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智慧农业技术的快速迭代，原本被视为“小众”的涉农专业，正在悄然升温。面对这一趋势，农业高校如何让这些学子学有所成、学有所用，成为社会关注的新焦点。为此，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近期开展了一项覆盖2001名受访者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61.9%的人期望农业高校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例如开设“农业人工智能+”等跨学科专业；另有53.8%的受访者则呼吁强化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等数字化技能的培育体系。

当被问及如何更深入地了解涉农专业时，高达68.4%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亲身参与农业相关的实践或实习项目；52.1%的人倾向于前往农业院校实地探访；51.5%的人则偏爱通过科普短视频或纪录片获取认知。除此之外，还有47.4%的受访者提议与在读学生或业内从业者进行面对面交流，37.0%的人愿意选择线上公开课或专题讲座，而21.2%的人则更习惯阅读相关书籍或文章。90后王雯作为一名农学专业毕业生，坦言自己的大学时光充实而有趣。“除了农学本身，我们还要接触化学和生物学，实习时不仅会下田割麦，还会走进工厂感受生产环节。”她回忆道，研究生阶段的经历更为鲜活——她主攻农产品加工方向，曾在一项关于挂面工艺优化的课题中，通过实验室模拟烘干流程，反复调节温度等参数，以实现节能提效。而另一个拉面课题则让她每周与拉面师傅互动，进行感官评定，“测试完了，大家就一起把师傅做的拉面吃掉，特别开心。”王雯乐于分享这些点滴，希望更多人看到农学背后的乐趣与价值。

来自广州的生态农场经营者郭锐，从小便对农业怀有深厚情感。“小时候就爱在田埂间奔跑，种些花草，养点小动物。中学时期就立下了学农的志向，后来也如愿考入农业院校。”在他看来，许多孩子对农学缺乏真正的了解，家长不妨在童年阶段多带孩子亲近土地，观看科普纪录片，或许会在无形中播下兴趣的种子。

然而，郭锐也指出现有农科教育的一些短板：“不少农学院校的实操环节明显不足，学生很少真正走进田间地头。有些实验仅限于实验室内的种植试验，与现实农业生产仍有较大距离。”他呼吁院校增加实践机会，让学生切身体悟现代农业的现状与挑战。对此，王雯同样感同身受。她表示：“我们当时大四才开始实习，很多人对市场动态并不熟悉，职业规划也缺乏方向。如果能更早与对口企业建立合作，给予学生提前锻炼的机会，相信大家的未来选择会更加清晰。”

针对“如何让涉农学生真正学有所用”这一议题，此次调查揭示了公众的多元化期待。61.9%的受访者支持推进学科交叉，探索如“农业人工智能+”等融合型专业；56.1%的人希望结合地方特色产业，推动产教深度协同；53.8%的人强调应加强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等数字化技能培训；49.6%的人则呼吁健全涉农人才评价体系，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衡量；47.6%的人认为高校应紧跟产业前沿，增设新兴专业方向；41.2%的人建议强化职业价值观引导，激励学生深入乡村、投身农业；还有36.6%的人期望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支持学生涉足智慧农业、种业创新等前沿领域。

对于当前农学院校的改革步伐，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给予积极评价。她指出，近年来，许多院校正主动应对时代变化，比如头部农科高校已成立新学院，将人工智能嵌入各学科之中，产业合作也在稳步推进。她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像新开了一家餐厅，一些地方院校可能还在厨师、服务员和供应链环节上磨合，但不少头部院校的‘菜单’和‘食材’早已焕然一新。”

此次受访者中，来自一线城市的占30.7%，二线城市占36.5%，三四线城市占23.1%，县城或城镇占7.2%，农村地区占2.5%。（闻阅对本文亦有贡献，王雯为化名）

别再让痔疮“背黑锅”了！有一种肠道疾病，被称为“绿色癌症”，它的隐患远比想象中更为骇人。

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在门诊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不少患者长期便血，一直当作痔疮治疗，用尽各种药膏，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做了肠镜，才发现直肠早已大面积糜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曹倩教授每日接诊中反复上演的真实一幕。

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为何总被误认为痔疮？若长期拖延、不予理会，又会招致怎样的严重后果？今日，请曹倩教授为我们逐一揭晓。

它其实并非简单的“肠道发炎”，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身肠道。此病名为溃疡性结肠炎，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吃坏肚子”有着本质区别。溃疡性结肠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或真菌感染源，而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与免疫调节异常紧密相连。通俗地讲，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认错了对象”，猛烈攻击肠道黏膜，致使肠壁满目疮痍。溃疡性直肠炎，正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亚型，其病变主要集中在直肠区域。

