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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为何更）名？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牛荷撰写的一篇深度报道中，披露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一困扰无数女性的内分泌疾病的最新动态。该报道发表于2026年8月3日出版的第124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聚焦于这一沿用近九十年名称的疾病正经历的历史性变革。
故事要从林夏说起。这位刚结束大二学业的年轻女性，在6月底遭遇了持续近十天的异常子宫出血。而这之前，她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月经造访。7月7日，她走进上海某三甲医院完成初诊和血液检查，次日复诊后被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回溯过去三四年，林夏陆续浏览过多篇关于此病的科普内容——月经紊乱、体毛浓密、反复爆痘、脱发等典型症状。她感慨自己的身体仿佛"依照教科书生病"。
事实上，多囊是育龄期女性最常遭遇的内分泌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10%至13%的育龄女性深受其扰。《柳叶刀》曾刊文指出，全球超过1.7亿女性受到这一疾病的影响。而2022年公布的一项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至少有2400万名育龄女性罹患此病。
今年5月，《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国际命名共识，提议将沿用近九十年之久的PCOS更名为PMOS，中文暂译为"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征"。紧随其后，7月1日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发布了PMOS指南草案，提出加速对患者的诊断流程，并建议医疗机构为确诊者提供年度健康评估。
为何要改变这个使用了近一个世纪的名称？林夏的月经史便是一个缩影。她时而连续两月月中出血，时而整月毫无动静；有时仅有零星血迹便戛然而止。大二那年，她特意购置了一款智能手表来记录经期，每当发现出血便即时标记"点滴出血"还是"正式月经"，并详细记录出血量。
与林夏同龄的陈默，月经频率更为稀少，高中起每年仅来潮一至两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五年前初次怀疑自己患有多囊时曾感到恐惧，但随后在网络上看到越来越多相似经历，便自我宽慰："大家都有，无所谓。"直到今年1月，她才首次就医并确认诊断。多名受访患者最初均因月经异常而就诊。这些异常不伴疼痛，也不会干扰日常学习工作，因此极易被误认为青春期正常发育、考试压力或熬夜所致。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伍学焱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对多囊患者而言，月经变化往往是排卵节律紊乱后最先发出的警报。长期不排卵意味着子宫内膜无法按正常节律增生和脱落，异常增生的风险随之上升。
然而，排卵异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段涛指出，多囊患者并无统一"面孔"：有人以月经和排卵障碍为主；有人多毛、痤疮、脱发等雄激素过多症状突出；有人超声显示卵巢多囊样改变；还有人伴随体重和代谢异常。这些表现可能叠加出现，也可能只显现其一。
过去，这些症状常被割裂处理：妇科管月经和生育，内分泌科处理代谢，皮肤科对付痤疮和多毛，心理专业人员应对焦虑和抑郁。"诊疗碎片化是此次更名的重要原因之一。"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斯泰纳-维克托林如是说。
伍学焱进一步阐明，"多内分泌"并非指患者同时患有多种相互独立的内分泌疾病，而是多个调节系统同时出现紊乱。例如，控制卵泡发育和雄激素分泌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失调，常伴随糖脂代谢异常。这些变化彼此交织，共同塑造了多囊复杂的疾病图景。
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更名最大的意义在于提醒医患双方，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理解和治疗这一疾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内分泌学家海伦娜·蒂德是此次更名的主要推手之一。她透露，早在2012年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她和团队询问患者对PCOS的理解，惊讶地发现许多人误以为卵巢里长满异常囊肿。此后的14年间，数以万计的患者、一线医生及卫生专业人员通过调查和投票表达意见，最终凝聚成这份国际命名共识。
