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7月30日电（记者 王逸飞）在业界眼中，2026年正被赋予“OPC元年”的标签。所谓OPC，即一人公司，正从极客圈层跃入公众视野，多个地区亦在培育“超级个体”的赛道上竞相提速。回望上半年，杭州在这条赛道上明显跑出了加速度，高调提出打造全国“AI+OPC”创业新高地的目标，凭借对创业生态“适配度”的层层加码，逐渐摸索出一套系统性的“超级个体”护航方案。

截至6月底，杭州已汇聚逾2000家“AI+OPC”企业。这一创新态势，恰恰印证了当地创业生态构建所取得的实际成效。细加剖析，杭州的多维发力堪称关键所在。

首先，着眼于政策大环境的构筑。上半年，该市正式出台《杭州市打造全国“AI+OPC”创业新高地行动计划（2026-2028年）》及相关配套政策，紧扣社区引领、要素融通、人才舒心、金融护航、服务助跑五大工程，细化出15条具体举措，实现OPC全生命周期政策供给的体系化覆盖。

以要素融通工程为例，杭州明确为OPC提供低价算力、模型等基础服务，并创新推出“AI产品体验券”；凡采购智能算力或模型服务的OPC，每年申领算力券的上限可高达1000万元。政策扶持的维度远不止于此，杭州的布局仍持续扩容。

二季度，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AI+OPC”入市陪伴手册》（下称手册），内含《政务服务手册》与《风控法务手册》两大板块。与以往面向创业群体的各类指引不同，后者往往局限于单一业务或单一阶段，而该手册则贯穿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从开办设立直至注销退出，统筹搭建起一体化的服务与合规体系。今年4月，该局还曾推出《支持一人公司OPC创新创业发展的若干举措》，以12项举措助推OPC创新创业，上述手册即为其中一项落地成果。此外，12项举措还包括按规定实施“一址多照”与“工位注册”，让OPC创业者得以“一张桌子开公司”；在OPC创业园区试行“沙盒监管”模式，对纳入观察期的企业给予1至3年的成长缓冲期等。

其次，聚焦创业“微生态”的激活。不久前，OPC创业者柴陆健因对接资源的需求，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策划了一场社群活动。“和社区沟通后，他们立刻为我安排了场地和宣传支持。在这里，我感受到的是一群人在背后陪着我创业。”他如此感慨。为助跑OPC创业者，仓前街道今年积极探索全球青年友好型OPC社区建设，启用杭州首个镇街级OPC国际社区A³OPC国际社区，并从政策支持、场地保障、场景供给、算力赋能、金融帮扶等多维度构建“一对一”精准服务体系，至今已吸引超100个项目入驻。

为了避免OPC创业者遭遇政策体感的“温差”，杭州在优化宏观环境的同时，也将激活“微生态”视为重要抓手，通过打造风格各异的创业社区，承载年轻创业者的梦想。在良渚数栖湾AI+产业社区，这里不仅融合了办公、路演、展示、社交及咖啡休闲等多种功能，营造出24小时开放、全时段活力的创业氛围，当地还出台专项政策以压缩创业成本，涵盖办公租金、物业能耗、研发补助、人才补贴、天使基金、算力支持等，切实减轻初创阶段的负担；同时提供工商、税务、法律、知识产权等代办服务，并联动20余家投资机构搭建投融资网络，实现“落地+基金+人才+服务”四位一体的赋能格局。

目前，杭州各地已累计打造超过50家“AI+OPC”社区。按照该市官方规划，三年内将建成超过100个OPC社区。

第三，探索服务模式的新路径。打造适配OPC成长的创业生态，既需要各级政府协同“合奏”，也离不开各具特色的“独奏”。今年，杭州多地在此领域亮出新招。如上城区推出“OPC超级个体”人才评定机制，通过优化人才评价标准，重点考察创业者的专业能力、AI工具运用水平、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及内容影响力，使OPC人才的独特价值得以被看见与认可。当地还创新引入“营主”机制，采用“企业出题、政府搭台、营主拆解、OPC接单”的运作模式，助力“超级个体”打通商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钱塘区则发布首批重点场景“机会清单”与“能力清单”共40项，为OPC企业及生态创造机遇；该区还推出OPC审批服务“一类事”清单，为创业项目提供一对一、专业化的集成服务。

杭州市市长杜旭亮近期公开表态，杭州将以最强AI硬实力筑牢OPC发展的坚实根基，推动算法、算力、数据协同发力，用更强大的AI综合实力为OPC创业者提供稳固的技术底座与算力支撑；以最优政策举措成就OPC创业的时代梦想，为创业者开辟“专才认定”通道，让每位创业者“来之即安、安之即创”；以最佳创新生态厚植OPC发展的丰沃土壤，定期发布场景开放机会清单，持续实施“润苗”计划，以陪伴式服务扶持科技型初创企业成长，让杭州成为“AI+OPC”创新创业的首选地与栖息地。

