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武侠剧《神雕侠侣》里，周伯通的独门绝技“左右互搏术”令人津津乐道。而传授小龙女这项神功之前，他先让她练习“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的基础动作。想必不少观众当年看到这一幕时，都悄悄试过这个高难度动作，失败之余，难免对周伯通那份游刃有余、分身有术的本领肃然起敬。

如今，生活节奏宛如上紧的发条，人们常常顾此失彼，不得不“三头六臂”地应对日常——电话里跟客户谈着项目，微信上又向领导汇报进度，还得抽空给自己饥肠辘辘的胃点份外卖……在职场语境中，“multitasking”（多重任务处理）甚至被视作一项值得写进履历的亮眼技能。一心多用、并行推进，仿佛用同样的一小时，就能收割成倍的产出，听起来既高效又高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研究发现，同时兼顾数事并非值得推崇的良习，它非但无益于提效，反而可能给大脑带来损伤。

一心多用，往往事倍功半。我们的大脑如同一台多线程运行的计算机，但其处理能力终究有限。当多项任务同时涌来，每个任务分得的“资源”便大幅缩水，这意味着我们对每项任务变化的响应都会变得迟钝。一项模拟驾驶实验显示，司机开车途中若接打电话，面对突发路况时反应明显迟缓，语言表达也趋于简略。这恰好解释了为何与开车的人通话时，对方总是一连串“嗯嗯嗯”——并非敷衍了事，实在是大脑“卡壳”转不过来了。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频繁在简单任务间切换，例如对数字进行奇偶归类或大小排序。结果发现，每次切换后，参与者的反应时间显著拉长，失误率也陡然攀升。

多任务处理还会蚕食大脑的认知能力。当脑力被分散至各条战线，整体可用资源随之削减，这种现象在学术上被称为“认知负荷”。任务越是复杂，所需注意力便越多，认知负荷也愈发沉重。而这种负荷，正潜移默化地重塑我们的大脑。在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对75名志愿者进行了脑部扫描，并调查了他们日常的多任务处理时长，结果揭示：一个人长期沉浸在一心多用之中，其大脑结构便会产生愈发明晰的变化——尤其是与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的“前扣带皮层”区域，灰质体积明显减少。早在既往研究中，惯于分心多务的人便已在注意力相关的测试里频频落后。认知受损，学习能力自然也难逃波及。对于课堂上日益依赖电脑、平板和手机的大学生而言，multitasking无异于GPA（Grade Point Average，平均成绩绩点）的“隐形杀手”。研究表明，学习时惯于同时摆弄平板和手机的学生，其绩点普遍偏低。而这种现象并非大学生专属——即便是幼儿和小学生，在写作业或玩玩具时开着电视，学业表现同样会蒙上阴影。更令人意外的是，一项针对318名受试者的调查发现，平时越爱一心多用的人，越容易陷入焦虑与抑郁的泥沼。这可就非同小可了——原以为提早完成工作能换来轻松，结果反倒让自己雪上加霜。

那么，我们该如何破局？以下几点建议，或许能助你事半功倍。

1. 聚焦单一任务：尽量在特定时段内心无旁骛地投入一项工作，减少频繁切换带来的损耗。设定一段专注时间，既能提升完成度，也能优化成果质量。

2. 厘清优先级：将待办事项列成清单，按重要性与紧迫程度排序，逐一攻破。优先处理关键且急迫的任务，能有效纾解压力与焦虑情绪。

3. 适时休憩：定期留出空隙，让大脑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与整理信息。短暂的停歇有助于重新聚拢注意力，从而提振后续效率。

4. 修炼正念：借助冥想与正念训练，强化专注力与情绪掌控力。这类练习不仅有助于舒缓压力，还能提升内心的自洽与平和。

5. 屏蔽干扰：工作或学习时，尽量隔绝外界噪音，比如关闭无关紧要的通知和社交媒体。为自己营造一个静谧的环境，专注力与效率自然水涨船高。

总而言之，请尽量告别一心多用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次只做一件事——事情总会一件件被妥善完成，而你的大脑，也值得被温柔以待。

本文策划制作：作者丨廖宇莹 浙江大学博士生；审核丨詹丽璇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生化学组委员。

国家医保局今日正式对外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13.31亿，参保率稳固保持在95%的高位水平。与此同时，2025年度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达5257.72亿元，整体基金运行态势平稳有序。

从职工医保的具体情况来看，截至2025年底，参保职工人数攀升至38856.12万人，较上一年度净增907.78万人，同比增幅为2.4%。纵观“十四五”时期，职工医保参保规模年均扩容约88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群体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在2025年已达6982万人，与“十四五”开局之初相比，这一数字激增逾2000万人，反映出医保覆盖面的持续拓宽与包容性增强。

