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顽固的体重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求美者把目光投向了药物减重路径。被誉为“躺瘦神器”的注射型减肥针，凭借便捷的使用方式和引人注目的瘦身效果，正迅速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案，悄然成为众多减重人群追逐的热门选择。然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暗藏隐忧——不少跳过医院专业评估、私自网购针剂自行注射的消费者，纷纷遭遇了恶心、呕吐等身体不适，严重者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情况。这些所谓的减肥针真是人人皆宜的“万能钥匙”吗？其潜在风险究竟有多大？停药之后体重是否会卷土重来？

事实上，目前国内已有多款减重注射针剂获批上市，但无一例外均属于处方药范畴。这类药物的核心成分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一种人体肠道天然分泌的肠促胰素，其主要功能在于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尽管市面上已有超过六款基于此机制的减重针剂获得国家批准，但它们针对的作用靶点、适宜人群及减重力度各有侧重，然而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副作用却普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良反应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本身的药理机制使然。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明确指出，所有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要求，必须经医生对个体身体指标进行专业评估后方可使用。违规购买、盲目注射的行为，本身便埋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的人群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所付出的代价远超预期收益。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绝对不可触碰此类药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强调，以下几类人群应坚决避免使用：其一，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者，以及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或其家族史的人群；其二，曾罹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士；其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目前缺乏该类药物的安全性数据，不宜贸然尝试；其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关于停药后体重反弹的疑问，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前流行的几款减肥针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打一次永久瘦”的理想并不存在，绝大多数使用者停药后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值得关注。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步恢复至用药前水平，同时此前因减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随之逆转。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分析指出，减肥针如同一个外接的调控装置，持续对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加影响。一旦药物撤除，饱腹感消失，饥饿感便重新浮现，从而促进进食量或摄食频率的增加，整体能量摄入随之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经历代谢适应过程，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反而减少。一边是摄食量上升，一边是能量消耗下降，最终形成能量正平衡，体重便不可避免地快速反弹。

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急速下降后同样未经专业指导便草率停药，随后又因反弹再度注射，陷入反复用药、反复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剧烈波动的模式对机体造成深远影响——脂肪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体脂率却反而上升，最终可能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甚至出现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等症状。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提醒，当体重达到理想标准后，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少剂量直至完全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是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调整都至关重要，这涵盖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睡眠质量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面。药物仅仅是减重强化阶段的辅助工具，其价值在于为建立健康生活习惯提供一个黄金窗口期。而停药后能否持续执行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恰恰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程度的关键因素。

归根结底，减重之路并无一劳永逸的捷径可循，最终仍需依托健康的饮食与运动习惯作为坚实基石。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久的饮食自觉，逐步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蔬菜的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同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能在追求理想体重的过程中收获持久且健康的成果。

中新网7月30日电 来自民政部门户网站的消息称，民政部办公厅与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旨在推动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及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走向实体化与制度化轨道。依据民政部和国家文物局的统一规划与部署，两部门共同决定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通知明确提出，拟在全国范围内甄选约15个首批试点地区，原则上以市（地、州、盟）为基本单位，对于基础条件尤为突出的县级行政单位亦可纳入候选范围。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及文物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文旅局，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市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及区划地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推动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具体化、常态化，根据民政部与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署，现决定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并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安排：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秉持工作推进有序、认定依据充分、保护措施扎实、传承成效显著的原则，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围绕区划地名文物的普查、认定、公布、保护及开发利用等环节积极创新、勇于探索，加快构建完备的工作机制，为全面加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体系建设及文物活化利用，积累一批可供复制、便于推广的典型经验与成熟模式。

试点工作周期原则上设定为一年，核心任务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协同推进普查，科学实施认定。紧密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以本辖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数据基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及领域专家对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深入研判，以《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详见附件1）为参照依据，强化理论指导，厘清区划地名文物的认定边界、认定标准及认定流程，筛选并认定一批能够如实反映本地区或相应区域行政区划地名沿革脉络与演进轨迹的文物资源。

其二，建立名录体系，规范有序公布。在科学认定的前提之下，依照既定程序编制本地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名录内容须涵盖文物名称、地理位置、形成年代、保存状况、保护级别、责任管理机构（或个人）以及所承载的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信息等核心要素。同时，制定名录公示与发布的操作规程，由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名录的公示及面向社会的发布工作。

