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时节如约而至，炽热骄阳之下，泳池与水上乐园便成为大众纳凉消暑的人气之选。然而，许多人心中隐隐担忧：水池中的水质是否洁净？会不会招致疾病缠身？今夏戏水，务必提防以下几类“泳池常见病”。

其一是眼部感染。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具有极强的接触传染性和迅猛的扩散速度，病毒可经手部、毛巾、水体等多种载体迅速蔓延。同时，沙眼衣原体亦能在泳池水源中传播，引发感染。

其次是皮肤类疾患。细菌感染所致的脓疱疮，一旦皮肤破损，接触后即可传染；而如脚气、灰指甲等浅层真菌感染，则常通过公用拖鞋、毛巾等物品悄然传播。

再者，耳部炎症也不可小觑。在卫生不达标的池水中畅游，若不幸呛水，细菌或霉菌便会随水流进入咽鼓管，形成由内而外的逆行感染，进而诱发耳部不适。

此外，消化道传染病同样需要警惕。游泳过程中，呛水难以完全避免，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原体便可能借助池水进入人体，增加罹患疾病的风险。

那么，如何迅速判断泳池水质是否达标？每年盛夏，各地卫生监督执法机构都会对公共泳池展开卫生专项检查，重点检测池水中的游离性余氯、pH值及浑浊度等关键指标，这些均是衡量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尺。除此之外，市民还可借助“五看”法，快速评估泳池的卫生状况。

一看卫生许可证。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经营者须将卫生许可证置于营业场所的醒目之处，供公众查验。

二看量化分级等级。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识中，A级代表卫生条件优秀、管理规范到位；B级表示状况尚可；若为C级，则暗示存在卫生隐患，需提高警惕。

三看水质检测公示。经营者应每隔四小时自行检测池水，并每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实验室分析；无论是自测数据还是年度检测报告，都须在显眼位置向公众公开。

四看更衣室环境。更衣区域若整洁有序、无杂物堆积，通常反映管理细致；反之，则说明卫生维护存在疏漏。

五看池水本身。步入泳区后，先观察水色是否澄澈透亮，能否一眼望穿池底，同时注意水面是否有漂浮异物。

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工作人员刘红莹分享了一个简便小妙招：用手轻拍水面，激起的小气泡若能在10至15秒内迅速消散，便表明池水的氧化杀菌能力处于良好状态。

夏日畅游之际，除了关注泳池卫生，个人防护同样不可或缺。入水前，应先沐浴全身，清除汗液与油脂——这些分泌物若与水中氯元素结合，易对皮肤产生刺激。游毕后，建议立刻冲洗身体，并用棉签轻轻拭干耳道。同时，佩戴泳镜是保护双眼的有效措施，务必牢记。

七月二十二日午后，武汉迎来一场聚焦鄂港协同发展的盛会——光谷“千帆汇”系列活动之“借港出海 启航全球”专场在此间拉开帷幕。来自湖北与香港两地的逾百名政界翘楚与企业领袖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这一国际化枢纽，为荆楚企业迈向世界舞台注入新动能、开辟新路径。

回望鄂港经贸往来轨迹，武汉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1997年至2025年间，湖北对香港的进出口总额由50.1亿元人民币攀升至459.7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9%。伴随着湖北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全球化战略布局，两地之间的协作模式正经历深刻嬗变——从昔日的传统贸易往来，跃升至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及产业链协同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在此进程中，香港已悄然蜕变为鄂企联通全球版图的战略支点与关键跳板。

香港投资推广署运输、物流及工业总裁王国藩在活动现场透露，特区政府于2025年10月特别组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这一专责机构整合了政策咨询、法律保障、金融支持、商务对接及人才引进等全链条服务资源，迄今已成功助力超过两百家内地企业在港扎根或拓展业务版图。

王国藩进一步指出，湖北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知识密集型领域拥有显著技术优势，相关企业可主动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所释放的产业空间机遇，在此设立研发据点，并与香港各大科研院所缔结产学研合作关系，从而加速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与国际资源的精准链接，最终实现“前端研发驱动、跨境转化落地”的战略构想。针对大型投资项目，港方亦配套推出灵活多样的优惠政策组合包，内容涵盖土地协商供给、人才安居扶持等多项举措，旨在全方位降低企业跨境经营的综合成本负担。

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总经理柳俊亦分享合作愿景。他表示，该实验室已成功串联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超过五百家，并与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建立深度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直接参与对方产线建设及运营体系的全程搭建，还实现了两地专家资源的双向互聘流动。展望未来，实验室将持续推动更多本土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与产品落地香港市场，进一步拓宽鄂港科创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广西南宁传来消息，七月三十日，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财政厅正式发布文件，决定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同时提升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水平，旨在为低保群体及残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依据该文件规定，自2026年新年第一天起，广西区内城市与农村地区低保对象的月人均补助金额将各自增加10元。上调之后，城市低保对象的月平均补助标准将不低于420元，而农村低保的月平均补助水平则稳定在260元以上。

与此同时，残疾人相关福利措施也得到相应提升。具体来看，针对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每人每月在上年度基础上增加2元，从90元调整至92元；至于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则每人每月上调7元，由原有的90元提升至97元。

文件还指出，凡经济基础良好、财政状况允许的地方，可在自治区所定基准之上，进一步加大低保补贴及残疾人福利的力度，依据本地实际发展水平自行增设更高补助额度。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