曹倩教授指出，该病最典型的标志是反复发作的黏液脓血便——大便中混有类似鼻涕的黏液与血丝，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里急后重（总想如厕却排不干净），甚至有少数早期患者反而表现为便秘。

正因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它成为被误诊率最高的肠病之一。“许多患者一见到血便就自行断定为痔疮，涂抹药膏拖延许久才来做肠镜。结果发现，出血的根源并非痔疮，而是整个直肠黏膜弥漫性炎症所致。”曹倩教授不无感慨。

那么，溃疡性直肠炎是否比全结肠炎更轻微？曹倩教授明确纠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关键不在于病变部位，而在于炎症的剧烈程度。即便直肠炎病变范围相对有限，若炎症严重、血便频繁，也属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若听之任之，后果将一个比一个严峻。起初或许仅“轻微带血”“多跑几趟厕所”，许多人选择隐忍。但曹倩教授提醒，一旦延误规范治疗，后果远超预期——

其一，病情可能从轻度演变为重度。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时每日血便可能少于4次，重度时则可达6次甚至10次以上。症状一旦加重，贫血、乏力、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整个身体状态都将受到显著冲击。

其二，炎症范围会持续扩大。原本局限于直肠的炎症，可能逐渐向上蔓延，最终累及整个结肠。

其三，癌变风险随之升高。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细胞异常增生的概率便会上升，进而一步步走向肠癌的深渊。

其四，严重并发症可能突然爆发。例如大出血、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等。曹倩教授警示：“若炎症失控，发展到这一地步，或需手术介入，甚至切除整个结直肠。”

正因该病目前尚无法根治、可能相伴终身，且极为折磨人，有人将其称为“绿色的癌症”。然而，曹倩教授更愿这样定义：“它固然磨人，但绝非绝症。只要管理得当，患者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迎来了新选择。药物治疗是该病的核心手段。曹倩教授介绍，传统药物如氨基水杨酸制剂，是轻中度患者的“老牌武器”，但部分人需大剂量、多次服用，依从性不佳。效果欠佳时，过去往往只能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近年来，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等新型药物陆续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一款名为艾曲莫德的小分子口服药为例，其作用机制颇为独特。曹倩教授解释，肠道发炎的本质，是被激活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肠道黏膜，释放炎症因子，破坏肠壁。而艾曲莫德属于S1P受体调节剂，它并非中和已释放的炎症因子，而是直接将那些蓄意“破坏”的淋巴细胞“关押”在淋巴结内，阻断其外出路径，从源头上遏制炎症发生。简而言之，就是“不让这些细胞出来惹事”。

药物选择固然重要，用药时机同样关键。有些患者总想把新药或好药留到最后——担心过早使用一旦无效便“无路可退”。曹倩教授对此直言：“这是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下的治疗原则是在合适时机，及早选用合适的药物。若病情已然加重，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某种药物不合适，也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切勿将最好的‘武器’留到最后，届时它可能已不再是那件‘最佳利器’。”

曹倩教授曾接诊一位20多岁的年轻患者，其反复出现黏液脓血便，最终确诊为溃疡性直肠炎。确诊后，他先使用氨基水杨酸栓剂，控制效果不佳，随后加用同类口服剂型，每日需服用8片药物，但症状始终未达理想控制水平。有医生建议注射类药物治疗，但他对针剂心存抗拒，予以拒绝。

后来，他辗转至曹倩教授的门诊，寻求其他方案。恰逢医院有艾曲莫德可供使用，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无需打针，他便接受了这一方案。“大约用药两三天后，他便告诉我们，原先每日可见的血便、黏液便，竟明显好转了。”曹倩教授回忆道。

曹倩教授所在的邵逸夫医院，是国内最早关注并诊治炎症性肠病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参与艾曲莫德临床研究的中心。曹倩教授深耕炎症性肠病领域多年，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疑难罕见肠病。早在20多年前，国内此类药物极为匮乏之际，她便组建诊疗团队，启动了相关研究。

在饮食管理上，曹倩教授还给出了两条核心原则。除规范治疗外，生活方式管理，尤其是饮食，至关重要。“饮食环境是炎症性肠病发生及加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她指出，过去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如今却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饮食结构的变迁——高盐、高油、高脂及超加工食品摄入显著增加。

她建议患者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体化回避。凡是食用后自觉不适、有刺激感或过敏反应的食物，坚决停止摄入。第二，优选天然食物。添加剂过多的超加工食品、高盐高油高脂食物，均对肠胃不利。推荐少油少盐、以清蒸为主的新鲜天然食材。

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侵袭，大量房屋因潮湿而遭受不同程度损害，与此同时，霉菌在潮湿环境中悄然滋生，对公众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不容忽视。

