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本应成为创新发展的坚实屏障，然而在司法实践的现实中，个别企业却将诉讼异化为干扰竞争对手的工具，借知识产权之名行不正当竞争之实。一家从未涉足相关产品生产的企业，在取得专利权仅五天之后，便对一家正处于上市冲刺阶段的科创企业发起了所谓“闪电诉讼”。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宇某科技与露某美公司围绕两款机器狗产品展开的专利侵权纠纷作出终审裁决。法院在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后，不仅否定了侵权指控，更在判决书中对背离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给予了鲜明而有力的司法回应。

这起纠纷的源头，是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在庭审交锋中，露某美公司坚称，宇某科技推出的A2型号机器狗，其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以及激光雷达等部件，分别对应了其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与“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要素。然而，随着审理工作逐步深入，该侵权指控所依赖的事实根基开始显露裂痕。

法院经缜密比对后确认，宇某科技的产品并未包含涉案专利所载明的“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项技术特征，露某美公司所主张的侵权事实显然缺乏成立的基础。而在技术争议之外，露某美公司在此案诉讼过程中展现出的若干异常策略，同样引发了合议庭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此次诉讼并非双方初次交手。此前，双方已因宇某科技另一款Go2机器狗是否落入专利保护范围而对簿公堂。在那场围绕Go2机器狗的诉讼中，露某美公司的索赔方案便已显现出内在矛盾：一审阶段，其诉请的赔偿金额仅为象征性的500元，但同时却附加了一项“以法院审计宇某科技利润为准”的请求，并主张按照侵权获利的三至五倍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总额可飙升至7000万元之巨。

这种看似难以自洽的诉讼请求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策略考量？法院在审理中剖析指出，当诉讼请求欠缺充分事实支撑时，原告主张的赔偿额越高，其所需预交的诉讼费用也就水涨船高。露某美公司刻意压低诉请金额，同时保留以利润审计为基础的高额索赔可能，这种安排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启动诉讼的门槛，但其真实意图显然并非单纯地制止侵权行为或捍卫正当权益。

审理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浮出水面：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才自案外人处受让取得涉案专利权，仅仅相隔五天，即在7月1日对宇某科技提起诉讼。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限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专利产品的企业，其“甫获权利便即刻起诉”的行为模式，难免令法庭对其主张权利的正当性产生合理质疑。

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指控不能成立，并于2025年9月26日依法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然而，露某美公司对一审结果并不认同，随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邓卓介绍，露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将案件推入二审程序。而在这一阶段，其诉讼行为再度出现戏剧性反复：在明知一审已认定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露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宇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可就在二审询问程序结束后的第二天，又通过书面形式将索赔金额戏剧性地调回至500元。

2026年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作出终审判决。法官邓卓表示，最高法二审认定宇某公司的Go2机器狗不构成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Go2机器狗案一审尚未尘埃落定之际，露某美公司已迫不及待地开辟第二战场。针对宇某科技另一款A2机器狗，露某美公司于2025年9月初另行提起诉讼，此次索赔金额定为1500元，但同样附注“暂计”字样，并声称最终赔偿数额仍须以侵权获利审计结果为准。

面对接踵而至的连环诉讼，宇某科技在第二起案件中主动发起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露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其承担因应诉所产生的律师费及其他合理支出，总额达8万元。经审理，法院确认宇某科技A2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专利侵权，进而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露某美公司这一系列诉讼行为是否已逾越正当维权的边界？

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双重维度展开综合评判。一方面，露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之诉虽具备形式上的权利基础，但显然缺乏实质上的事实依据；另一方面，其选择在宇某科技IPO上市辅导的关键窗口期提起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及证据保全，客观上对宇某科技的上市进程形成了显著掣肘。这表明其诉讼目的绝非单纯的维权，而带有超越诉讼本身的不正当意图。

法官邓卓进一步阐述道：“我们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判断，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客观上缺乏事实基础，且诉讼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先判决已明确谴责其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但在此案中露某美公司仍继续推进诉讼，主观恶意更为显著。此外，本案作为系列诉讼，需对各诉讼环节中的行为进行整体性考量。”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宇某科技主张的8万元赔偿请求予以全额支持。纵观全案，露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模式化特征：在事实层面，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专利核心特征，却执意推进诉讼进程；在策略层面，利用“500元象征性索赔”与“巨额利润审计要求”的组合拳，以微不足道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强大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IPO的关键节点，意图将司法程序转化为干扰正常经营的筹码。

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清晰定论：宇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露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据此，最高法终审判决驳回露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责令其赔偿宇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万元。

南韩釜山于当地时间7月29日落下帷幕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圆满画上句号。大会期间，共有25项全球遗产地成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便包含备受瞩目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此次大会自19日启动以来，成果斐然。据官方公告，新晋名录的遗产项目涵盖19项文化遗产、5项自然遗产及1项混合遗产，使全球世界遗产总数攀升至1273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入选，标志着中国成功将第61项世界遗产收入囊中。

本届盛会同样见证了多个缔约国首次实现世界遗产零的突破，南苏丹与科摩罗便位列其中。至此，全球范围内签署《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中，拥有世界遗产的国家数量已扩增至173个。