在待遇享受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累计享受各类医疗待遇54.86亿人次，较上年增长3.3%。而“十四五”期间，此类待遇享受人次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2.6%，彰显出保障力度的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2025年享受待遇共计32.68亿人次，同比攀升7.7%；整个“十四五”阶段，居民医保待遇享受人次的年均增长率也保持在10.1%的稳健水平。

费用负担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而居民医保对应的次均住院费用则为7339元。在报销比例上，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达到84.1%，居民医保的同类报销比例为66.0%，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反映出不同制度设计的保障层次。

异地就医服务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公报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发生异地就医13.30亿人次，涉及医疗费用总额高达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效能获得持续优化。目前，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攀升至90%的水平。仅2025年一年，异地直接结算便惠及3.08亿人次，有效减轻患者垫付压力达2075.06亿元；全国范围内，可跨省联网结算的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已达65.58万家。此外，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的病种范围进一步拓展，现已囊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种常见慢性病症。

在数字化便民维度，国家医保局持续深耕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中的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激活用户已突破12.5亿人。同时，药品追溯体系也在不断完善，统一医保信息平台迄今已累计归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103.34万家，这一数字占到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量的99.99%。当前，每日通过国家医保App进行扫码验药的频次已超过500万人次。

医保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效应同样不容小觑。公报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规模达到13.67万亿元，年均增速约为7.4%。这笔庞大的资金既为亿万群众的看病就医构筑了坚实后盾，也为医药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技术创新注入了强劲动能。

在助力医药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已建立起以创新药为核心的医保准入及谈判续约机制，新药自上市至纳入医保目录的时间被大幅压缩。据统计，2018年至2025年期间，医保谈判新增药品在协议期内的累计销售额超过7100亿元，其中由医保基金支付的金额逾4900亿元。

针对定点医药机构的扶持同样力度空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均启动了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结算周期由原先的30个工作日逐步压缩至20个工作日，当年即时结算资金规模超过1万亿元，惠及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此外，2025年全国向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预付的医保基金总额达到906亿元。

对于广大参保人而言，就医购药的便利性与减负效果愈发凸显。近年来，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持续深化，个人账户共济的人员范畴与资金使用边界不断放宽。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范围已延伸至近亲属，资金使用也实现了从省域内共济向跨省共济的跨越，累计跨省共济金额已突破3亿元。2025年全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达4.64亿人次，共济使用资金688亿元，此举有效盘活了存量资金，切实缓解了参保人员的就医经济压力。

面对顽固的体重问题，当下越来越多的求美者把目光投向了药物减重路径。被誉为“躺瘦神器”的注射型减肥针，凭借便捷的使用方式和引人注目的瘦身效果，正迅速取代传统的节食与运动方案，悄然成为众多减重人群追逐的热门选择。然而，这股热潮的背后暗藏隐忧——不少跳过医院专业评估、私自网购针剂自行注射的消费者，纷纷遭遇了恶心、呕吐等身体不适，严重者甚至无法正常生活，更有极端案例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病变等情况。这些所谓的减肥针真是人人皆宜的“万能钥匙”吗？其潜在风险究竟有多大？停药之后体重是否会卷土重来？

事实上，目前国内已有多款减重注射针剂获批上市，但无一例外均属于处方药范畴。这类药物的核心成分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一种人体肠道天然分泌的肠促胰素，其主要功能在于降低血糖、抑制食欲等。尽管市面上已有超过六款基于此机制的减重针剂获得国家批准，但它们针对的作用靶点、适宜人群及减重力度各有侧重，然而恶心、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等副作用却普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良反应并非个体差异所致，而是药物本身的药理机制使然。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明确指出，所有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类减肥针均为处方药，具备严格的适应证和禁忌证要求，必须经医生对个体身体指标进行专业评估后方可使用。违规购买、盲目注射的行为，本身便埋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对于体重正常的人群而言，强行借助药物让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其所付出的代价远超预期收益。此外，还有几类特定人群绝对不可触碰此类药物。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陈玲强调，以下几类人群应坚决避免使用：其一，有甲状腺髓样癌既往病史或家族史者，以及患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或其家族史的人群；其二，曾罹患胰腺炎或反复发作胰腺炎，以及患有严重胃肠道疾病的人士；其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因目前缺乏该类药物的安全性数据，不宜贸然尝试；其四，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其用药安全性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关于停药后体重反弹的疑问，国内外医学界针对当前流行的几款减肥针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打一次永久瘦”的理想并不存在，绝大多数使用者停药后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体重回升。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值得关注。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至90%的个体体重将逐步恢复至用药前水平，同时此前因减重而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随之逆转。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分析指出，减肥针如同一个外接的调控装置，持续对机体的能量平衡系统施加影响。一旦药物撤除，饱腹感消失，饥饿感便重新浮现，从而促进进食量或摄食频率的增加，整体能量摄入随之攀升。与此同时，体重下降后机体经历代谢适应过程，静息状态下的能量消耗反而减少。一边是摄食量上升，一边是能量消耗下降，最终形成能量正平衡，体重便不可避免地快速反弹。