台风过境后，许多楼房的低层住宅出现墙面渗水、发黑现象，衣柜、踢脚线及布艺家具表面纷纷浮现霉斑。究其原因，积水消退之后，室内湿度长期居高不下，为霉菌的大规模繁殖提供了温床。医生指出，霉菌孢子悬浮于空气中，一旦被人体吸入，极易引发呼吸道不适。

北京朝阳医院感染与临床微生物科副主任李冉表示，环境中广泛存在霉菌，若数量有限，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尚可将其清除；然而，当霉菌浓度过高，超出机体防御能力时，便会诱发呼吸道疾病症状。常见表现包括咳嗽、喘憋及哮喘发作，严重者甚至可能感染毛霉菌或曲霉菌，尤其对于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如老年人、免疫抑制患者及患有糖尿病基础疾病者，风险更为突出。

专家特别提醒，清洁除霉工作切莫仅停留于房屋及家具表面的简单擦拭。长期居住于潮湿环境中，若出现持续性咳嗽、胸闷等症状，应尽快就医诊治，同时彻底清除室内隐藏的霉菌隐患。

浴室、厨房、阳台以及受潮的木制家具是霉菌滋生的高发区域，霉斑往往深入墙体或板材内部。若只处理表层污渍，而忽视深层潜藏的霉菌，人体在长期吸入后，可能由上呼吸道过敏逐渐演变为慢性肺部真菌病，造成难以逆转的呼吸道损伤。

李冉副主任进一步强调，当霉菌斑已渗透至墙体内部时，需进行深度清洁处理。长期吸入霉菌可能引发肺部感染，临床上常见的疾病类型包括慢性肺曲霉菌病、毛霉菌病或变异性肺曲霉菌病，这些病症在医疗实践中并不罕见。

在清理霉斑过程中，务必佩戴防护口罩；若霉变面积较大，建议铲除受潮严重的墙体部分，并同步启用除湿设备，以有效降低室内湿度，抑制霉菌再度滋生。

此外，在防汛避险期间，集中安置点作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避风港”，其卫生管理同样至关重要。鉴于安置点人员较为密集，疾控专家提示，应严格落实通风与消毒制度，群众需勤洗手、合理安排休息。一旦出现发热或咳嗽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向现场工作人员报告，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一边是欧洲消费者掀起“抢购潮”争相入手中国制造的空调，另一边布鲁塞尔却以“产能过剩”为利刃，接连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及跨境电商挥舞限制大棒。难道出口规模扩大就意味着“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究竟应作何诠释？

本月28日，商务部发布了篇幅达万字的官方文件，系统阐明中方对于所谓“产能过剩”议题的严正立场。这份文件并非意在唇枪舌战，而是旨在厘清真相、拨开迷雾。

近期，欧盟方面动作频频，不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惩罚性关税，还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展开深度审查，而这些举措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产能过剩”四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早在此前便以类似理由对中国启动了301条款调查。

究竟何为“产能过剩”？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中并未对此给出明确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坦言，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宏观经济背景才能把握的“复杂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总是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波动之中，失衡恰恰是常态。“产能过剩”并非一个整体的贸易关系，由于各细分产业领域的差异性，是否真正存在过剩，实难一概而论。

有人断言“出口多即是产能过剩”，然而这一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回望历史，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总量的22.9%，美国更一度飙升至44.7%，德国与日本亦长期维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放眼当下，欧盟自身的汽车贸易顺差高达922亿美元，药品顺差更是达到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产量的八成供出口，波音公司三分之二的飞机销往海外市场。若按此逻辑推理，这些经济体岂非都要自我检讨？显而易见，出口繁荣是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绝非“产能过剩”的佐证。

另有一种论调声称“补贴必然引发产能过剩”，这同样是偷换概念之举。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7500亿美元巨额补贴，欧盟也拟在2021至2030年间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补助。补贴本身并非罪过，各国均在使用此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研发环节与技术攻关领域，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2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顺差中占比达16%，同样从中获益。

那么，中国自身的产能是否真的过剩？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为3.7%，亦在国际公认的健康范围之内。

尽管事实如此清晰，欧盟仍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跨境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维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切莫以产能问题为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应当是“机遇”，而非“冲击”。反观“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一鲜活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产品具备真实而强劲的市场需求。某些国家炒作“产能过剩”话题，其深层动机无非是为自身产业转型迟缓、创新能力薄弱及就业焦虑加剧等现实困境寻找替罪羊。

然而，筑起高墙、设置壁垒，真的能化解这些难题吗？欧洲央行自身测算结果已给出了回答：若欧盟自中国进口增加10%，其整体进口价格便能下降1.6%。

归根结底——吹灭他人的灯，并不能使自己更加明亮；阻挡他人的路，最终只会困住自己的脚步。保护主义之途不通，合作共赢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