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岁的李兴芳（化名）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过去总以为肠癌检查非常繁琐，必须跑到大医院做肠镜，心里还存有几分畏惧。如今家门口就能轻松完成采样，而且分文不取，真是便利极了。”

当前，结直肠癌已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居民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据《2025浙江省肿瘤登记年报》披露的数据，该省结直肠癌患病率位居全省各类癌症第五位，而死亡率则攀升至第三位的高位。

面对这一被称作“沉默杀手”的疾病，一场以早期筛查为重心的基层健康守御行动正在浙江广大地区深入推进。记者深入社区一线，试图揭示这项民生工程是如何将“预防”二字真切地书写在千家万户的门槛之前。

从“排斥检查”到“主动参与”

在蒋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全科医疗工作的陈田芳医生亲身见证了居民们对肠癌筛查态度所经历的显著转变。她回忆道：“项目启动之初，不少居民心存疑虑。他们最频繁追问的无非是三个方面：操作是否繁琐、结果是否可靠、会不会带来身体损伤。”相当一部分中老年人对抽血检查心怀恐惧，嫌过程费时费力，因而对传统筛查方式颇为抵触。

然而，今年新引入的粪便DNA检测联合定量FIT双联筛查技术，恰好针对性地化解了上述种种顾虑。这一检测手段无需空腹、不采血、居家即可自行取样，极大降低了民众参与筛查的心理与实际门槛。“居民领取采样工具包后，只需在家中完成标本采集，再按照规定时间送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可，全程不会干扰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节奏。”陈田芳补充道，今年增加的定量FIT辅助筛查手段，既确保了检测的精确程度，也使整个工作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

李兴芳向记者谈到：“年轻时我在西湖上以撑船为业，常年日晒雨淋，总自恃身体状况极佳，从未进行过任何肠道方面的检查。”一次偶然的退休体检，让她深刻体会到肠癌筛查的紧迫意义。通过社区卫生人员的宣教，她了解到西湖区正推行免费的肠癌筛查民生工程，居家即可取样送检。

当收到初筛结果呈阳性的通知时，李兴芳一度感到忐忑不安。“好在社区医生第一时间主动来电，耐心细致地为我解读了检验报告，明确告知阳性并不意味着必定罹患癌症，还需通过肠镜检查作最终确认，并且主动协助我联络了上一级医疗机构。”这段完整的服务体验让她宽心不少，“社区医院将筛查、确诊及就医引导安排得井井有条，还提供了数百元的经济补助。在上级医院完成肠镜检查并摘除息肉后，主治医生感慨说，多亏就诊及时，否则极有可能发展为恶性肿瘤。”

“以前对于肠癌早期筛查毫无概念，总觉得与自己无关。经过此番亲身体验才恍然大悟，早筛无异于拯救生命的关键一步。”李兴芳感慨万千。

从“重在治疗”迈向“重在预防”

“连续三年大力推行免费肠癌筛查项目，其根本动因在于贯彻‘健康中国’战略，推动癌症防控阵线前移。”杭州市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杭州市西湖区卫生监督所）主任胡小炜如是说。

胡小炜指出，结直肠癌的发生演进是一个相对迟缓的病理过程，自正常肠黏膜发展为增生性息肉、腺瘤性息肉，继而演变为早期癌乃至进展期癌，每个阶段都为医学干预留下了宝贵窗口。据了解，早期结直肠癌患者经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达九成以上；但晚期患者的这一比例则骤降至不足一成。因此，早筛查、早确诊、早治疗，无疑是降低该病致死率最为有效的途径。

在公共卫生整体架构中，此项民生工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健康守护者”角色。胡小炜介绍，项目完全依托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实施，在区级层面通过统一规划、统一培训、统一质控的原则，确保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能够胜任、接得住任务”。西湖区范围内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置了筛查服务点位，方便居民就近参与。

“今年我们针对便民采样流程、阳性结果随访以及高危人群干预等环节实施了多项优化升级。”胡小炜表示，该区已进一步完善阳性结果的追踪随访机制，力保初筛阳性居民能够迅速获得肠镜复查提醒与就医指引，从而构建起“筛查—诊断—干预”无缝衔接的闭环管理体系。