其三，强化保护传承，推动创新利用。始终坚守"保护优先、传承为本"的核心理念，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路径，通过跨界融合、品牌联名等多种方式，深度挖掘并生动诠释文物背后蕴藏的价值内涵，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让文化彰显，系统阐发并广泛宣传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思想理念与文化精髓，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的标志性作用。

其四，健全制度框架，完善长效机制。各试点地区应结合本地实情，不断丰富创新实践，将行之有效的举措与有益经验转化为制度化成果。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要主动强化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推动建立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构建统筹保护与传承、兼顾研究与利用的系统性工作架构，力促区划地名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步入常态化、长效化发展轨道。

本次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约15个，原则上以市（地、州、盟）为申报单元，对于基础条件格外优异的县级单位也可纳入。

（一）试点申报环节。遵循自愿申报与优中选优的原则，由省级民政部门会同同级文物部门统一组织申报工作。有意参与试点的地区须满足以下条件：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已建立起相应的协作机制，沟通渠道畅通高效，工作推进扎实有力；具备区划地名属性的文物资源底蕴较为丰富，且具有切实可行的开发利用潜力；已具备良好的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工作基础与社会氛围。原则上，各省（区、市）申报数量不得超过2个（须标注优先顺序），并于2026年9月1日之前将《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申报表》（详见附件2）报送至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及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

（二）试点确定环节。民政部将联合国家文物局严格履行审查、论证、比选及报批等必要程序后，正式对外公布试点名单。

（三）组织实施环节。经确定的试点地区，其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须共同开展研究部署，明确工作思路、细化试点方案。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采取边试验、边总结、边推广的推进方式，并及时向上级反馈经验与做法。

（四）总结推广环节。试点工作启动满一年后，民政部将会同国家文物局对试点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围绕四项核心任务提炼形成典型经验与创新做法，从中筛选出指导意义突出、实施成效明显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试点地区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部门应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积极争取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严格把控工作进度与质量，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同时要提高政治站位，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同题共答的工作合力；坚持实效导向，科学谋划、精心部署，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倾向，切实避免给基层增加额外负担。

（二）加强统筹指导。民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将加大对试点地区的业务指导力度。省级民政部门（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和文物部门应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加强对本地区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的整体统筹，持续加大对试点工作的扶持力度，积极协助试点地区协调和整合各类资源要素。

（三）发挥典型示范效应。各试点地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禀赋，在先试先行的实践过程中，既要突出本地区的特色亮点，又要注重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既要发挥既有优势拓展工作成效，更要针对难点堵点问题深化专项研究，切实发挥典型引路和示范带动的积极作用。

附件：1.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
2.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申报表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在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岁的李兴芳（化名）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过去总以为肠癌检查非常繁琐，必须跑到大医院做肠镜，心里还存有几分畏惧。如今家门口就能轻松完成采样，而且分文不取，真是便利极了。”

当前，结直肠癌已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据《2025浙江省肿瘤登记年报》披露的数据，该省结直肠癌患病率位居全省各类癌症第五位，而死亡率则攀升至第三位的高位。

面对这一被称作“沉默杀手”的疾病，一场以早期筛查为重心的基层健康守御行动正在浙江广大地区深入推进。记者深入社区一线，试图揭示这项民生工程是如何将“预防”二字真切地书写在千家万户的门槛之前。

从“排斥检查”到“主动参与”

在蒋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陈田芳医生亲身见证了居民们对肠癌筛查态度所经历的显著转变。她回忆道：“项目启动之初，不少居民心存疑虑。他们最频繁追问的无非是三个方面：操作是否繁琐、结果是否可靠、会不会带来身体损伤。”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对抽血检查心怀恐惧，嫌过程费时费力，因而对传统筛查方式颇为抵触。

然而，今年新引入的粪便DNA检测联合定量FIT双联筛查技术，恰好针对性地化解了上述种种顾虑。这一检测手段无需空腹、不采血、居家即可自行取样，极大降低了民众参与筛查的心理与实际门槛。“居民领取采样工具包后，只需在家中完成标本采集，再按照规定时间送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可，全程不会干扰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节奏。”陈田芳补充道，今年增加的定量FIT辅助筛查手段，既确保了检测的精确程度，也使整个工作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

李兴芳向记者谈到：“年轻时我在西湖上以撑船为业，常年日晒雨淋，总自恃身体状况极佳，从未进行过任何肠道方面的检查。”一次偶然的退休体检，让她深刻体会到肠癌筛查的紧迫意义。通过社区卫生人员的宣教，她了解到西湖区正推行免费的肠癌筛查民生工程，居家即可取样送检。