蒂德还指出，旧名称束缚了疾病分类，多囊长期被划归"卵巢疾病"范畴。只有改变分类，更多科室的医生才有可能及早识别患者。
"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这是不少"瘦多囊"患者常听到的话。蒂德明确表示，从PCOS到PMOS，现行诊断标准并未改变。
7月8日，林夏完成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并不典型：两侧卵巢各可见约10个小卵泡。超声医生未在报告中写入"卵巢多囊样改变"，仅提醒腹部超声易受设备、角度和膀胱充盈程度干扰，最终诊断应由门诊医生综合判断。门诊医生结合她长期月经紊乱等表现，认为多囊"基本没跑了"。
段涛解释，所谓卵巢多囊样改变，是指一些本应继续发育成熟并排出的卵泡停滞在生长途中，聚集于卵巢内，部分患者卵巢因此增大。临床上常见两个极端错误：一见到超声提示多囊样改变便直接确诊，或因为超声不典型便立即排除。
多囊无法依靠单项检查单独确诊，但已有较为清晰的综合诊断框架。国际上广泛采用的鹿特丹标准规定，在排除其他疾病后，患者需在排卵异常、高雄激素表现及卵巢多囊样改变三项中至少符合两项方可确诊。国内2018年发布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国诊疗指南》思路相近，但将月经稀发、闭经或不规则出血设为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满足以下任一类表现：一是多毛、痤疮等雄激素过多迹象或血检显示雄激素升高；二是超声提示卵巢多囊样改变。
即便有诊断标准，误诊和漏诊依然普遍。据世卫组织今年1月发布的文章，全球高达70%的多囊患者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患病。29岁的林然十年前便开始月经异常，就医时医生反复追问她是否怀孕，当时她并男友。超声仅显示子宫内膜偏薄。此后她辗转多家医院，服药时月经好转，停药便复发。由于身形不胖，她和医生都未将这些问题与多囊关联。直到七年前备孕，她在生殖科接受阴道超声才发现卵巢多囊样改变，方被确诊。
雄激素异常也可能因检测手段局限而被漏掉。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教授里卡多·阿齐兹指出，按照多数现行诊断标准，至少四分之三的多囊患者存在雄激素过多相关异常。部分人需抽血检查，但检测方法灵敏度有限，也可能造成漏诊。
体重也可能误导判断。段涛表示，国内体重指数正常的"瘦多囊"患者并不少见。记者采访的五名患者中，四人体重未达超重标准。20岁的小满身高约158厘米，体重常年不足40公斤，初中时便确诊多囊。今年5月复诊时，某三甲医院妇科医生打量她说："你这么瘦，不太像多囊，也不太可能有胰岛素抵抗。"
事实上，胰岛素抵抗在多囊患者中并不罕见。2024年国内专家共识指出，既往研究估计40%至70%的多囊患者存在胰岛素抵抗。但胰岛素抵抗并不属于现行诊断标准。2023年国际循证指南表示，尽管胰岛素抵抗是多囊的重要病理生理因素，目前临床可用的胰岛素检测意义有限，不建议常规开展。
蒂德强调，"代谢"进入病名并不意味患者必须肥胖、存在胰岛素抵抗或已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更名不会立刻催生新药，也没有推翻现有疗法，但它试图纠正多囊长期被等同于"不孕"以及"不备孕就不必管"的诊疗惯性。
小满确诊时，医生告诉她此病可能影响未来生育。此后很长时间，她都将多囊理解为一种与生育相关的妇科疾病：结婚生子对她而言还很遥远，治疗自然也无关当下。因不痛不痒，她后来中断治疗。但生育只是多囊管理的一部分。蒂德反对让年轻患者等到想生育时才着手干预，那样会忽视心理和代谢风险。她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告诉一位有心血管风险的人："先回去吧，等发生心肌梗死再说。"
斯泰纳-维克托林指出，多囊患者发生子宫内膜癌的相对风险约为普通女性的2.7倍。长期不排卵时，子宫内膜持续受雌激素刺激，却缺少孕激素的周期性保护。若患者长期闭经、异常出血或检查发现内膜增厚，应进一步评估并遵医嘱随访。
"生完孩子，多囊就会好"同样是常见误解。林然曾短暂相信过，生育后她的月经一度规律了几个月，但很快再次紊乱。黄荷凤表示，对多囊患者而言，生育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自动消失。
