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传来消息，截至7月28日，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年已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百万人次大关，较去年同期提升18.7%，刷新了该口岸同期客流量的历史纪录。在总人数中，外国籍旅客出入境的规模达到33.9万人次以上，同比增幅高达24.7%。

眼下，美兰国际机场口岸的出入境结构日趋多元，呈现出“亲友探望、跨境观光、研学与会展活动交织、以及商贸交往”并存的立体化格局，这一趋势显著拉升了口岸跨境流动的活跃程度，为区域对外交流注入了强劲动能。

中新网圣保罗7月15日电（记者 林春茵）当地时间7月14日，一场聚焦产业投资合作的对接活动在巴西圣保罗拉开帷幕——肇庆市与圣保罗的经贸交流会上，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设备到“小五金”制品，从家具制造、弹簧生产到港口工程、石材加工，展示出一幅中巴经贸合作正从传统的大宗商品买卖，迈向产业链与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崭新图景。

近年来，中巴双边贸易额在2025年达到188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17年稳居巴西最大贸易伙伴之位。今年上半年，巴西对华出口同比增长了21.9%，显示出强劲的合作势头。圣保罗被誉为巴西经济的“火车头”，如今正悄然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挺进拉美的前沿阵地；而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西北部、广东省中西部的肇庆市，则凭借其扎实的制造业根基，渴望打通一条通往巴西乃至南美市场的全新路径。

此次率团出访巴西的肇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兴文指出，巴西在基础设施、汽车制造及建材家居等领域的五金产品需求颇为旺盛，这与肇庆的制造业优势不谋而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土地面积最广、开发强度最低的城市，肇庆近年来全力推进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李兴文透露，当地已汇聚了小鹏汽车等逾百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宁德时代肇庆基地更是建成了中国单体产能最大的储能电池工厂；金属加工产业的年产值已突破1100亿元，而金利镇则素有“中国小五金之乡”的美誉。

李兴文还细数了肇庆的多重发展优势：7条高铁和9条高速公路在此交汇，西江黄金水道可通行5000吨级货轮；营商环境已连续五年位居广东省前列，并设立了百亿元级产业基金；31所本专科院校拥有超过20万名在校生，能够实施“订单式”人才培育。“我们将持续优化‘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期望与巴西企业实现互利共赢。”他如是说。

在推介会上，“小五金”无疑成了最亮眼的产业名片。肇庆金利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吴桂清介绍，金利镇已聚集超过9000家市场主体，产业年产值逾500亿元，产品远销90多个国家和地区，“好五金·金利造”这一产业品牌已深入人心，他热忱邀请更多巴西企业前来肇庆考察与合作。

广东新永昌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以方和肇庆市旭龙弹簧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海森均表示，他们希望借此次对接会的契机，与巴西企业展开更为深入的协作。广东欧梵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交春则透露：“今天会场用的桌椅就是我们制造的。”该公司从事家具生产已逾三十年，产品远销非洲、中东和欧洲，但美洲市场尚属空白，他计划以巴西为跳板，撬动整个拉美市场。

为降低企业跨境合作的成本，肇庆市贸促会推出了“肇庆国际会客厅”“肇卖全球”等服务平台。会长唐莹介绍，依托肇庆国际商会近200家会员企业的资源，可为巴西采购商提供精准对接，同时提供商事认证、政策解读、涉外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以期进一步畅通中巴企业的交流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对接会上，巴西企业提出的合作诉求与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形成了鲜明互补。巴中国际发展商会展示了其长期推动中巴合作的成果，并推介了阿特拉斯浮动港口项目构想，期待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圣保罗州伊塔佩蒂宁加市代表Eduardo Tsukamoto介绍，该市是圣保罗州面积第三大、农业产量最高的城市，地处南方共同市场交通要道。他计划于8月赴中国考察、10月参加相关展会，“希望与中国企业缔结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多位矿业和石材企业代表在受访时表示，他们渴望引入中国的设备与技术，共同打造石材加工中心，并现场携带了石材样品，与中方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的洽商。当天，广东万翔宝诚实业有限公司与巴西SKB INDUSTRIA E COMERCIO LTDA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达成了实质性的对接协议。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领侨处主任荣强表示，总领馆将持续为肇庆企业在巴西市场的拓展提供签证便利、经贸信息及权益保护等全方位支持。“侨资”与“侨智”正日益成为两地产业合作的纽带。巴西广东同乡总会会长苏新效指出，同乡总会汇聚了一批长期扎根巴西的粤籍企业家，他们深谙两地市场和商业文化，愿意发挥“服务站”与“联络站”的作用，为肇庆企业提供市场信息、资源对接等助力。巴西华人协会监事长叶王永受访时强调：“双方在产业链上的互补性，正是合作不断深化的坚实基础。”（完）