大会闭幕之际，与会各方共同通过了《釜山世界遗产宣言》。该宣言在《公约》原有的五大战略目标基础上，创新性地将“合作”纳入新的战略导向，旨在深化国际合作，携手应对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及发展压力等全球性挑战对遗产保护带来的重重考验，从而进一步筑牢国际社会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共同意志与行动共识。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21日对外披露，2026年6月全港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扬2%，与上月所录得的升幅如出一辙。若撇除政府各项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干扰，该月基本通胀率亦为1.9%，与5月数据持平。

从细项来看，电力、燃气及水费开支同比激增9.2%，交通费用攀升5.3%，杂项服务支出增加5.2%，杂项商品物价上涨2.3%，住屋成本则温和上升1.1%。外出用餐及外卖服务、衣饰鞋履以及烟酒类商品，分别录得0.8%、0.7%和0.1%的涨幅。反观耐用消费品与基本食品，价格则分别滑落1.1%和0.5%。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6月份基本通胀率的按年增幅，与5月保持一致。尽管燃料相关项目价格升势日趋明显，但其他主要类别所呈现的价格上行压力较为缓和，从而部分抵消了上述涨幅。

谈及未来走势，该发言人强调，鉴于早前国际油价急涨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尚未消退，消费物价通胀率或将在接下来数月内呈现上行态势。虽然国际原油价格近期已自高位回调，有望带来一定缓解，但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其演变趋势仍须密切留意。与此同时，其他领域的物价压力大体处于可控区间，料将有助于整体通胀水平维持在温和轨道。

广东、浙江等地儿童福利机构正积极探索“开门办院”模式，面向社会上有特殊需求的残障儿童提供养护、康复及特殊教育服务。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扩展福利院的服务半径，让更多亟需专业支持的孩子受益。

近日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首次以独立专栏形式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7月30日，民政部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相关配套政策。据悉，目前广东等多地儿童福利机构已先行先试，为有康复训练需求的病残儿童提供包括养护、康复、特殊教育在内的综合服务。对于孤独症患儿及其家庭而言，“开门办院”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机遇？福利机构又该如何有效推进这一模式的落地？记者为此专访了广州、杭州两地儿童福利机构的相关负责人。

“开门办院”对儿童福利机构而言，仍处于摸索前行的试点阶段。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于今年4月2日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日当天，启动面向社会的孤独症特殊需求儿童招收试点，资金由福彩公益金和残联共同资助，目前已有8名学龄前儿童参与，福利院在日间为其提供教育与康复服务。而在浙江，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则于2026年争取到省级福彩公益金300万元，面向社会困境儿童实施“儿童养育和康复区域性示范中心服务”的开门办院项目。截至目前，该院已接收26名来自低保或低保边缘等困境家庭的残疾儿童，其中以孤独症儿童为主，提供日托、周托和全托三种模式的照护服务。即便是全托安排，院方也要求父母每周至少探望孩子一次，相关负责人诚恳表示：“我们非常欢迎父母多来探访。”

两家福利院在接收孩子前，都会进行系统评估，据此制定“一人一策”的个性化方案，以充分发挥福利机构的专业优势。广州市社会福利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院内组建了由特教老师、康复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跨专业服务团队，能为孩子们在社交能力、心理调适、自理水平等维度提供全面训练。短短数月，变化已悄然发生——有的孩子开始开口说话，有的摆脱了纸尿裤，还有的性情变得更为平和。“我们并不把孩子定义为病人，而是视其为需要帮助的服务对象。”这位负责人强调。

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环境转变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需要福利院与家庭携手应对。杭州市儿童福利院相关负责人指出，从熟悉的家进入全新环境，面对陌生的房间、伙伴、护理员、特教老师和康复师，部分孩子可能出现“信息过载”的现象，需要一段时间方能适应。为此，福利院将持续跟进评估，并与家长保持密切沟通，陪伴孩子平稳度过调适期。

对许多家庭而言，照护孤独症孩子往往意味着至少有一名家长被迫放弃工作。两地福利院负责人均表示，“开门办院”正是希望缓解这一现实困境——既为家长创造喘息机会，又让孩子获得更专业的特殊教育。在试点之外，更大范围的政策与行业行动也在同步推进。今年，广东、浙江等地已将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纳入“民生实事”清单：广东计划为超8000名孤独症儿童免费提供个体康复和社会融入等专项服务；浙江则提出为全省0-6岁儿童免费开展孤独症筛查。

今年7月，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联合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并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学术年会，汇聚全国各地的儿童福利机构负责人、行业专家和一线特教骨干，为特殊儿童关爱保护与融合教育发展搭建了全国性交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家福利院均在2024年入选首批全国儿童福利机构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单位。

步入“十五五”时期，广州市社会福利院计划依托面向社区孤独症儿童开设的跨专业融合试点班，为社区家庭提供系统化指导培训与教育服务支持。杭州市儿童福利院则期望以孤独症康复、特殊教育、社工服务等特色业务为核心，持续强化专业能力与人才梯队建设。中国儿童福利协会特殊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委会未来将发挥行业桥梁作用，整合全国优质特教资源，分享各地优秀实践经验，牵头制定统一行业标准，深化专业理论探索，协同推进人才培养，多措并举激活全国儿童福利特殊教育领域的发展动能。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生命，作为特教工作者，我们要守护他们的尊严，满足他们内心的价值感。”一位拥有近20年特殊教育经验的从业者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