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未经医生评估便自行用药的人群，在体重急速下降后同样未经专业指导便草率停药，随后又因反弹再度注射，陷入反复用药、反复反弹的恶性循环。这种体重剧烈波动的模式对机体造成深远影响——脂肪量持续减少的同时，体脂率却反而上升，最终可能导致代谢损伤，部分人甚至出现情绪波动和心理焦虑等症状。

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尹晓提醒，当体重达到理想标准后，必须在医生指导下逐步减少剂量直至完全停药，以帮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无论是用药期间还是停药之后，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调整都至关重要，这涵盖饮食结构、运动习惯、睡眠质量及情绪压力管理等方面。药物仅仅是减重强化阶段的辅助工具，其价值在于为建立健康生活习惯提供一个黄金窗口期。而停药后能否持续执行结构化的生活方式调整，恰恰是决定体重反弹速度与程度的关键因素。

归根结底，减重之路并无一劳永逸的捷径可循，最终仍需依托健康的饮食与运动习惯作为坚实基石。将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久的饮食自觉，逐步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及精加工主食的摄入，增加优质蛋白、粗粮与绿叶蔬菜的比例，稳定每日热量缺口，同时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水平，方能在追求理想体重的过程中收获持久且健康的成果。

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赵方园）7月7日，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癌症离世，终年55岁，令人唏嘘。这一悲痛消息引发社会广泛聚焦，同时使一种鲜少被公众了解的罕见恶性肿瘤——淋巴瘤，浮出水面，成为舆论关注的新议题。

根据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疑似其本人亲笔撰写的病情记录，高善文于一年多前罹患外周T细胞淋巴瘤，2025年1月出现早期症状，同年12月经确诊为T细胞淋巴瘤Ⅳ期，后续病理检查进一步明确其亚型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高子芬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淋巴瘤可发生在人体除指甲与毛发之外的任何部位，其临床表现变幻莫测，患者常因身体不适而前往不同专科进行检查——鼻塞可能求诊于耳鼻喉科，腹痛或至消化科，发热则往往首选感染科——很难在初期将病因与淋巴瘤联系在一起。高善文的经历亦是如此，他辗转近一年的时间，历经多次检查与咨询，最终通过活检病理被确诊为该亚型淋巴瘤，属于成熟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一种，该类型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极为迅速。

淋巴瘤虽属相对“小众”的肿瘤类别，但却是所有恶性肿瘤中诊断难度最大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淋巴瘤的命名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一旦确诊即为恶性，良性的病变则被称作增生或反应性增生。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血液科淋巴瘤亚专业副主任医师张梅香指出，淋巴瘤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位居榜首，“大众口中常说的淋巴瘤，绝大多数是指B细胞淋巴瘤，这占据了淋巴瘤的相当比例；而T细胞淋巴瘤则相对罕见，显得更为‘小众’。”

T细胞是免疫系统中执行攻击病毒及异常细胞任务的“精锐部队”，当这些T细胞发生恶性转化、异常增殖时，便演化为T细胞淋巴瘤。高子芬进一步解释说，高善文所患的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在东方人群中更为常见，其诊断难度极高，临床上误诊率居高不下。她提到，淋巴瘤细胞本质上是淋巴细胞正常演化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形态改变，但若其结构异常、分布区域错位，免疫表型出现紊乱，便可能意味着进入肿瘤阶段。更为棘手的是，在某些感染或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形下，淋巴细胞同样可能呈现相似形态变化，使得鉴别诊断雪上加霜。因此，淋巴瘤的最终确诊必须依赖于临床表现，并结合流式细胞学、克隆性分析等辅助手段进行综合研判。

高子芬感慨道，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好好的一个病理大夫，碰上淋巴瘤就“毁了”。这是因为淋巴瘤诊断需要与时俱进的知识体系、深厚的专业积淀和全面的信息整合能力，真正能游刃有余做好这一工作的专家凤毛麟角。根据淋巴瘤之家发布的《2019中国淋巴瘤患者生存状况白皮书》，在近5000例受访患者中，约43%曾遭遇误诊，究其根源，正是淋巴瘤病理复杂、亚型多达近百种、临床表现不特异，且诊断必须依赖病灶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