7月24日，欧盟委员会向TikTok通报了初步调查结论，指出该平台在未成年人账户安全方面未能达到《数字服务法》设定的标准。具体而言，欧盟方面强调，未成年用户可将账户设为公开状态，而16岁至17岁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可能通过“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推送给任意用户。欧盟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不应依赖用户自行选择，安全设置必须成为系统的默认配置。

欧盟对平台安全设计的审视，与欧洲多国近期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方面的立法步伐形成了共振。就在三天前，法国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由此成为欧盟内部首个推出此类全面禁令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自9月1日起对新注册账户实施该规定，已有的低龄账户则在四个月的过渡期后予以关闭。不过，7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将法案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新规能否如期落地，仍需等待宪法委员会的最终裁定，同时，相关条款如何与欧盟统一数字规则相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未成年人到底应年满几岁方可使用社交媒体？全球各地的年龄门槛与立法进度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已将16岁门槛付诸实施；法国的15岁禁令虽已获议会通过，但尚在宪法审查之中；英国政府拟自2027年春季起，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部分社交平台；加拿大则计划将最低年龄设为16岁，相关法案仍在议会审议阶段。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则提出建议，在平台能够证明其服务具备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的使用，同时允许各成员国为13岁以上群体设定更高的年龄要求。

这些差异化的年龄数字背后，折射出各国对网络风险责任的重新划分：过去，用户往往只需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或者点击确认“已满13岁”；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要求平台主动识别并核验用户年龄。然而，法律写下一个年龄数字之后，平台是否真能将低龄用户挡在门外？率先推行全国性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澳大利亚，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实案例。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制度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X等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违规责任由平台承担，孩子和家长不会受到处罚。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以教育、健康支持为主要目的的服务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据各平台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数据，制度实施初期，约470万个需要限制年龄的账户被删除或限制登录。今年3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家长报告，孩子在受限制平台拥有账户的比例，已从新规实施前的49.7%降至31.3%。法律至少在提高低龄用户进入大型平台的成本方面，显现了一定成效。

不过，账户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年龄限制已得到彻底落实。同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规实施前已拥有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孩子中，约三分之二仍保留着原有账户；而在孩子仍使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受访家长中，66.8%表示平台并未要求孩子进行年龄核验。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年龄限制在执行层面的困境。6月24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对澳大利亚436名青少年进行了追踪，其中408人完成了禁令实施三个月后的随访。结果发现，在未满16岁的受访者中，超过85%仍在继续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说明，年龄限制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系统能否精准判断用户年龄，还包括平台是否真正触发了核验流程，以及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审计平台的操作机制。但在探讨执行细节之前，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平台长期沿用的13岁门槛，究竟源自何处？

长期以来，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服务条款中将13岁设为最低注册年龄。这一数字主要源于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则：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网站或在线服务，以及明知用户未满13岁却仍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一般性服务，原则上须事先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因此，13岁首先是围绕儿童个人信息收集设定的一条法律界限，并不意味着医学研究已证实，儿童年满13岁即可安全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劳动卫生安全署在分析超过1000项研究后指出，青少年正处于情绪调节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参与这项评估的专家表示：“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弱于成年人，因而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该机构建议，未成年人原则上只应接触经过专门设计、并能够保护其健康的社交媒体服务。

然而，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的统一年龄门槛。今年1月，英国《卫报》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艾米·奥本正参与一项覆盖约4000名英国中学生的社交媒体限制试验。她表示，据研究团队所知，这是全球首项试图系统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预计到2027年陆续公布。在她看来，政策应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调整。现有研究显示，相关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程度、影响机制及不同年龄段群体所受的影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年龄限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一刀切”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提醒，年龄限制若孤立实施，可能将儿童推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该机构强调：“设置年龄限制不能替代企业改善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

在风险与权利之间，欧盟专家组提出了一条折中路径。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专家组的两位联合主席约尔格·M·费格特和玛丽亚·梅尔基奥尔建议：“在平台证明其服务具有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

设定年龄门槛之后，平台还必须判断屏幕另一端用户的实际年龄。现有方案包括身份证件核验、基于面部或行为特征的年龄估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年龄证明。英国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美国“常识媒体”高级顾问阿里尔·福克斯·约翰逊认为：“年龄核验技术市场在过去几年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技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平台会真正加以运用。7月7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独立测试机构KJR注册了50个测试账户，注册时均将年龄填写为16岁。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鲁·哈蒙德表示：“我们一次也没有被要求验证年龄。”这表明，实际漏洞可能不仅在于验龄技术的准确性，也在于平台是否真正启动了核验机制。

核验越严格，越可能扩大身份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范围；核验越宽松，又容易沦为“填个生日就过关”的形式。如何在核验年龄的同时，避免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完整身份识别，成为新的政策难题。欧盟委员会正推动匿名年龄证明工具，使用户只需证明自己达到规定年龄，而不必向平台透露姓名、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仍有待各成员国进一步部署。