多囊的病因和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也没有一种药物能同时解决月经、雄激素、代谢和生育问题。黄荷凤认为，治疗应根据患者年龄、症状、代谢风险和生育需求动态调整：青春期患者长期闭经，重点是保护生殖健康并监测内分泌变化；多毛、痤疮或脱发显著影响生活时，需针对雄激素过多治疗；出现糖代谢异常后，再引入饮食、运动或药物干预；有生育计划时，核心转为帮助排卵；产后仍需持续管理，关注子宫内膜和代谢风险。
今年1月确诊后，陈默服用了一个月短效口服避孕药。斯泰纳-维克托林解释，这类药物可调节出血周期，改善部分多毛、痤疮等症状，也有助于保护子宫内膜。医生还可根据情况使用孕激素或含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
多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生活方式管理是多囊治疗的地基。黄荷凤表示，生活方式管理不能止步于"少吃、多动"。目前国内针对不同亚型多囊患者的饮食和运动方案仍不够精细化，例如每天具体能量摄入、运动安排方式，以及体重正常者与肥胖者是否应设定不同目标等。
随着"代谢"纳入新病名，二甲双胍的关注度也随之上升。伍学焱表示，从内分泌代谢角度看，二甲双胍等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药物已成为临床治疗多囊的常用手段之一。阿齐兹则提醒，二甲双胍并非人人适用，其使用通常需达到足够剂量，因此更应精准施治。
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原本用于糖尿病和减重的新药，也成为部分患者的"网红"选择。黄荷凤注意到，一些患者在就诊前已自行用药。她提醒，这些药物并非治疗该病的"万能钥匙"，尤其是有备孕计划者需格外谨慎。部分研究提示这些药物可能有助于减重、改善胰岛素抵抗和月经周期，但最佳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需更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蒂德认为，这些药物或许对部分患者有益，但针对育龄女性的研究仍不充分，目前不能认定其在妊娠期使用足够安全。
对有生育需求的患者，治疗也不只是让卵泡成熟那么简单。林然备孕期间，在当地三甲医院生殖科接受促排卵治疗，结果竟怀上五胞胎。因继续妊娠风险过高，她接受了减胎手术，最终两个孩子于妊娠25周早产。黄荷凤强调，促排卵首先要确保安全，目标不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卵泡，而是尽量得到一枚成熟卵泡，实现单胎、足月及母婴安康。
更关键的是改变临床实践。去年10月，28岁的许宁体检时被提示卵巢可能存在多囊样改变。数月后，她决定进一步检查。她的血糖、胰岛素和性激素等指标无明显异常。内分泌科医生没有排除多囊，只说月经和卵巢问题应转妇科处理。转到妇科后，因部分检查已过期，许宁不得不重新做了一遍。
"目前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段涛坦言，不少医院各科都在处理自己熟悉的症状，却未必有人掌握患者完整病史。医学界目前只是对新名称达成共识，接下来更紧要的是变革临床实践，在患者青春期、育龄期、妊娠期和产后持续跟进。
斯泰纳-维克托林表示，新名称希望推动主诊医生长期跟进、多专业协同管理，将患者的生殖、代谢和心理问题整合进同一条诊疗路径。黄荷凤建议妇产科与内分泌科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目前遇到复杂病例，她会组织多学科会诊，或请内分泌科专家远程视频共同看诊，让患者免于再到另一个门诊重新排队。
但为每位患者临时组织多学科会诊并不现实。段涛认为更可行的路径是组建专病团队，培养熟悉多囊的主诊医生，并由妇科、生殖医学、内分泌、皮肤和心理健康等多学科共同制定诊疗指南和共识。
现实中，新旧名称的交替需要时间。蒂德介绍，国际上已设定三年过渡期，目前新旧名称并行使用，到2028年更新指南时计划仅保留PMOS。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等人近期撰文建议，国内现阶段可采用"旧名为主、新名标注"的过渡方式。黄荷凤表示，国内更名难以一步到位，还需经过相关学会论证、医学名词审定及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备案。即便未来统一使用PMOS，仍需根据患者的生殖、雄激素和代谢表现进一步分型。
得知PCOS更名为PMOS时，许宁的第一反应是："就改个名字，对我好像没什么影响。"对她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这次检查究竟说明了什么，下一步该去哪里，是否会有医生持续跟进她的病情。一场更名的成败，不能只看医生在病历上写下PCOS还是PMOS。黄荷凤表示，无论使用哪个名称，这都是影响女性一生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应当尽早筛查、及时干预并长期管理。
（应受访者要求，林夏、陈默、林然、小满、许宁均为化名）
功能特点
（雨季室内高湿，）警惕呼吸之患
