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身边不少人再度出现咳嗽、咽痛乃至发热等不适症状，这一现象不免令公众心生疑虑——难道新冠病毒将迎来新一轮攻势？这场“小波动”究竟缘何而起？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最新发布的《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显示，上月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7.9万例，其中重症130例，死亡1例（该患者系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所致），整体报告病例数呈现逐月攀升的态势。

哨点医院的监测数据亦揭示出明显信号：门急诊流感样病例的新冠病毒阳性率，自6月首周的2.9%一路爬升至月末的6.4%，增幅显著。目前，优势流行株依然为奥密克戎变异株NB.1.8.1及其亚分支，未见病毒类型的根本性转变。

7月16日，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昭瑞在国家疾控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自2025年10月起，我国新冠疫情已连续八个半月处于流行间期水平，病毒活跃度始终较低。然而，今年5月下旬，疫情出现抬头迹象，至6月中旬正式迈入低流行阶段。近期，全国哨点医院的新冠检测阳性率有所上扬，意味着疫情虽呈上升走向，但整体仍旧被控制在低流行的范围内。

常昭瑞强调，新冠疫情如今已演化为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面对正常范围内的疫情波动，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消费端的数据同样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京东买药统计显示，7月6日至13日期间，新冠自测试纸及试剂盒的成交额环比实现了成倍增长；抗病毒药物的销量也同步攀升——瑞派乐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销量环比上涨62%，来瑞特韦片涨幅达53%，阿泰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则增长了47%。与此同时，京东买药秒送渠道的流感、新冠相关药品订单周环比飙升逾110%。美团买药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同期全国范围内新冠用药需求周环比上涨32%，流感及新冠相关药品整体需求持续走高。

一般而言，呼吸道疾病多发于寒冬时节，缘何在盛夏季节感染数反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解释，新冠的流行规律与流感截然不同——它并无固定的季节性高发期，更多取决于人群的免疫易感程度。近期感染人数增加的背后，主因是群体免疫屏障随时间推移而自然衰减。此外，夏季高温促使人们长时间依赖空调降温，室内开窗通风的时间大幅缩减，无形之中加剧了病毒的传播概率。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胡洋则指出，每年六至八月，新冠病毒感染都会出现一个惯性的“小高峰”，但总体尚属可控，未形成大规模流行态势。他表示：“新冠的传播仍以冬春季节为主导，不过其他月份同样存在传播可能。尽管夏季紫外线较强，病毒在暴晒环境中存活能力下降，传播水平低于冬春，但新冠病毒的扩散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不能简单套用‘高温等于低传播’的公式。六七八月病例的增多，或与免疫屏障的周期性衰退、病毒持续变异、暑期人员流动频繁以及室内密闭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越从发热门诊的一线观察出发，坦言本轮感染人数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不过，在症状表现上，本轮感染与既往并无显著差异，依旧以发热、全身不适及呼吸道症状为主——包括咽痛、咳嗽、咳痰、鼻塞、流涕等表现。患者仅凭自身的直观感受往往难以甄别具体毒株。值得欣慰的是，中型及重型病例数量大幅减少，临床所见肺炎病例已属少见，绝大多数患者仅表现为发热及上呼吸道症状。

王越进一步指出，当前流行毒株仍为奥密克戎分支下的变异体，其核心病毒结构与致病严重程度并未出现根本性改变，公众不必过度忧虑。在重复感染方面，临床观察显示，感染后三个月内人体通常保有较强的抵抗力，而超过这一时段后，二次感染的风险将相应抬升。

王越同时发出提醒：若出现持续不退的高热（体温达39℃及以上）、剧烈咳嗽伴咳痰、明显胸闷或静息状态下呼吸困难，抑或老年人呈现反应迟钝、神志淡漠等异常表现，应高度警惕并尽早就医。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肾病等基础病的人群，以及婴幼儿、孕产妇和免疫功能低下者，其感染后重症风险更高，需格外加强个人防护。此外，新冠感染可能干扰原本控制平稳的慢性病状况，患者切勿擅自停药或随意调整慢性病治疗药物的剂量。

