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关于“天价退票费”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某购票平台耗资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航班机票，由于个人行程临时调整，他在航班起飞前三天提出退票申请，却惊讶地发现自己仅收到432元的退款。这一事件经央视财经等权威媒体报道后，迅速发酵，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令人欣慰的是，7月28日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两笔退款，金额分别为12000余元和2000余元，合计超过14700元，加上之前退还的432元，整笔15217元的票款终于悉数到账。然而，面对全额退还的结果，林先生并未感到丝毫轻松。他坦言：“退钱与否，对我而言已经不再重要。我更希望我个人的这次维权成功，能激励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一同勇敢捍卫自己的权益，这才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真正初衷。”他期望消费者协会能够仿照处理机票超售问题的约谈机制，积极介入高额退票费这一乱象的调查中。

针对这一事件，多位法律界专家纷纷发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购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未能全面履行其告知义务，致使消费者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陷入重大误解，相关收费条款应被视为霸王条款，其格式合同中的此类规定理当判定为无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号朋进一步解释，退票费在法律本质上是违约责任的一种体现，其金额必须与航空公司因退票所产生的实际损失相匹配。他强调：“航空公司并未采用合理方式向消费者明示退票费用的具体比例，甚至故意将其置于隐蔽之处，收取的费用明显超出了实际损失范畴，这不仅是显失公平，更是极不合理的。”此外，苏号朋教授还尖锐地指出，航班超售与高额退票费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构成一种闭环商业逻辑——旅客若选择退改签，航司便以高额手续费获利；旅客若不退改签，则航司又通过超售将无法乘机的风险转嫁给消费者。他总结道：“航司一边借助超售，一边利用高额退票费，从两头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压缩，而自身则能从中双边获益。”

一张小小的机票，承载着无数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憧憬与期待，它不应成为一笔令人困惑的糊涂账。要彻底化解天价退票费带来的种种争议，必须牢牢坚守“规则透明、权益对等”的底线。唯有当“提前告知”不再以最小字号藏匿于冗长条款之中，当“公平合理”真正落地为切实可行的格式要求，消费者方能安心购票、放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出行作为服务消费链条的首要环节，其规则本身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声誉，更深刻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健康运行的良性循环。

中新网合肥7月10日电 (记者 储玮玮)明明睡眠时长已足，可一到办公室便瞌睡频仍、脑袋发胀，这当真只是懒散？其实，这或许是身体正在亮出“湿邪缠身”的预警。记者日前步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拜访了该院针灸康复一科主任医师王从振，请他围绕职场人频频遭受的夏季疲乏，剖析其成因与调养要点。

夏季“昏昏欲睡”究竟是懒惰，还是机体在发出警示？王从振指出，每逢夏季频现的“特困”之感，从中医视角审视，多半与湿气作祟脱不开干系。一旦清阳之气无法顺利升腾至头面空窍，便易出现思虑迟钝、头脑混沌、肢节沉重、精神萎靡等征象。此类状态并非主观意志上的偷懒，而是脾运受阻受外界环境影响后所呈现的客观生理反馈。

为何暑季更易令人陷入“困乏难振”？王从振就此解释，眼下正值梅雨尾声与伏天燥热交叠的时节，空气含水量偏高，人体极易受外界湿浊之气侵袭。与此同时，现代人长期蛰伏于空调环境，且贪凉嗜饮，诸如冰镇饮品、凉西瓜、冷咖啡等寒凉之物被频频入口，脾胃功能便首当其冲。中医讲求“脾主运化水湿”，生冷饮食压制脾阳，令运化之力式微，水湿遂停聚于体内，致使周身困重不舒。

市面上流传的赤小豆薏米茶等祛湿良方，是否人人都能效仿？王从振特别强调，此类食疗务必辨体质而行。薏米本性偏凉，若本已因空调受寒、贪食生冷而致阳虚，再行服用薏米，反而会令寒象雪上加霜。他建议，食疗进补最好交由专业医师结合个体禀赋加以判断，分辨寒湿、湿热或气虚等不同证型，切忌人云亦云。