前不久，浙江宁波有户三口之家因长期身处室内高浓度霉菌环境，肺部不幸受到感染，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眼下，全国多地正遭遇持续强降雨，湿气与闷热交替，让墙面返潮、地板凝水、家电缝隙悄然变黑……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日常细节，背后却潜藏着肉眼难以察觉的健康隐患。霉菌究竟从何而来？我们又能采取怎样的科学策略来防范？科技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相关领域专家。
高湿度催化霉菌滋生。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感染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郝月明介绍，霉菌作为一个庞大的丝状真菌家族，已知种类已达数万之众，其中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的，主要集中在曲霉、青霉、根霉、毛霉、枝孢菌、镰刀菌以及链格孢这七大类。郝月明指出，霉菌的“潜伏”转“活跃”需同时满足温度、湿度、营养源与时序四大要素，而湿度在其中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霉菌以孢子繁衍后代，这些肉眼难觅的微小“种子”，在适宜条件下仅需一天到两天便能完成萌发与生长。
具体而言，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且环境中存在灰尘、食物残渣、木材、纸张、衣物纤维等有机营养时，空气湿度便成为决定霉菌兴衰的核心变量。湿度倘若低于60%，多数霉菌的生长便会受到明显遏制；而一旦升至65%以上，繁殖速率便急剧提升；当湿度攀升至75%至95%的区间，霉菌便进入爆发式的增长阶段，孢子释放量呈几何级数跃升，墙面、衣物、地板等处往往在数日之内便浮现出肉眼可辨的霉斑。“进入汛期后，室外湿度经常突破80%，若室内除湿举措滞后，霉菌便获得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温床。”郝月明如是提醒。
更令人警惕的是，霉菌的藏匿之处往往极为隐秘。山西白求恩医院感染病科主治医师刘晓璇列举了家中几处典型高危地带：淋浴房玻璃胶条、马桶底座边沿、紧贴墙面的衣柜背板、床垫底层、沙发角落、久未通风的鞋柜，以及水槽下方的橱柜——这些皆是霉菌暗自滋生的“秘密据点”。
并非所有霉菌都会对人体构成威胁，但曲霉菌却是其中最具致病潜力的代表之一。郝月明介绍，在已知的数百种曲霉菌中，约有40种具备致病能力，其中烟曲霉威胁最大，黄曲霉、土曲霉与黑曲霉亦不容忽视。人类通过吸入空气中所悬浮的孢子，便可能触发霉菌感染。郝月明解释，霉菌孢子直径仅为2微米至5微米，可于空气中悬浮数日不落。高湿条件下，霉菌在24至48小时内便会释放大量孢子，而日常行走、整理衣物、打扫卫生等行为都能搅动气流，生成富含孢子的气溶胶，普通人在自然呼吸之间便可能吸入数十乃至上百个孢子。
对于免疫系统健全的人群，体内中性粒细胞与巨噬细胞通常能够迅速清除少量入侵的孢子。然而，若长期暴露于高浓度孢子环境，或自身免疫功能存在缺陷，孢子便可能悄然在肺泡深处“安家”，萌发成菌丝并侵蚀周边组织，继而引发感染。刘晓璇特别强调，免疫功能低下者、慢性肺病患者以及重症感染恢复期人群，属于霉菌感染的高危群体。她指出，霉菌感染诊治的最大瓶颈在于早期症状极不典型，极易与普通呼吸道疾病混淆。肺曲霉菌感染的早期信号包括：持续发热且常规抗生素治疗无效、干咳不断加剧、呼吸相关的胸痛、痰中带血丝、气短乏力等。刘晓璇建议，高危人群若在雨季出现发热伴咳嗽超过一周，或发觉痰中带血，务必主动向医生说明家中霉菌暴露史，这对尽早确诊至关重要。
事实上，霉菌的危害远不止局限于肺部。吸入孢子可诱发或加重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皮肤接触潮湿环境中的霉菌，容易引发手足癣、体癣；潮湿衣物与洁具上滋生的霉菌孢子，亦可能扰乱私处菌群平衡，诱发霉菌性阴道炎；而误食霉变食品，则可能引发急性胃肠炎。
针对公众关心的防护课题，专家们提出“控湿、清洁、防护”三位一体的综合应对方案。首先是控湿，这被视为阻断霉菌的首要屏障。家庭可配备湿度计，将室内相对湿度严控在50%至60%之间，一旦湿度超过70%，便应及时启动除湿机或空调除湿功能。雨季期间，建议家中有敏感人群者仅在雨歇间隙、正午较为干燥之时短时开窗通风，其余时段紧闭门窗以隔绝室外潮气。其次，清洁亦需讲究策略。清理霉斑时，务必佩戴N95或KN95口罩、橡胶手套及护目镜，以湿布擦拭而非干扫，防止孢子飞散形成气溶胶。坚硬表面可用稀释后的含氯消毒液或75%酒精擦拭去除；对于布料、板材等多孔材料，若已发生深层霉变，则建议直接弃用更换，因为表面清洁无法彻底清除内部菌丝。最后，防护手段不可或缺。当室内霉菌较为密集时，可在卧室、书房等长时间停留区域，配备带有HEPA滤网的空气净化设备，持续过滤悬浮于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为健康筑牢最后一道防线。