高子芬强调，具体亚型的鉴别直接引导临床医生进行病情分层和治疗方案的抉择，更关系到患者未来疾病走向的预估。她介绍，淋巴瘤确诊必须借助病理检查，多数病例采用空心针穿刺获取小样本，经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与组织结构后形成初步判断，最终诊断还需辅以其他检测。若怀疑恶性，应通过免疫组化、克隆性分析、基因检测等手段，进一步辨别究竟是B淋巴细胞还是T淋巴细胞来源，明确具体亚型，并探寻是否存在可供靶向治疗的基因突变。鉴于诊断之艰难，高子芬建议，疑难病例应争取多家医疗中心联合会诊，待明确诊断后再启动治疗；若送检样本不足以支撑确诊，建议重新取非腹股沟肿大淋巴结（短径超过1.5厘米），切开固定于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送检，必要时同步送流式检测。

张梅香特别提醒公众，对于原因不明的淋巴结肿大务必保持高度警觉。“并非所有淋巴结肿大都意味着淋巴瘤，但若发现颈部、锁骨上或腋窝区域出现包块，应尽快寻求血液科医生帮助进行鉴别。”她给出一个简易的判别方法：“通常按压时若有明显痛感，大多为炎症性病变；但如果淋巴结不痛不痒、质地较硬，触感如鼻尖般的韧度，就要高度警惕恶性可能。若淋巴结呈进行性肿大，经消炎治疗后反而继续增大，更是警示信号。”

在医学上，淋巴瘤有一组经典的全身性症状，被称为“B症状”。高子芬提示，若出现原因不明的发热（体温约38摄氏度）、盗汗、体重无故下降或无明显痛感的肿块，应立即前往血液科或淋巴瘤专科就诊。张梅香补充道，直系亲属中有淋巴瘤病史者，患病风险略高于普通人群，但淋巴瘤并不属于遗传性疾病，并无明确的直接遗传规律，仅存在“遗传易感性”倾向。

针对不同人群，张梅香建议采取差异化的体检策略：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进行一次全面体检；有家族史、免疫缺陷病史或长期接触射线的高危人群，则每半年检查一次。常规项目涵盖血常规、超声以及内科和外科的触诊。她同时强调日常自我检查的重要性，建议公众养成习惯，经常触摸颈部、腋下及腹股沟区域，留意是否出现异常包块。

据国家癌症中心2022年数据，我国每年新发淋巴瘤病例约8.5万例，死亡约4.1万例，且发病率呈逐年攀升之势。高子芬分析，这一上升趋势并非单纯反映患者数量骤增，也与检测技术改进和公众认知提升密切相关，更多早期患者因此获得确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淋巴瘤疾病谱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由于EB病毒感染率更高，T细胞和NK细胞淋巴瘤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张梅香从多方面剖析原因：一是遗传易感性，不同人种的基因多态性各异；二是环境因素，亚洲地区EB病毒高发，该病毒与NK/T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三是生活方式，长期接触农药、化学染料、有机溶剂等，或吸烟、酗酒、高脂饮食及长期精神紧张，都可能增加患病风险。

近二十年来，淋巴瘤诊疗水平取得长足进展，患者治愈率显著提升。相较于其他恶性肿瘤，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目前临床治疗手段多元化，除传统放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外，小分子靶向药物、双特异性抗体、CAR-T细胞免疫治疗等创新策略已得到广泛应用。然而，不同类型淋巴瘤在治疗难度与手段上差异显著。张梅香坦言：“外周T细胞淋巴瘤病情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对常规化疗的响应并不理想。”当前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相对滞后于B细胞淋巴瘤，临床可选的方案也远未成熟。

这一差距在CAR-T疗法的应用上尤为突出。根据公开信息，高善文曾发布医疗进展，提及一项以CD7为靶点的CAR-T疗法Ⅱ期临床试验。CAR-T治疗的本质是利用改造后的T细胞精准攻击肿瘤，然而T细胞淋巴瘤的肿瘤细胞恰恰源自T细胞——治疗需以“T细胞”对抗“坏掉的T细胞”，极易陷入“敌我不分”的困境。正因如此，CAR-T在T细胞淋巴瘤领域的研发难度远超B细胞淋巴瘤等疾病，至今尚未完全成熟。

尽管如此，T细胞淋巴瘤患者并非束手无策。根据《淋巴结外周T细胞淋巴瘤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5年版）》，大多数T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通常以CHOP方案为核心——该方案可理解为几种化疗药物加一种激素类药物的联合疗法。高子芬表示，“我们曾遇到过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患者，虽经历复发，却存活了十五六年；五年即可视为临床治愈。”她同时强调，淋巴瘤诊疗需要多学科协作，而患者的信念同样至关重要：“信心本身会影响机体抵抗力，心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往往预后更佳。”

张梅香表示，随着基础研究不断深化，新的治疗手段也在持续拓展。她透露，目前已有针对T细胞淋巴瘤的新药问世，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的抗体疗法正在临床研究中，未来有望像B细胞淋巴瘤一样，实现精准靶向的抗体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