日常该如何科学调理以解困乏？王从振力荐“夏令常食姜”的民间古训，生姜可温胃散寒，而烹饪时酌添胡椒，亦能收温中暖腑之效。他同时提醒“动则阳生”，哪怕是零碎时间里的室内踱步、原地抬腿等轻微活动，只要令周身微泌汗意，即能加速新陈代谢、令人体舒爽轻快。若条件允许，研习八段锦、太极等传统功法则更为理想；户外健走或慢跑并促其出汗，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有没有哪些穴位能缓解困重之感？王从振介绍了数个常可按揉的保健要穴：头顶百会穴（两耳尖垂直上引交会于巅顶）有提神醒脑之功；后项风池穴（胸锁乳突肌后缘凹陷处）可改善头目昏沉；上肢曲池穴（屈肘横纹外侧端），下肢则取足三里（外膝眼下四横指）、阴陵泉（胫骨内侧髁下方凹陷）、三阴交（内踝尖直上三寸）及丰隆穴（小腿胫骨中点外侧），均具健脾化湿之效。每穴按揉约二至三分钟，日行两次，以穴处酸胀为度。

王从振最后叮嘱，若上述不适感持续不减，应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寻求辨证论治。该院现推出夏令膏方内服与“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等干预手段，通过温阳散寒、健脾运中，助力改善暑季“特困”状态。

中新社广州7月22日电(记者蔡敏婕)脊柱弯曲异常这一健康隐患，如今已成为继近视和肥胖之后，困扰我国广大儿童青少年的又一频发问题。

在22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岭南时令与健康”专题发布会上，专家们聚焦大暑节气下青少年群体的体重管理、视力保护、心理调适、骨骼发育及口腔保健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斌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许多家长心存“孩子长大了自然就直了”的侥幸心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脊柱侧弯非但不会自行痊愈，反而会随着生长发育不断加剧。他提醒，一旦家长在日常自查中发现异常迹象，务必迅速带孩子前往正规医院的骨科或脊柱专科，接受专业的医学评估。

刘斌还透露，目前广东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筛查阳性率及特发性侧弯患病率基本与全国均值持平，大约每20名中小学生中便有1人可能罹患结构性脊柱侧弯。值得注意的是，女生的检出比例显著高于男生，约为3:2，这一差异或与青春期雌激素水平波动及骨骼生长速度的不同密切相关。

“在门诊中，我时常碰见家长焦急万分地追问：‘孩子以前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弯了？’”刘斌解释道，实际上许多问题早已悄然存在，只是未能被尽早察觉。脊柱弯曲异常的高发期集中在10至14岁之间，恰逢青春期早中阶段，此时孩子生长速度迅猛，侧弯也容易迅速恶化。

那么，哪些信号提醒家长需提高警惕？刘斌列举了多项关键指征：双肩高度不一致、一侧肩胛骨明显突出、腰部两侧轮廓不对称、骨盆倾斜，或是从背面观察脊柱不再呈笔直线条。此外，一个极具辨识度的表现是“剃刀背”——当孩子弯腰时，背部一侧会异常隆起。这些症状在早期往往无痛无感，孩子自身难以察觉，因此家长的日常细致观察显得尤为关键。

谈及居家自查方法，刘斌推荐了一项国际通用的筛查手段——Adams前屈实验，即弯腰试验。操作流程简洁易行：让孩子褪去上衣，双足并拢站直，双手合十，缓慢前屈至约90度角。家长由正后方审视孩子背部，若发现两侧高度不平或单侧显著隆起，便应高度警惕脊柱侧弯的可能性。

“这项检测无需任何器具，在家即可完成，我建议家长每隔三个月为孩子进行一次，特别是针对10至16岁的青春期少年。”刘斌补充道，亦可通过让孩子自然站立，从后方检视双肩是否等高、肩胛骨是否对称、腰线是否齐整。

暑期漫长，孩子们长时间伏案书写或沉迷电子产品，导致圆肩驼背、颈椎前倾等不良体态频现。对此，不少家长向网红矫正带或护脊桌椅寻求帮助，期望借此纠正姿态。然而，刘斌直言：“此类产品效果有限，且不建议长期依赖。”他强调，人体肌肉需在日常运动和活动中得以锻炼与强化，而矫正带的过度束缚会使部分肌肉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反倒令肌肉日渐松弛无力。更严峻的是，不当的束缚或许会限制胸廓及脊柱的正常发育。至于护脊桌椅，虽能提供一定支撑，但再优良的器械也无法替代孩子主动养成端正姿势的良好习惯。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