使用说明
本科留学{平替}之选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邱启媛/实习生：倪纷纷
发于2026.7.6总第124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孩子的高考成绩最多能上末流一本校，怎么办？”高考季，很多家长在社媒上提问。
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语专业读大四的曹鑫认为，自己的情况具有代表性。他是广东人，在国内读完普通高中并参加了高考。高考成绩最多能上末流一本校，或者是好一点的二本院校。他决定出国读本科。
经过多番对比衡量，曹鑫放弃了英美澳加等传统留学国家。一方面，高考前他没有准备过雅思、托福语言考试。相较而言，入学俄罗斯的高校不需要英语成绩，只看会考成绩，而且成绩“不太差”就行。另一方面，家里对留学的预算控制在每年10万元到15万元，英美等国家支出远超预算。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如同曹鑫所选择的，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且留学关键词也不再只有“高分学生”和“美国藤校”。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全球化智库(CCG)在《中国出国留学蓝皮书2025》的调研，计划出国留学人员近一半(48.9%)预计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
CCG副主任兼研究总监、高级研究员郑金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我国留学生群体正在朝着大众化方向发展。同时，随着更多国家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和开放力度，未来国际学生的流向将更加多样化和分散化。
不过，风险也在增多。郑金连表示，在AI的冲击下，学生和家长需扩大评价体系，把握学历、就业与未来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张哲函的故事与曹鑫几乎一样。2024年参加高考的张哲函，高考成绩570多分，最多能上211守门院校，她说，自己“当时心气比较高”，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出国读本科。挑选学校的时候，她和家人看重两点，一是性价比，二是QS排名(英国国际高等教育咨询公司QS公司发布的世界大学年度排名)，最终她选中了西班牙。
申请西班牙大学需参加西班牙高考，满分为14分(其中4分以加分考试形式获得)，但中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西班牙教育部可将中国高考成绩直接转换为西班牙高考成绩，方便学生申请。此外，在高考成绩的基础上，学生可以参加“加分考试”，有机会获得最高4分的额外加分，以此提升总成绩，获得更高排名院校和更多本科专业的选择。
张哲函在国内和西班牙一所大学的语言班学习了半年多的西班牙语，“读完语言班才能申请大学”。最终，她入读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QS排名211名)计算机与商业专业。张哲函和曹鑫的学费开支类似，每年五六万元，加上住宿、餐饮等开销，他们俩的留学开销都控制在一年10万元到12万元，契合家庭预算。
性价比已经成为中国家庭出国留学的重要考量。郑金连表示，很多家庭在考虑出国留学时，会更看重留学的成本投入与产出。学制长、成本高的留学目的地可能会因此被剔除出选择范围。“我们的数据显示，这些年，本科阶段到英美留学的人数呈下降趋势，优秀生源选择传统的留学目的地，成绩一般的孩子更多会流向新兴目的地。”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年2月的数据也显示，虽然英美澳加等传统留学目的地国仍占主导地位，但一些新兴留学目的地逐渐受到中国学生的青睐。欧洲的俄罗斯、德国、法国、白俄罗斯、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瑞典等均位列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前20个目的地，吸引了数千名乃至数万名中国学生。
以张哲函选择的西班牙为例，新东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作为近几年较为热门的留学国家，西班牙具有留学成本低、教育资源多等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高考生前往攻读本科。新东方欧亚教育申请数据显示，2024年申请西班牙本科学生比例达到26%，有显著增长。