2026年盛夏时节，遵义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禀赋，以亲水型户外体验为突破口，持续精进避暑度假的配套设施与服务体系。从蜿蜒水面的景观公路到幽深峡谷的激流探险，从隐秘地底的暗河秘境到茶园掩映的溪涧步道，当地深耕“水+红、茶、酒、洞”的多元融合模式，清凉的自然环境不仅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更让“避暑度假到遵义”这一金字招牌愈发响亮。

赤水河谷的骑行道、桐梓山间的漂流线、绥阳溶洞内的桨板探秘、习水的水上公路奇景、凤冈茶谷的溯溪体验，以及余庆湖面的极速快艇——遵义的亲水玩法正呈百花齐放之势。漂流、溯溪、飞拉达、摩旅、湖畔露营等各具特色的户外项目加速布局，并与乡野民宿、山林康养、地道农产等业态深度融合，推动游客从走马观花式的单日行程，升级为深度体验的长期驻留，由此构筑起“水景吸引客源、民宿承载留宿、配套拉动消费、产业带动增收”的完整避暑经济循环。

习水县飞鸽森林公园内的天然水上公路，今夏成为游人争相打卡的热门景观。林海环抱之下，清澈见底的浅滩河道上车辆缓缓碾过水面，游客或于岸边驻足拍照，或嬉水纳凉，好不惬意。邻近的飞鱼谷漂流则与这片浅滩形成完美互补——平缓水域是亲子家庭的欢乐天地，湍急河段则满足年轻人对刺激的追求，这里既有社交媒体的传播热度，又有实实在在的户外体验粘性。

亲水景观所激发的，远不止于短期的人气聚集，更是长期旅居生活的开端。习水县依托天然水域与山地气候，重点打造六大避暑片区，培育民宿已达1527家，每年吸引约30万川渝游客在此长期居住，其中回头客比例超过八成。

凭借丰沛的河谷水资源、广袤的林海生态和立体的山地气候条件，遵义正日益成为成渝地区“候鸟式”避暑人群的理想栖息地。“游客玩水后选择留下来，麻羊、方竹笋这些山货的销路也随之拓宽。”习水县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在31日受访时透露，亲水产业每年带来的特色农产品销售额已突破2亿元，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的腰包。

桐梓县九坝镇，一个常住人口仅约2万的黔北小镇，常年气温维持在19℃上下，而到了夏季却能涌入约12万名避暑大军。这里985家民宿依托清凉的山泉与完善的配套常年爆满，昔日匆匆一瞥的过客，如今已蜕变为在此安居两三个月的“新村民”。

遵义的亲水避暑版图，远不止于漂流一项。各县区深挖本土资源，实施差异化布局，共同织就了一张各具特色的清凉产品网络。

在绥阳，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为亲水玩法开辟了全新的想象空间。洞内恒温约16℃，游客可乘桨板悠游于地下暗河，亦可沿河谷峭壁挑战洞穴飞拉达，在地心深处感受清凉与冒险交织的奇妙体验。地面之上，清溪峡漂流、山间溯溪、汇川白石崖的悬崖天梯等项目环环相扣，构建起“地下+山间”的立体玩水体系。“过去游客大多半日往返，如今溶洞特色水上项目推出后，近半游客会选择入住周边的洞穴民宿，再串联漂流、溯溪，组成两日避暑路线。”绥阳县十二背后景区负责人表示，差异化的亲水产品显著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交通等多领域的综合消费。

务川的洪渡河漂流将刺激的玩水体验与仡佬龙潭古寨的民俗风情巧妙串联；凤冈的万佛峡谷则藏身于广袤茶海之间，原生态的溯溪线路配上茶旅之心摩旅环线，为茶乡避暑注入了更多律动与活力。遵义的亲水户外产品，正从孤立的景点向带状、片区化的网络体系不断延伸。