陈田芳也透露，如今社区医生正借助家庭医生签约、健康知识讲座、微信群交流等多元途径，持续开展肠道健康知识普及工作。“我们反复向居民强调，肠道息肉及癌前病变在早期通常不显现任何症状，一旦出现腹痛、便血等情况，往往已是疾病晚期。早筛并非无端‘制造疾病恐慌’，而是卓有实效的‘预防手段’。”

以最小成本，守护最大福祉

深耕基层肠癌早筛工作已有三个年头，陈田芳深切体会到早期筛查为居民健康带来的切实改善。“部分居民通过筛查及时发现早期病变，经过干预后恢复状况良好，如今主动成为我们的‘义务宣传者’，积极劝说身边亲友参与筛查。”她表示，“这项常态化民生工程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使‘早预防、早发现’的健康理念切切实实融入到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为西湖区这项民生项目的技术支持单位，华大基因已连续多年参与项目执行。该机构驻西湖区民生项目运营经理郑婷婷介绍，在大规模普惠性筛查落地的实践中，团队建立了一套涵盖样本采集、冷链运输、实验室检测乃至报告发布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全力保障检测效率与结果精准度。“后续我们将继续在检测技术升级、筛查覆盖范围扩大、健康科普宣传以及高危人群持续性随访干预等方面深耕发力。”郑婷婷说，希望促使更多民众共享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健康福祉。

西湖区的成功探索，正是浙江全省积极推进重点人群结直肠癌免费筛查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自2020年起，浙江省便将重点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确立为省政府民生实事工程，将基于风险评估问卷与粪便隐血试验的初筛手段，同结肠镜检查的精筛环节有机结合，规范有序地开展肠癌筛查工作。截至2025年12月底，全省已完成高达1228万人次的筛查任务，众多市县区更是将消化道肿瘤联合筛查一并纳入地方民生实事范畴。

从基层社区数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到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开，这场以“早期筛查”为核心的基层健康守护行动，正在谱写着“以人民健康为根本”的生动画卷。在这场与“沉默杀手”的争分夺秒较量中，每一次提早筛查，都或许能扭转一个家庭的命运轨迹。（完）

中新网南宁7月31日电（廖薇 林浩）7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外披露，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近期通过“双语翻译+家庭教育指导师”协同调解机制，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成功调处一宗涉及中韩两国当事人的涉外离婚案，体现出柔性化解家事纠纷的新路径。

据办案法官透露，男方韦某为中国籍，女方金某为韩国籍，两人于2019年缔结婚姻并育有一女。随着感情逐渐破裂，金某提起诉讼请求离婚。一审法院作出准予离婚的裁决，并将婚生女交由韦某直接抚养，相关抚养费用由韦某自理。金某对此不服，提起上诉，希望法院改判女儿由自己抚育，同时由韦某承担相应抚养费。

由于双方在成长背景、家教理念方面差异明显，加上金某中文表达受限，前期争执多集中于各自诉求，而忽略了破裂婚姻对幼龄子女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这使得案件调解一度困难重重。

为破解涉外家庭纠纷中沟通与情感的双重障碍，南宁国际商事法庭集结了多种专业力量，特别邀请精通韩语的吉林外国语大学教师闵锐担任韩语传译，参与线上与线下的调解工作。与此同时，主审法官适时对双方进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从法律与情感双维度唤醒父母责任意识，纠正其旧有认知偏差。

此外，法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的支持下，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胡光华介入引导，帮助当事人学会以平和心态应对分歧，理性表达诉求，减少带有功利色彩的评判，把儿童心理需求置于调解核心，强调持续性的陪伴与正向鼓励。

调解当日，韦某在引导下主动向金某表示感激，金某也表达了对其付出的认可。两人接受相关教育建议，达成以孩子最佳利益为导向的调解基调。经过主办法官多轮释法说理、指导师温情启发以及双方反复沟通，双方暂时搁置争议，自愿就婚姻关系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配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

随后，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依法出具调解书并送达各方，同时督促双方切实负担抚养、教育及保护等职责。

本案为涉外家庭纠纷化解提供了有益示范：中外当事人可借助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寻得兼顾亲子权益的妥善方案，推动司法、家庭与社会专业力量形成有效协同闭环。