今年，杭州明确提出目标：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超千万元的OPC企业100家以上，集聚高成长性OPC5000家以上，汇聚创新创业人才30000名以上。在这一宏大目标下，该市后续还将如何“出牌”、成效几何，值得外界持续关注。（完）

在北京门头沟区，一家经营了约莫二十载的东北风味餐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人气。前来光顾的食客们坦言，吸引他们的不仅是那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佳肴，更多的是这家店数年如一日坚守的几项“铁腕”控烟规矩。

这家东北菜馆铺面并不算大，乍看之下毫不起眼，然而门口循环播放的小喇叭声却格外引人注目。所谓“硬核”禁烟，其规矩之严苛从踏入店门那一刻便扑面而来。从入口处延伸至店内墙壁、房梁，再到每一张餐桌、收银台，甚至包间的四壁，凡目光所及之处，禁烟标志密布，简直无孔不入。

少了往日烟雾缭绕的呛人气息，这家小店的人气非但未受影响，反而愈发兴旺。记者探访时，恰逢一户五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此举办生日聚会，因店面狭小而空间有限，有些客人只能站着用餐，但大家依旧兴致盎然，纷纷表示正是看中了这难得的无烟环境。除了张贴满墙的禁烟标语，记者还留意到，店内每位服务员的胸前都挂着一枚印有禁烟图示的徽章，其上还附了一句温情的提醒——“感谢您不吸烟”。

一名服务员向记者解释：“最初每张桌子上都放了禁烟提示，可总有顾客推说不知情、没留神，于是我们又在墙上增贴了标语。还有人借口不识字，我们就索性添置了一个循环播放的小喇叭。也有人找其他五花八门的理由，所以现在我们点菜时，每位服务员都会当面告知屋内禁止吸烟。说白了，就是要把他们的各种借口都堵回去。”

小餐馆的禁烟规矩能够切实落地，其实并非坦途，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波折呢？这家营业近二十年的小店，是从六年前开始下定决心严格禁烟的。负责人回忆，早年间店里也按规定张贴过禁烟提示，可那些标识高高挂起，却未曾真正落实执行。结果便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个不足六十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终日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来。

为了让禁烟规定真正行之有效，老板和服务员们开始主动劝阻吸烟的食客。负责人透露，过程中也碰过态度强硬、固执己见的人，甚至因此惹来过警察上门。餐馆严格执行禁烟，关键在于规矩要首先立得住。老板对所有服务员进行了统一培训，规定在顾客落座点餐之前，或是电话订餐之际，就要把餐馆的禁烟立场说得明明白白——若有顾客介意，大可另选他处。

一位食客对此深有感触：“进店时人家就提前告诉我们店里不能抽烟，而不是等有人吸了烟之后才过来制止。”与此同时，餐馆老板还将每一次因顾客吸烟而产生的环境和借口都梳理汇总，融入进禁烟标语之中，以便对症下药。

严格禁烟六年来，这间餐厅的生意反倒节节攀升，常有其他城区的顾客专程慕名而来，就为一睹这家“禁烟名店”的真容。时至今日，甚至无须服务员出言提醒，顾客之间也会相互督促，自觉遵守规矩。

这家小饭馆凭借铁腕禁烟而在网络上声名鹊起，众多顾客都期盼这样的无烟餐厅能越来越多。因为或许许多人并不知晓，近年来，餐厅吸烟的投诉量在北京的各项相关统计中始终名列前茅。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至今年6月期间，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所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连续三年稳居榜首。公开资料显示，今年4月，北京全市单月就查出多起违规餐饮单位，单店最高罚款高达6000元。

2015年6月1日儿童节当天，《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作为公共场所的餐厅，自然被明确纳入禁烟范畴。对于餐厅这一禁烟主体而言，事前预防比事后劝阻所付出的管理成本要低得多。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理事李恩泽指出：“倘若餐厅对吸烟行为不加劝阻，一旦违规被执法部门查获或遭人举报，便难逃罚款处罚。而若能前期就把风险降至最低，让顾客尚未踏入店门就深知此处禁烟，那么他们进门后自然不会再吸，这样一来，不仅餐厅省却了后续麻烦，也大大减轻了执法机关的工作负担。”

记者从一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获悉，多家航空公司已发出通知，自2026年8月5日起（以出票日期为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新一轮下调。此次调整后，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年乘客需支付70元燃油附加费；而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则降至40元。与之前的标准相比，前者减少了30元，后者降低了10元。

这一轮燃油附加费的下降，有望在暑期旅游旺季期间，为旅客们减轻一笔可观的出行开支，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旅行热情。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