当收到初筛结果呈阳性的通知时，李兴芳一度感到忐忑不安。“好在社区医生第一时间主动来电，耐心细致地为我解读了检验报告，明确告知阳性并不意味着必定罹患癌症，还需通过肠镜检查作最终确认，并且主动协助我联络了上一级医疗机构。”这段完整的服务体验让她宽心不少，“社区医院将筛查、确诊及就医引导安排得井井有条，还提供了数百元的经济补助。在上级医院完成肠镜检查并摘除息肉后，主治医生感慨说，多亏就诊及时，否则极有可能发展为恶性肿瘤。”

“以前对于肠癌早期筛查毫无概念，总觉得与自己无关。经过此番亲身体验才恍然大悟，早筛无异于拯救生命的关键一步。”李兴芳感慨万千。

从“重在治疗”迈向“重在预防”

“连续三年大力推行免费肠癌筛查项目，其根本动因在于贯彻‘健康中国’战略，推动癌症防控阵线前移。”杭州市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杭州市西湖区卫生监督所）主任胡小炜如是说。

胡小炜指出，结直肠癌的发生演进是一个相对迟缓的病理过程，自正常肠黏膜发展为增生性息肉、腺瘤性息肉，继而演变为早期癌乃至进展期癌，每个阶段都为医学干预留下了宝贵窗口。据了解，早期结直肠癌患者经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达九成以上；但晚期患者的这一比例则骤降至不足一成。因此，早筛查、早确诊、早治疗，无疑是降低该病致死率最为有效的途径。

在公共卫生整体架构中，此项民生工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健康守护者”角色。胡小炜介绍，项目完全依托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实施，在区级层面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培训、统一质控的原则，确保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能够胜任、接得住任务”。西湖区范围内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置了筛查服务点位，方便居民就近参与。

“今年我们针对便民采样流程、阳性结果随访以及高危人群干预等环节实施了多项优化升级。”胡小炜表示，该区已进一步完善阳性结果的追踪随访机制，力保初筛阳性居民能够迅速获得肠镜复查提醒与就医指引，从而构建起“筛查—诊断—干预”无缝衔接的闭环管理体系。

陈田芳也透露，如今社区医生正借助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知识讲座、微信群交流等多元途径，持续开展肠道健康知识普及工作。“我们反复向居民强调，肠道息肉及癌前病变在早期通常不显现任何症状，一旦出现腹痛、便血等情况，往往已是疾病晚期。早筛并非无端‘制造疾病恐慌’，而是卓有实效的‘预防手段’。”

以最小成本，守护最大福祉

深耕基层肠癌早筛工作已有三个年头，陈田芳深切体会到早期筛查为居民健康带来的切实改善。“部分居民通过筛查及时发现早期病变，经过干预后恢复状况良好，如今主动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者’，积极劝说身边亲友参与筛查。”她表示，“这项常态化民生工程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使‘早预防、早发现’的健康理念切切实实融入到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为西湖区这项民生项目的技术支持单位，华大基因已连续多年参与项目执行。该机构驻西湖区民生项目运营经理郑婷婷介绍，在大规模普惠性筛查落地的实践中，团队建立了一套涵盖样本采集、冷链运输、实验室检测乃至报告发布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全力保障检测效率与结果精准度。“后续我们将继续在检测技术升级、筛查覆盖范围扩大、健康科普宣传以及高危人群持续性随访干预等方面深耕发力。”郑婷婷说，希望促使更多民众共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健康福祉。

西湖区的成功探索，正是浙江全省积极推进重点人群结直肠癌免费筛查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自2020年起，浙江省便将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确立为省政府民生实事工程，将基于风险评估问卷与粪便隐血试验的初筛手段，同结肠镜检查的精筛环节有机结合，规范有序地开展肠癌筛查工作。截至2025年12月底，全省已完成高达1228万人次的筛查任务，众多市县区更是将消化道肿瘤联合筛查一并纳入地方民生实事范畴。

从基层社区数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到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开，这场以“早期筛查”为核心的基层健康守护行动，正在谱写着“以人民健康为根本”的生动画卷。在这场与“沉默杀手”的争分夺秒较量中，每一次提早筛查，都或许能扭转一个家庭的命运轨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