于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有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其实际应缴税额相对有限，部分经营者甚至无需缴税。因此，收到税务提醒并不必然意味着必须补税，其核心要义在于敦促纳税人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合规申报不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更是整个行业走向良性发展的根基所在。”苑新丽在采访中表示，平台涉税信息报送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税收透明度、促进线上线下税负公平。依法完整如实申报，不仅有助于经营者积累良好的纳税信用记录，更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因申报疏漏长期累积而最终演变为重大涉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