因奖学金高，留学开支可以显著控制，中东一些高校也因此被纳入选择范围。去年，李乐水来到沙特阿拉伯，在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QS排名63名)开启本科生活，就读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她的成绩不错，雅思分数7.5、SAT(美国高中毕业生学术能力水平考试)1460分，但不想给家里造成太大的经济压力。
李乐水说，申请中东学校，大部分专业只需高中成绩以及雅思5.0的成绩。她最终拿到了巴黎索邦大学阿布扎比校区、英国伯明翰大学迪拜校区等多个offer。但因为全额奖学金，她最终选择了法赫德。“法赫德包学费、住宿和机票，沙特政府对国际学生还有每个月2000元的补贴。这是一场零成本、高回报、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美坤教育创始人兼CEO周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东高校普遍不以中国高考成绩作为申请依据，而侧重学生的高中成绩和雅思成绩，这为两类学生提供了机会：一类是平时成绩不错但高考发挥失常的学生，另一类是因偏科影响高考总分的学生。“每年都有成绩尚可，但未能进入理想大学或理想专业的学生，最终选择前往中东就读。”
除了成绩高出一本线但不想上末流一本校的学生在考虑本科出国，还有一些希望“逆袭”的学生也在通过本科出国作为学历跳板。
二模考了400多分，发现自己最多只能上二本，四川省2019届高考生付小麦开始考虑本科出国。爸妈的要求很简单，控制开支，最好能用30万元读完4年本科。“只有亚洲国家可以满足这个开支要求。去日韩需要学习小语种，在这种情况下想读一个QS排名还不错的学校，就只有马来西亚了。”此外，马来西亚是英联邦成员国，全英文授课，公立学校世界排名高。
申请需要用雅思成绩，以及高中毕业证、会考成绩单和平时成绩。付小麦平时的英语成绩在90多分(满分150分)，学了几个月，雅思成绩考到了申请的基准线5.5。
后来，付小麦来到马来西亚五大公立院校之一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读本科。4年后，她以绩点3.9(满绩4.0)的成绩从这所QS排名128名的学校会计学专业毕业，拿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QS排名12名)硕士研究生的offer。“我属于是‘学渣’逆袭的故事。”付小麦说。
除了性价比、高额奖学金，周骁观察到，就业越来越成为近两年中国家庭择校的重要考量。他发现，目前中东本科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中，有80%至90%的人选择留在当地就业或继续深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东高校在大四时普遍安排实习，学生往往在毕业前就能落实工作，其中有不少进入了在当地拓展业务的中资企业。
郑金连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东南亚、中东等新兴留学目的地正凭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政策红利，以更深远的前景吸引着中国学生。“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国留学生人数由2020年的15.2万人上升至2023年的20.8万人，增幅达37%，增长态势显著。
在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物理系无线电子工程专业读大一的李新，在阿拉木图的超市里发现，蔬菜货架上有成批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金针菇、生菜和上海青。国内的火锅、炒米粉、过桥米线相继入驻，连锁茶饮品牌蜜雪冰城也开了进来。
“中资企业在哈萨克斯坦落地、拓展市场时，需要既懂中文又具备俄语或英语沟通能力，且能适应当地环境的中国籍员工。”虽然才读大一，但李新已在一家中资外贸公司找到了兼职翻译工作。近在眼前的就业机会，让本想继续深造的她产生了心态变化：如果毕业后能进入还不错的当地中资企业工作，就不考虑读研究生了。
新东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展报告》指出，根据2025年调研数据，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国内许多企业将业务发展矛头转向海外，存在出海业务或跨国沟通需求的企业占比达42%。
林诺的选择和李新类似。他在印尼大学商学院刚读完大一。当初选择印尼高校的商科，正是因为嗅到了中资企业出海的大环境，他认为未来会有职业优势。事实上，仅仅是大一这一年，他已经切身体会到了当地对懂中文的复合型人才的庞大需求。