在漂流、桨板、溯溪、快艇、骑行、露营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的同时，遵义更将清凉资源与红色文化、酱酒文化、茶旅康养、溶洞探秘等元素深度交织，推出红色研学、酒旅康养、茶乡避暑、溶洞探险等一系列复合型线路。千余场村晚、洞穴音乐会、水上嘉年华等精彩活动，极大丰富了旅居者的夜生活，让避暑度假体验从白天的水上狂欢，一路延续至夜晚的缤纷文娱盛宴。

德国政坛迎来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当地时间7月29日，由基民盟与基社盟共同组成的联盟党议会党团在柏林召开闭门特别会议，正式推举基民盟资深成员托尔斯滕·弗赖出任党团主席一职，以填补此前延斯·施潘辞职后留下的权力空缺。

作为德国执政联盟中的核心职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承担着统筹议会党团运作、协调党内议员配合政府政策执行，以及与执政伙伴就敏感议题进行磋商等多重职责，其政治分量不容小觑。

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弗赖在当天的投票表决中赢得了高达91.9%的党内支持率，这一压倒性数字彰显了他在议会党团内部广泛的人脉与认可度。

现年52岁的弗赖拥有法学教育背景，自2013年跻身联邦议院以来，其政治履历颇为亮眼。他在2021年接手联盟党议会党团议会事务执行干事的职务，长期浸润于党团内部的组织协调与日常运作。2025年联邦议院大选落幕之后，弗赖更被擢升为联邦特别事务部长兼总理府部长，在行政系统内同样占据重要席位。

身体不适家中却无药可用，这曾经令无数人头疼不已。然而在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的当下，这一难题似乎已不再棘手——只要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药品便能由骑手送货上门。

近年来，线上医药零售的版图持续扩张，市场规模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国内药品网络零售总额已然突破八百亿元大关。打开应用软件、检索所需药品、完成在线支付、等待快递送达……这种“指尖购药”的便利性毋庸置疑，甚至连受到严格管制的处方药也未能例外。然而，便利背后潜藏的隐忧不容忽视，诸如“闪电开方”“形式化审核”等违规现象，正悄然威胁着广大患者的用药安全。

针对这一乱象，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于2026年5月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指南》），围绕处方药线上零售的各个关键节点，明确提出了“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等多项规范化销售要求，将药品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贯穿于全流程、覆盖至每一环节。随着政策体系的日趋完善和监管部门执法力度的持续强化，网络售药环境已逐步走向规范，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公众对便捷购药的现实需求。不过，《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实地体验后发现，仍有部分处方药能够在互联网上轻而易举地获取，处方药的线上销售管理尚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一款原本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因在网络上被传具有“神奇”的减脂效果，意外走红，成为不少爱美女性追捧的对象。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杨蕊便是其中之一，她最近又一次在某线上平台购入数支该药品，却遭到丈夫的“截留”。其丈夫感到困惑且不满：“这是处方药，有关部门早前已公开警示过，没有对应疾病的健康人群若擅自服用，将面临极大的副作用风险，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本该受到严格管控的处方药品，为何在互联网上竟能如此随随便便地买到手？

带着同样的疑问，记者亲自打开了某款提供线上售药功能的应用软件，尝试购买该款处方药。在输入药品名称后，页面上以醒目的绿色字体标注了“处方药”字样，点击购买按钮，系统随即要求进行实名认证，并需勾选线下确诊的相关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平台所给出的确诊疾病选项中赫然列有该药的适应证——2型糖尿病，消费者甚至无需自行填写病史，仅需在预设选项中轻轻勾选即可完成操作。实名认证流程结束后，页面自动跳转至医生在线开方对话框。一位显示已通过平台“实人认证”的执业医师，在未曾询问任何病情细节的情况下，瞬间便“秒开”出一份标明2型糖尿病的电子处方。紧接着，系统便进入付款环节，支付完成后，消费者只需在家中静候处方药送上门来。