展望未来，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将持续完善跨境家事柔性解纷机制，不断提升涉外婚姻与子女抚养类案件处理的专业性和人文温度。（完）

别再让痔疮“背黑锅”了！有一种肠道疾病，被称为“绿色癌症”，它的隐患远比想象中更为骇人。

曹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在门诊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形：不少患者长期便血，一直当作痔疮治疗，用尽各种药膏，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做了肠镜，才发现直肠早已大面积糜烂。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曹倩教授每日接诊中反复上演的真实一幕。

这种疾病究竟是什么？为何总被误认为痔疮？若长期拖延、不予理会，又会招致怎样的严重后果？今日，请曹倩教授为我们逐一揭晓。

它其实并非简单的“肠道发炎”，而是免疫系统在“误伤”自身肠道。此病名为溃疡性结肠炎，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吃坏肚子”有着本质区别。溃疡性结肠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或真菌感染源，而是一种全身性、系统性的疾病，与免疫调节异常紧密相连。通俗地讲，就是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认错了对象”，猛烈攻击肠道黏膜，致使肠壁满目疮痍。溃疡性直肠炎，正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一种亚型，其病变主要集中在直肠区域。

曹倩教授指出，该病最典型的标志是反复发作的黏液脓血便——大便中混有类似鼻涕的黏液与血丝，这是它最具辨识度的特征。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腹泻、里急后重（总想如厕却排不干净），甚至有少数早期患者反而表现为便秘。

正因症状与痔疮极为相似，它成为被误诊率最高的肠病之一。“许多患者一见到血便就自行断定为痔疮，涂抹药膏拖延许久才来做肠镜。结果发现，出血的根源并非痔疮，而是整个直肠黏膜弥漫性炎症所致。”曹倩教授不无感慨。

那么，溃疡性直肠炎是否比全结肠炎更轻微？曹倩教授明确纠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评估溃疡性结肠炎的严重程度，关键不在于病变部位，而在于炎症的剧烈程度。即便直肠炎病变范围相对有限，若炎症严重、血便频繁，也属于重度溃疡性结肠炎。

若听之任之，后果将一个比一个严峻。起初或许仅“轻微带血”“多跑几趟厕所”，许多人选择隐忍。但曹倩教授提醒，一旦延误规范治疗，后果远超预期——

其一，病情可能从轻度演变为重度。临床上，溃疡性结肠炎分为轻、中、重度。轻度时每日血便可能少于4次，重度时则可达6次甚至10次以上。症状一旦加重，贫血、乏力、营养不良接踵而至，整个身体状态都将受到显著冲击。

其二，炎症范围会持续扩大。原本局限于直肠的炎症，可能逐渐向上蔓延，最终累及整个结肠。

其三，癌变风险随之升高。炎症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黏膜反复受损又修复，细胞异常增生的概率便会上升，进而一步步走向肠癌的深渊。

其四，严重并发症可能突然爆发。例如大出血、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等。曹倩教授警示：“若炎症失控，发展到这一地步，或需手术介入，甚至切除整个结直肠。”

正因该病目前尚无法根治、可能相伴终身，且极为折磨人，有人将其称为“绿色的癌症”。然而，曹倩教授更愿这样定义：“它固然磨人，但绝非绝症。只要管理得当，患者完全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迎来了新选择。药物治疗是该病的核心手段。曹倩教授介绍，传统药物如氨基水杨酸制剂，是轻中度患者的“老牌武器”，但部分人需大剂量、多次服用，依从性不佳。效果欠佳时，过去往往只能依赖激素和免疫抑制剂。

近年来，生物制剂与小分子药物等新型药物陆续上市，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以一款名为艾曲莫德的小分子口服药为例，其作用机制颇为独特。曹倩教授解释，肠道发炎的本质，是被激活的淋巴细胞“迁移”至肠道黏膜，释放炎症因子，破坏肠壁。而艾曲莫德属于S1P受体调节剂，它并非中和已释放的炎症因子，而是直接将那些蓄意“破坏”的淋巴细胞“关押”在淋巴结内，阻断其外出路径，从源头上遏制炎症发生。简而言之，就是“不让这些细胞出来惹事”。

