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继东方卫视推出全流程AI短剧《太阳坠落之时》、浙江卫视播出上星AI短剧《中国传说·白蛇》之后，电视荧屏再度迎来一部全新AI剧作——安徽卫视自7月22日起开播国内首部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AI非遗题材剧《桃花潭记》，标志着AI剧集正式登陆电视大屏。

这部共20集、每集约10分钟的剧集，在片头醒目标注了“AI制作”与“AIGC导演”等字样。自播出以来，该剧迅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相关话题如“AI剧集从短视频小屏迈向卫视大屏”等频频登上热搜榜单，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从短视频平台的初步试水，到各大卫视的常态化播出，AI剧集频繁亮相电视大屏，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深层信号？对此，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李啸洋认为，这是传统媒介在融合创新进程中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AIGC视听创作向主流化方向迈进。

李啸洋在梳理网友对《桃花潭记》的反馈时发现，支持者视其为一种“超前”的探索，认为电视台成功将传统非遗与新技术表达相结合，并实现了“降本增效”的目标。而持质疑态度的网友则倾向于将AI剧集与真人表演的电视剧进行比较，指其缺乏视觉艺术美感。具体而言，剧情方面，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非遗与权谋故事之间的逻辑衔接略显牵强；视觉层面，画面光线与声音处理不够专业，AI演员的表演细腻度不足，难以令观众沉浸其中。此外，还有部分网友将讨论延伸至AI影视对真人演员生存空间的潜在影响等更广泛议题。

“省级电视台本身具有权威性，而AI剧集则源于‘小屏’端、偏重娱乐属性的新兴事物，这种传统与新颖、权威与娱乐之间的碰撞，既让观众眼前一亮，也折射出AI影视主流化所面临的多重现实挑战。”李啸洋进一步解释，《中国传说·白蛇》与《桃花潭记》均将剧情内容与本地非遗元素深度融合，观众接受度相对较高。一方面，相较于以往常规的文旅短片，AI剧集无疑是文旅宣传方式的一次革新与升级；另一方面，正如反对者所指出的，当前AI剧集仍存在明显短板，与成熟电视剧的制作标准尚有较大差距。

长期专注于数字媒介与智能影像艺术研究的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黄勇军则表示，AI剧集登上“大屏”标志着主流媒介对“AI+影视”的权威验证与强力加持。这从技术层面证明了AIGC长内容在大屏上的适配性，为中小成本创作开辟了新路径，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媒介转型的具体体现。

“然而，AI影视若要真正扎根电视‘大屏’，不能仅凭一时的新鲜感。观众不会因为作品由AI制作便降低审美标准。”黄勇军指出，AI影视的主流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与真人演绎的电视剧同台竞争，若缺乏扎实的叙事逻辑、精美的画面呈现以及情感充沛的表演，便难以实现真正的“增效”，更无法长久赢得观众关注。此外，AI影视主流化还可能面临一系列法律层面的争议，例如AI演员“克隆”真人演员面部特征是否构成侵权等问题。

黄勇军认为，未来AI影视的主流化发展需从四个维度着力推进：技术上，应提升AIGC制作水准，切实解决播放卡顿、表情僵硬、画面粗糙等突出问题；美学上，需构建AI特有的叙事语法，避免对真人表演的简单模仿，同时规避AI“恐怖谷效应”；法律伦理层面，则需完善版权归属界定与演员权益保障机制；传播策略上，应积极探索人机协同创作模式，防止过度依赖技术炫技而忽视人文内涵的沉淀。

李啸洋补充强调，AI剧集归根结底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新型载体，其呈现的内容与文化底蕴才是决定传播成效的关键所在。AI剧集不应止步于“技术复现”，而应借助技术力量深挖传统文化中尚未被充分表达的精神内核，进而演变为真正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态。AI剧集“上星”所传递的信号并非“替代真人”，而是在AI影视主流化的进程中，对技术突破与人文深耕深度融合路径的全新探索。

中新网鸡西7月31日电（姜辉 张方洲）7月31日，中俄之间面积最大的界湖——兴凯湖，在历经长达55天的禁渔休养后，正式解除捕捞限制，全面进入繁忙的渔获季。

地处中国黑龙江省东南部、毗邻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的兴凯湖，总面积逾4000平方公里，是中俄边境线上至关重要的渔业资源宝库。湖中栖息着“三花”、“五罗”、“十八子”等65种鱼类，其中以“大白鱼”和白虾最为声名显赫。这些水产品不仅撑起了当地特色渔业的支柱产业，更是水域生态系统中亟需重点呵护的珍稀物种。

为确保捕捞作业有序展开，同时坚决遏制各类违法越界及非法捕捞行为，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鸡西边境管理支队下辖的白鱼湾边境派出所，联合兴凯湖边境派出所及当壁镇边境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察，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张贴警示标语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渔民群众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深入阐释边境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引导从业者自觉遵规守纪，共同维护边境秩序。

“随着兴凯湖进入捕捞期，我们将在证件查验、法规普及和巡逻防控上持续发力，全力筑牢边境安全屏障。”白鱼湾边境派出所的移民管理警察林彬介绍称，该所将依托人防巡逻、物防设施与技防监控相结合的三维立体防控网络，进一步强化对兴凯湖水域的边境管控，严打非法捕捞活动，坚决杜绝违边事件发生，力保边境辖区长治久安。（完）

据中新网报道，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于当地时间7月8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揭示，全球癌症负担依然严峻，每年新增病例数已攀升至约2060万例，而死亡人数则逼近1000万大关，这一疾病继续稳居全球致死病因排行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心血管疾患。然而，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癌症患者的生存几率呈现出天壤之别，富裕与贫困地区的差距令人忧虑。

该报告强调，从预防筛查、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到姑息关怀等各个环节，全球范围内获取这些关键服务的可及性鸿沟正在日益拉大，这种持续扩大的不均衡状况，使得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患者被迫陷入无法获得必需医疗照护的困境。以乳腺癌为例，这一差异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高收入国度，约87%的确诊女性患者能够跨越五年生存期门槛；然而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却骤降至大约42%，凸显了资源分配失衡带来的致命影响。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指出，癌症不仅仅是侵蚀个体身心的顽疾，更是一场关乎公平的生死考验。他强调，一个人能否在这场抗争中胜出，绝不该取决于其出生地或经济状况。报告中展现出的这些不平等现象，并非不可抗拒的宿命，而是源于社会政策与资源调配的种种抉择，完全有可能通过更加坚决、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来彻底扭转。

报告进一步披露了区域层面的数据差异：2024年，亚洲地区在癌症新增病例中的占比达到了全球总量的50.7%，死亡人数更是占到了56.5%，成为癌症负担最沉重的区域；与此同时，欧洲的新增病例和死亡比例则分别约为21%和20%。令人深思的是，非洲等地的诸多国家，尽管癌症发病率相对较低，但患者的死亡率却居高不下，这无疑折射出医疗基础设施薄弱的现实困境。

在癌症类型方面，肺癌依旧雄踞全球癌症死因榜首，其威胁不容小觑。细分来看，男性群体中发病率最高的三种癌症分别是肺癌、前列腺癌和结直肠癌；而在女性群体中，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则构成了主要的疾病负担，这一分布格局也为各国制定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