从选药到结算，整个流程前后不过一分钟，可谓“高效”至极。一个完全不患有相应疾病的普通消费者，竟能毫无阻碍地获取处方并顺利买到处方药，这显然使人对处方审核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安全性产生严重质疑。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处方药相较于普通药品具有显著特殊性，倘若网络购药渠道缺乏规范，极易诱发一系列连锁问题。邓勇进一步分析道：其一，处方药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循对症施治的基本原则，患者须谨遵医嘱，随意购买不仅容易造成误诊误治，还可能诱发药物过敏、脏器受损等突发状况；缺少专业用药指导的情况下，患者自行增减剂量、混合服用多种药物，也可能使毒副作用叠加，对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其二，部分平台所采取的“先选药、后补方”模式，从根本上颠倒了“先诊断、后开药”的医疗逻辑，极易导致虚假处方的流转难以监管，扰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与监管体系。此外，某些含有特殊成分的处方药在网络渠道被随意出售，存在被滥用的潜在风险，尤其增加了未成年人误服的可能性，进而滋生违法问题和社会安全隐患。

网售处方药管理失范的现状，已然引发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结合日常监测与专项检查所掌握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及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存在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多位受访律师向记者表示，当前部分平台所呈现出的“无实质问诊”“系统自动匹配病症即迅速开方”等操作模式，不仅埋下用药安全方面的重大隐患，更已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昊一分析认为，依据医师法的相关规定，执业医师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其范围仅限于“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鉴于处方药通常具备严格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若医生在未能全面掌握患者既往病史、用药经历，亦未开展必要体格检查的情形下便草率开具处方，实质上已逾越“复诊”边界，涉嫌违规开展线上首诊。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孔嘉琦则补充指出，若执业医师未切实履行实质问诊义务便轻率开方，明显违反诊疗规范；倘若患者因服用此类随意开具的处方药而遭受健康损害，则可能构成医疗损害侵权。若因执业医师严重疏忽或极端不负责任，致使就诊人死亡或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孔嘉琦进一步阐释，遭受损害的患者可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要求开具处方的执业医师承担赔偿责任。若药品经营企业在明知处方缺乏完整诊疗记录的情况下仍予以调配发药，并与执业医师共同造成损害后果，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当与开方医师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孔嘉琦还强调，处方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若平台对医生违规开方的行为属于“已知或应知”其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之要求，却未能及时采取暂停该医生接诊权限、健全处方审核机制等必要举措，那么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平台同样需要与医生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为更好规范处方药的线上销售、强化用药安全管理，《指南》已就网售处方药所涉问诊、开方、审方等全链条环节作出了细致规范，同时划定了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必须确保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亲自把关、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执行等多项行为红线。在此基础上，《指南》还鼓励平台建立在线监测预警机制，重点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的药品的异常销售动态，并构建相应的阻断机制。

郭昊一指出，《指南》本身虽不能单独作为行政处罚的直接法律依据，但其作为药品管理法、《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等上位法规的配套细化标准，已成为监管部门判断平台、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以及执业药师是否履行法定义务、认定其主观过错程度的核心参照尺度。各相关主体若违反《指南》中的相应规定，依然会被依据上位法追究相应责任。

“网络购药，安全始终是不可突破的底线。”邓勇强调，唯有依靠多方协同共治，方能在购药便利与用药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他认为，平台应当严格对照《指南》要求，对入驻药店及医护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核验，坚决清退“挂证”人员；同时，重构在线问诊流程，落实实名认证与病史上传制度，严禁人工智能全权代开代审处方，处方终审必须由执业药师人工完成；系统还需对高风险药品订单进行智能预警，杜绝以营销手段诱导处方药消费的行为。

对于入驻平台的医师而言，同样亟须规范线上诊疗行为，全面询问患者病情、过敏史及在服药物，切实履行用药告知义务，明确交代禁忌事项、不良反应及复查要求，坚决拒绝依据购药需求“反向开方”，对不合理处方予以直接驳回。

在监管维度上，应推动卫生健康、药品监管及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互联互通，搭建全国统一的电子处方流转平台，通过核验线下就诊记录从源头上杜绝虚假处方的产生；要依托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线上巡查，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还应完善覆盖全链条的药品追溯体系，细化各方法定责任清单，切实落实连带追责机制。

在行业层面，则应按照订单数量合理配置在岗执业药师，取消以开单量为主的考核方式，转而将处方合理性与用药服务质量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并增设长期用药咨询服务，切实提升药学服务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