药物选择固然重要，用药时机同样关键。有些患者总想把新药或好药留到最后——担心过早使用一旦无效便“无路可退”。曹倩教授对此直言：“这是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下的治疗原则是在合适时机，及早选用合适的药物。若病情已然加重，任何药物的疗效都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某种药物不合适，也还有其他替代方案。“切勿将最好的‘武器’留到最后，届时它可能已不再是那件‘最佳利器’。”

曹倩教授曾接诊一位20多岁的年轻患者，其反复出现黏液脓血便，最终确诊为溃疡性直肠炎。确诊后，他先使用氨基水杨酸栓剂，控制效果不佳，随后加用同类口服剂型，每日需服用8片药物，但症状始终未达理想控制水平。有医生建议注射类药物治疗，但他对针剂心存抗拒，予以拒绝。

后来，他辗转至曹倩教授的门诊，寻求其他方案。恰逢医院有艾曲莫德可供使用，每日仅需口服一次，无需打针，他便接受了这一方案。“大约用药两三天后，他便告诉我们，原先每日可见的血便、黏液便，竟明显好转了。”曹倩教授回忆道。

曹倩教授所在的邵逸夫医院，是国内最早关注并诊治炎症性肠病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参与艾曲莫德临床研究的中心。曹倩教授深耕炎症性肠病领域多年，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及疑难罕见肠病。早在20多年前，国内此类药物极为匮乏之际，她便组建诊疗团队，启动了相关研究。

在饮食管理上，曹倩教授还给出了两条核心原则。除规范治疗外，生活方式管理，尤其是饮食，至关重要。“饮食环境是炎症性肠病发生及加重的重要影响因素。”她指出，过去国人很少罹患此类疾病，如今却越来越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饮食结构的变迁——高盐、高油、高脂及超加工食品摄入显著增加。

她建议患者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个体化回避。凡是食用后自觉不适、有刺激感或过敏反应的食物，坚决停止摄入。第二，优选天然食物。添加剂过多的超加工食品、高盐高油高脂食物，均对肠胃不利。推荐少油少盐、以清蒸为主的新鲜天然食材。

中新网南宁7月30日电（林浩）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透露，为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政策导向，该厅近日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联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会议费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展开系统性修订，在承袭既有管理架构的同时，注入多项刚性约束，为规范会议经费管理、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筑牢制度屏障。

《办法》推崇精简高效的办会理念，倡导简化会议形式，强化对议题相近或参与人员重叠会议的归并整合，凡可合并召开或压缩日程者，应果断精简，剔除冗余环节。同时，鼓励优先采用线上模式，在确保保密义务与网络安全合规的前提下，尽可能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原则上不邀请外地人员赴主会场现场参与。此外，文件强调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潜力，若单位自有办公设施齐备，线下活动应首选内部场地，线上会议则优先依托内部电视电话系统、政务内网视频平台等既有技术手段。

针对基层负担问题，《办法》着力削减会议频次，已通过文件部署的事项不再重复开会，杜绝“传达不过夜”的形式主义，各系统各领域的年度综合性会议原则上限制为一次。会期控制亦更加严格，二类会议的时长由原先的“最多两天”缩短至“不超过一天半”，不设分组讨论的会议则压缩至“半天以内”，报到与离会时间也由“两天”上限降至“一天半”。

在预算管控层面，《办法》明令禁止发放公文包、记事本等用品及纪念品、赠礼，不提供茶歇服务，严禁借助外部机构代办的途径虚增会议支出，同城住宿审批亦从严把关。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各类会议的预算编报要求与开支标准，线下费用实行分类型、分档次的综合定额管控，报销结算须严格遵守定额上限，未发生支出的项目应从定额中剔除，且不得随意调整预算。

对于临时性会议，《办法》规定了审批流程与资金渠道，此类会议须依规报批后纳入整体计划，若年初未列入部门预算，则应优先在单位既有会议费预算中调剂解决。同时，文件首次厘清了线上会议的界定、费用范围与报销规范，相关支出涵盖设备租借、网络传输等项，不纳入综合定额核算，在年度预算内按实列支，此举填补了线上办会管理的制度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