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传来消息，截至7月28日，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已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百万人次大关，较去年同期提升18.7%，刷新了该口岸同期客流量的历史纪录。在总人数中，外国籍旅客出入境的规模达到33.9万人次以上，同比增幅高达24.7%。

眼下，美兰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结构日趋多元，呈现出“亲友探望、跨境观光、研学与会展活动交织、以及商贸交往”并存的立体化格局，这一趋势显著拉升了口岸跨境流动的活跃程度，为区域对外交流注入了强劲动能。

港铁公司于七月二十三日对外披露，旗下运营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在半年度业绩报告中迎来亮眼数据——今年前六个月累计旅客运送达一千六百余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攀升逾一成，这一成绩刷新了自二零一八年九月线路启用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期间，日均客流量稳定在九万二千人次之上，而四月四日当天更录得近十五万人次的峰值，一举打破历史单日载客纪录。

当前，旅客自香港西九龙站启程，可直抵内地多达一百一十三个目的地。为契合出行需求，该站自七月一日起已加密多趟短途列车服务，其中往返深圳福田与香港西九龙的车次每天最多增至一百一十二班。此外，针对暑期跨境旅游热潮，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三日间的五个周末，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额外增开十三对列车，专门服务于香港西九龙与深圳福田之间的往返乘客。

中新社广州七月二十五日电（记者 王坚）强台风“红霞”裹挟着猛烈风雨逼近粤地，预计在二十五日夜至二十六日晨间于广东沿海一带登陆。面对这一威胁，广东省于二十五日九时将防风应急响应从Ⅲ级直接上调至Ⅱ级，多个城市随即宣布当天起执行“五停”举措，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与停业同步实施。

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通报，二十五日正午时分，“红霞”的风暴眼位于汕尾市东南方向约二百四十五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已达十二级。气象预测显示，该台风强度仍将持续攀升，并可能以台风乃至强台风的姿态，在二十五日深夜至二十六日黎明之间，于惠来至深圳的沿海区域强势登陆。

气象专家警告称，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二十五日夜间至二十六日，广东中东部地区将遭遇暴雨至大暴雨，局部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整个过程的累计降水量峰值可能逼近五百毫米，防汛形势极为严峻。

为应对此次台风威胁，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在二十五日九时，将防风应急响应级别由Ⅲ级提升至Ⅱ级。截至二十四日十九时，全省陆路已累计安全转移人员两万零五百九十六人。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则进一步升级响应，于二十五日十四时将防风应急响应拉高至Ⅰ级，并在全域范围启动“五停”措施。相邻的汕尾市自二十五日起，也按批次在全市推行“五停”，辖区内六千六百七十九艘涉渔船舶已悉数回港避风。深汕特别合作区三防指挥部亦发布公告，自当日上午起，该区全面进入“五停”状态。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简称“珠江委”）分析指出，伴随“红霞”带来的强降雨，珠江流域的北江、东江、韩江以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显著的水位上涨过程。暴雨覆盖区域内，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的发生风险均处于高位。此外，台风活动期间恰逢天文潮汐从中潮转向大潮，海水增涌现象加剧，沿海地区还需高度警惕风暴潮引发的次生灾害。

在北京市房山区，一场关于“隐形雇主”与劳动权益的司法前沿交锋引发关注。部分企业利用合同名称的巧妙转换、管理链条的层层嵌套，试图将劳动关系的责任“甩锅”给模糊地带。面对这样的隐蔽用工现象，劳动者是否还能有效维权？近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举行了一场专题新闻通报会，聚焦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的审理现状，并发布了典型案例。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该院受理的相关案件多集中在即时配送、网约出行、快递物流等新兴业态。

新闻发言人指出，一些用人单位通过缔结五花八门的协议、构建多级用工框架，将本应属于劳动法的雇佣关系精心装扮成承揽、外包或合作等民事法律关系，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初便陷入迷茫——究竟谁是真正的雇主？该向谁主张权利？对此，法院坚持实质性审查原则，重点探究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从审判结果来看，确认劳动关系或判定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占据主流。

在发布会上，燕山人民法庭庭长针对这批典型案例，剖析了隐蔽用工的常见“套路”，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

第一类情形被形象地称为“自己管人、外包发钱”。2023年3月，暴某经某快递站点工作人员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名义注册了外卖平台APP，从此担任骑手。公司为他配发了电动车和统一工装，日常调度与考勤均由公司负责，但双方既未签署劳动合同，也未缴纳社会保险。一次配送途中的车祸，让工伤认定陷入争议。暴某于2024年2月离职后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劳动关系。

法院调查发现，快递公司与一家管理公司签有《业务外包合同》，外包费用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及返费等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竟为零元。暴某通过平台接单，报酬由管理公司代发，但资金源头却指向快递公司。在平台显示中，暴某的身份明确为快递公司员工。法院认为，暴某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快递公司的业务范畴，站点站长通过微信群对其进行了实质性的工作监督和考勤管理，双方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至于管理公司发放报酬，证据表明其仅代发工资。合同对价低、履行过程异常，明显有规避劳动关系、转嫁经营风险的嫌疑，该风险不应由劳动者承担。据此，法院认定暴某与管理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管理关系，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为由否认劳动关系的抗辩不被采纳，最终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法官提示，法律不会容忍借“自己管人、外包发钱”之名行规避法定责任之实。用人单位若企图以此逃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或承担工伤赔偿等义务，不仅徒劳无功，反而可能招致更重的法律后果和赔偿负担。

第二类情形则是“以承揽合同行用工之实”。自2021年7月起，于某在某配送站担任骑手，为A公司提供商超商品配送服务。2023年底，A公司撤出该站点，由B公司接手，于某随之被解绑并与B公司绑定，由此与A公司产生劳动争议。于某坚称自己是A公司员工，而A公司则主张双方为承揽关系，出示了《项目转包协议》，声称于某系以个体工商户身份承包配送业务，工资经由第三方平台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均具备法定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于某的配送工作构成A公司业务的一部分。虽然工资按单量计算，但A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控制接单量，甚至单独派单，显然实施了管理行为。据此，法院判定双方符合事实劳动关系成立条件，确认劳动关系存在。

法官提醒，用人单位通过要求劳动者签署承揽或合作协议来“去劳动关系化”，在司法实践中难逃穿透式审查。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即使披着承揽协议的外衣，也会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类情形为“名为外包实为派遣”。李某与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被安排至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公司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甲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因乙公司将李某退回，甲公司随即以严重违反制度为由解除合同。李某申请仲裁后起诉甲公司。

法院指出，尽管李某与甲公司签有合同，但其在乙公司工作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且工资、福利由乙公司确认和结算，这暴露出两公司间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按约定程序处罚并退回李某，因此其以违纪为由退回的行为缺乏依据。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盲目依赖退回决定解除劳动关系，于法不合，最终被判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法官建议，企业必须厘清外包与派遣的界限，不可借外包协议掩盖真实用工关系。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后，派遣单位应独立审查解除条件，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决定，而不能机械跟随用工单位的“退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