在课余时间，林诺通过社交媒体接到了不少来自中国企业的合作需求。起初是一些基础的接机、中英翻译等服务，报酬可观，“接一次这样的任务，可以覆盖一个月吃饭的费用”。他近期正在协助一家推广国内主流手机品牌的出海宣传公司，在印尼大学附近寻找并对接适合快闪活动的场地。
有时候，在海外还能获得原本抢不到的进入中资企业的机会。付小麦在读书时，就碰到过华为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开展校招。“因中国企业出海，留学生也会有更多就业机会——在国内可能进不了华为等头部企业，但在国外可能有机会进。”
前段时间，印尼大学在雅加达的萨拉玛校区举办中国—印尼校企合作论坛。在会场，林诺见到了华为、比亚迪等国内头部企业的高管。能在本科刚开局时就置身于这样的商业前沿，让林诺深感印尼市场的活跃与机会之多。
林诺本打算把印尼大学当作学历跳板，未来申请香港大学等高校的硕士。不过，这一年来的商业实践让他的想法产生了变化。“哪怕毕业后直接留在印尼，同样会有非常具有想象力的职业前景。”
不过，仅仅跟着中资企业出海的路线，在当地拿到一所QS排名靠前高校的学位学历证书就够了吗？
一方面，在地留学生因为有过数年的求学经历，对当地的文化背景理解更为深厚。在德国一家IT企业担任HR的梁珺表示，在地的中国留学生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跨文化交流能力。“如果一家中资企业在迪拜有业务，那么一位在中东读过书，同时拥有中国背景的求职者就会极具吸引力。因为这个人既拥有中国的成长背景、思考能力，又掌握当地的政策文化。”
在中资企业出海的大潮中，中国留学生常与中国外派员工发生同岗竞技。梁珺发现，很多时候，相较于外派员工，在地留学生其实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在与外籍同事共事时更不容易产生文化冲突，“一起工作，求职者需要了解对方的沟通方式和工作文化，否则容易有冲突和误解”。相比之下，国内的外派员工在当地职场软性沟通中，可能缺乏足够的语境积累。
不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此类工作对求职者的软实力要求极高，因此学历学位证书本身的QS排名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梁珺说，她所在的企业在乎专业匹配度要高于在乎学校排名。“以财务岗位招聘为例，相比于拥有顶尖QS排名名校背景但专业并不相关的人，企业更倾向于录用来自普通学校但学习数学等对口专业的求职者。”这种对专业匹配度的要求延伸到了签证层面，德国的外国人管理局在审批或更换工作签证时，也会审核申请人的专业与具体工作的匹配度。
走在西班牙的校园里，张哲函每天都能看到中国人，“旅游管理等商科专业，中国人挺多的”。在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QS排名195名)电气工程专业读大三的周楚瑶记得，2023年9月入学时，中国学生群里只有60多人，如今这个数字涨到了200。
据马来西亚教育全球服务中心(EMGS)最新发布的数据，2025年马来西亚共收到95522份国际学生留学申请，其中中国学生的申请量达31866份，占比33.34%，稳居各国首位。
随着新兴留学目的地变得热门，当地生活成本在上升。在马来西亚私立院校泰莱大学就读的田娅注意到，马来西亚的房租在上涨。“两室一卫的房子在2022年的房租是每月41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6100元。”
此外，用国外本科来实现人生“逆袭”的故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发生。入学后，付小麦发现，雅思达到入学标准，与真正听懂课之间还存在很远的距离，而且相较于国内高校，她所在的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松散，十分考验学生的自控力。
“刚开始，老师上的课和作业考试重点我听不懂，我必须跟华人同学处好关系，依靠能听懂的同学总结好之后告诉我。而且学校很注重团队合作和实践项目，分数占比很高，我没办法单打独斗，这是对智商和情商的双重考验。”付小麦说。
这些年，她观察到，马来西亚在积极抢占中国留学市场，如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开设了国际校区，“大都是中国学生”，国际校区对雅思分数的要求更低，仅需5.0。
在她看来，其中存在一个悖论：来读书的中国学生，高考分数其实比之前的学生更低，对一些学生而言，能够顺利毕业就不错了；但如果仅追求以平平的学业成绩毕业，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优势就无法真正实现。因为求职时，“东南亚的学历比国内普通一本矮一截，马来西亚的高校更多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黄金跳板，去全球更好的学校读研，才有可能完成前置学历的刷新，否则回国就业仍然没有优势”。