由此看来，13岁、15岁或16岁都不是自动解决问题的“魔法数字”。真正决定政策效果的，是平台能否可靠地核验用户年龄、保护验龄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并同步调整推荐系统与默认安全设置。这正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TikTok时释放出的关键信号：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及其他网络风险，不能仅靠一道身份验证的“年龄门槛”，还须重构平台底层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与其只问孩子多大才能进入社交媒体，更应追问平台能否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网络环境。

近期，全国多所高校接连发布研究生招生计划调整方案，学术型硕士招生规模明显收缩甚至全面停招，这一动向迅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浙江大学已有十余个学院调整了招生布局，次年将仅面向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开放通道；上海交通大学数学学院亦明确表态，自2027年起将不再招收数学学科的学术学位硕士生。此前，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也对外宣布，2027年将全面停招该学科学术学位硕士（专项计划除外）。将时间轴进一步拉长，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近年均陆续削减或取消了部分学术学位硕士的统招名额，涉及经济管理、新闻传播、应用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学术硕士的“瘦身”与专业硕士的“扩容”，并非一项短期应急措施，而是延续了十余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性改革。改革方向上，学术型人才的培养重心正逐步上移至博士阶段，硕士阶段则愈发向应用型、实务型人才培育倾斜。这场调整的起点可追溯至2009年，当时国家启动研究生培养结构改革，大幅扩宽全日制专业硕士的招生范围，推动硕士教育由“学术主导”转向“应用导向”。

2020年，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共同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同年发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更是立下量化指标：到2025年，专业硕士招生规模应占硕士总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而最新出台的“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则进一步夯实顶层设计，要求健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选拔、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机制，并试点“博士+硕士”双学位新型培养模式。

新东方今年发布的《量化考研：新东方考研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专业硕士招生占比已突破60%，至2026年进一步攀升至69.7%。与此同时，学术硕士统考名额逐年大幅紧缩，统考通道日渐收窄。以北京某“双一流”高校语言学相关专业为例，其学硕统考名额已从18人骤降至1人，更有部分院校直接取消学硕统考，考生不得不临时调换报考方向。

政策调整的背后，隐藏着长期未解的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当前学术学位体系面临两大痛点：培养质量参差不齐，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错位。他分析称，我国学术学位制度起步较早、覆盖较广，而专业硕士制度直至1991年才正式建立。三十余年间，两类学位的发展严重失衡，学术硕士供给总量庞大，但市场所能承载的科研岗位却相当有限。从产业结构看，国内产业尚未全面迈向高端化，对应科研岗位的比例仅约5%。有限的岗位供给与持续大批量输出的学术硕士形成鲜明反差，既加剧了学生个体的就业压力，也造成教育资源浪费，拖累产业人才匹配效率。

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日益显现——博士毕业生就业市场渐趋饱和。据统计，2026年全国博士毕业生规模将突破10万人，但高校及科研院所新增教职岗位极为有限。大量博士不得不转向企业求职，却发现产业界更青睐具备实操能力、项目落地经验的人才，而非仅精通标准化理论知识的学者。尤其在AI技术迅速普及的背景下，那些仅擅长书本理论、缺乏实践能力的博士，其市场价值进一步“缩水”。为缓解这一困境，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已陆续启动“博士+硕士”双学位试点项目，鼓励在读博士生同步攻读人工智能等应用型硕士学位，以补齐工程实践短板。储朝晖认为，这类做法本质上属于行业供需失衡之下的权宜之计，并非高效的人才培养路径，却也折射出当前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教育”问题。不少博士深陷学术赛道，不得不额外修读应用型硕士以提升实操能力，从而更好地适配企业岗位需求。

学硕大规模缩招仅仅是教育改革的表层现象，更深层亟待破解的，是教育体系中“重知识、轻技能，重分数、轻实践”的积弊。从基础教育到硕博高等教育，单一的标准化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创造力与综合能力发展，人为割裂了思维训练与动手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储朝晖援引陶行知《手脑相长歌》强调手脑协同的重要性：大脑与双手相辅相成，只读书不动手难以适应社会，只动手不思考亦难突破困境，唯有二者兼备，方能实现全面发展。他认为，分割式教育将理论与实践人为割裂，正是人才培养的核心短板所在。

针对专业硕士的培养考核，储朝晖提出“必须建立一套完全区别于学术硕士的评价标准”。目前硕士选拔仍以纸笔理论考试为主，这种评价方式只能检验书本记忆能力，难以衡量实践与创新素养。专业硕士应推行多元评价机制，弱化统一笔试权重，将实践项目、原创作品、落地成果作为核心录取依据，尤其适用于艺术、工程、技术等专业领域，给予考生充分展示综合能力的自主空间。

学硕“瘦身”与专硕扩容，既是国家顺应产业升级而作出的主动人才战略调整，也是对长久以来教育结构失衡的强制性纠偏。然而，学位招生规模的调整仅仅是外在形式，改革的真正内核在于人才培养逻辑的根本转变。当硕士教育定位从学术后备力量转向职业能力提升，考核标准从单一理论测试转向多元综合评价，升学路径从唯学历论转向因材施教，研究生教育改革才算真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