“宽进严出”的学业门槛，在欧洲高校更加常见。张哲函在到西班牙后，发现国外的学习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工科的学业标准很苛刻，我们专业每年的挂科率都在50%左右，大一时专业有40多名学生，大二有一半都退学或者转专业了。”
5年前，周晴从国内一所合办大学退学，申请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QS排名60名)传播学专业。大一下学期开始，她的课业压力陡增，接连挂科，“大二上学期，五门课我挂了三门”。三年的本科学制，最终因为补修学分顺延了一个学期，她直到2026年2月才正式毕业。
与此同时，在就业方面，留学文凭的“含金量”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以前大家觉得，留学是镀金，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大部分留学生跟国内毕业生差别不是很大。”郑金连指出，根据调研，同岗位、同学历、同水平毕业院校情况下，国内一二线城市中，53.1%的用人单位更倾向于聘用国内院校毕业生，看重留学人员毕业院校排名的用人单位只有31.5%。有18.9%的留学人员认为其学历背景“认可度低，国内重点大学的学生更具优势”。
在泰国玛希隆大学(QS排名345名)国际学院就读国际商务专业的大三学生苏苏，对此深有体会。作为广东人，她计划毕业后回广州发展。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频繁刷招聘软件，接连投递了字节跳动、网易等国内大厂的实习网申，但屡屡碰壁，多数时候连简历筛选这一关都没能通过。
苏苏原本以为，出国留学是对自身学历的一次提升，能为求职增加筹码，“没想到找一份实习就如此艰难”。她意识到，部分企业的HR可能对东南亚等小众留学国家存在着学历偏见，“并不认可这个留学经历”。
廖小瑜在一家宠物零食外贸公司担任HR，近几年招聘，她收到过来自德国、巴基斯坦等不同国家留学生的简历。她认为，企业不会仅仅因为对方是留学生就抛出橄榄枝。“实际上，留学生的实力和国内普通的大学生相比能高多少呢？”她认为，如果留学生自身能力不强，这层身份已经很难再换来企业的另眼相待。
在海外就业也没有那么容易。从波兰华沙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时，陈晚原本想留在当地发展。在校延毕期间，她借着中企出海的东风积攒了不少工作经验，简历被几家知名企业填满：先在小米做了半年的实习，随后进入华为全职工作了一年多，毕业后又入职OPPO负责GTM(市场进入)业务。
拿着华沙大学(QS排名289名)的毕业证，本可以免去烦琐的工作许可证办理流程，但她还是选择了回国：波兰的税后工资较低，不断上涨的房租已经逼近她工资的二分之一。即使把目光投向其他欧洲国家，也面临着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存不下来钱”的尴尬局面。陈晚坦言，单纯的“波兰留学生”标签，无法获得当地或国内红利。
此外，留学变局下，也催生了不少灰黑产业链。付小麦说，目前马来西亚留学存在很多乱象，“‘1+3’‘2+2’‘3+1’的国际本科项目很多，但大部分在教育部是没有备案的，只是租国内高校的场地，挂羊头卖狗肉，所有的师资力量都是外聘的。我最近碰到一个学生，参加了某中介的国际本科‘2+2’项目，结果因为教学太水，雅思连5.0都没考过，出不了国”。
郑金连指出，随着教育国际化发展，越来越多国内外中介机构盯上了“低分留学”这块蛋糕，繁荣的背后暗藏风险。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会不定期公布对部分国外院校学历学位加强认证审查的名单，其中加强审查的大部分对象集中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近年较为火热的留学国，提醒广大留学人员审慎选择公告涉及院校(项目)。
“未来前往‘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监管需要继续加强。”郑金连表示。
更重要的是，在AI的冲击下，学历的价值正在被重新评估。在郑金连看来，学生应拓宽对自身的评价体系，打破“只看学校名气和专业名称”的认知盲区。周骁则提到，就像计算机专业，不同高校的培养底色截然不同：有的侧重应用型编程，方便毕业后迅速对接企业实习，但面临较高的被技术迭代淘汰的风险；有的聚焦AI与算法体系；有的则侧重底层数学思维，便于学生未来跨界金融等领域。在变局中找准未来发展方向，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获得优势。
(除郑金连、周骁、周楚瑶外，文中其他受访者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24期
更新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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