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

7月30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上，《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五年实践报告》正式亮相。这份由天津市商务局与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联手推出的报告，系统回顾了天津过去五年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道路上的阶段性成果、典型经验及发展路径。

时间回溯至2021年，天津凭借自身禀赋跻身全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试点名单。五年来，这座城市充分依托“河、海、山、楼、港”的独特资源优势，紧紧围绕“国际、消费、中心”三大核心定位，走出一条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新路。开放枢纽功能不断升级，津派消费的辨识度和影响力日益彰显。

报告披露了一组亮眼数据：五年间，天津累计引入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及概念店近2000家，举办各类首发、首展、首秀活动超过1000场，市场呈现出“周周有首秀、月月有首发”的活跃态势。全市新增优质商业载体空间约400万平方米，盘活闲置商业设施达253.9万平方米，年均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4000余场。

在商品供给端，天津充分利用港口及自贸试验区叠加优势，常态化运行智利车厘子、马来西亚榴莲等生鲜消费品直航快线。平行进口汽车业务占据全国八成以上份额，二手车出口规模稳居全国第二。本土品牌培育同步发力，已累计打造125个重点国际自主品牌，老字号品牌总量从149个攀升至213个。

依托北方唯一海铁陆空复合交通枢纽的独特条件，天津正加速从“交通枢纽”向“消费枢纽”华丽转身。2025年，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403.29万标准箱，集装箱航线拓展至150条，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排名跃升至全球第18位。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率先在北方恢复运营，当年接待国际邮轮91艘次、进出境旅客30.57万人次，运营规模雄踞北方第一、全国第二。

入境消费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天津全面落实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并在全国率先实现外国自然人身份信息在线核验。2025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2.61亿人次，同比增长10.9%；入境游客达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1.2%；国际旅游收入6.7亿美元，同比增长34.1%。

天津拥有877幢历史风貌建筑和16个历史文化街区，底蕴深厚。五年间，通过“腾退修缮运营一体化”机制，成功盘活小洋楼152幢，推动历史空间从静态观赏向可进入、可体验、可消费的开放场域转型。五大道年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意式风情区年游客量攀升至1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增长超过10倍。西北角特色美食街区日均迎客约4万人次、峰值达15万人次，已然成为全国瞩目的现象级美食地标。

报告对天津五大特色领域的创新探索进行了系统总结：港站枢纽联动打造双向开放门户、洋楼风貌活化塑造品质消费标杆、津派文化赋能文商旅体展演深度融合、轻工制造焕新构筑国货供给高地、医武康养融合拓展健康服务消费纵深。同时，报告还甄选出洋楼全景焕新、高空经济场景拓展、天美街区“四区融合”等十大典型案例，立体展示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实践轨迹。

2025年，天津首次荣登“全国游客满意十佳城市”榜单，六大核心文旅商圈整体满意度达83.40分，80.4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故地重游，“值得来、愿意留、还想来”的消费目的地形象日趋清晰。

面向未来，报告提出天津将推动枢纽消费从“通道型优势”向“运营型优势”迭代升级，着力构建“口岸集货、枢纽导流、城市承接”的门户型消费体系。在洋楼活化方面，将建立覆盖全市历史风貌建筑的数字资产管理体系，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历史街区数字活化天津标准。在文商旅体展融合领域，将从单场活动组织转向活动消费全周期运营，全力塑造全国知名的赛展演消费目的地。（完）

香港七月二十日电（记者戴梦岚电）当人工智能能在眨眼之间挥就小说华章、吟咏诗句，甚至炮制出令人难辨真伪的影像时，第36届香港书展上众多执笔人，却将思考的焦点不约而同汇聚到同一命题：在机器愈发擅于书写之际，人类如何守护那份不容取代的独特价值？

在首位摘取普利策新闻奖桂冠的华人摄影家刘香成《古道新章》新书分享会上，一名高中生的提问直指核心——"AI是否能取代摄影师？"刘香成答道，人类对故事的渴求从未停歇，而故事传递的脉络中，有两样基石是智能工具难以企及的：真相与共情。"我坚信，纵使AI降临，也不会有人因此停止讲述。"

作家许知远面对AI创作热潮，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忧虑："当我读到那些由算法生成的文字，内心确实涌起一阵不适。"他质疑AI能够"伪装出精致的表达"，但人与机器的根本分野，在于人类身上那些不可预期的、乃至带点"脱轨"色彩的特质——那些迷惘、徘徊，以及追寻自我的漫漫长路。文学史上真正留下印记的大师，无不毕生叩问"我是谁"。这种略带"偏执"的独特性，在AI愈发普及的时代，反而将愈发熠熠生辉。

作家苏童则将文学创作视作一种带着体温的劳作。在他看来，AI充其量是一位得力的助手，却难以成为文学的灵魂。"AI归根结底是数据的堆砌，而文学恰恰是想象的疆域。"他掷地有声地强调，创作所蕴含的创造力，永远无法被代码复刻。

相较于前述三位作家聚焦于"能否替代"的思辨，冯唐则选择了一条更务实的路径——探索人机共舞的可能性。"我是AI的深度用户，始终偏爱那些最尖端、最昂贵的模型。"这位前任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在专访中对中新社记者直言，AI既已问世，便再难"收回盒中"，它正悄然催生一场"脑力平权"的浪潮。与其抗拒，不如将其转化为手中利器。

在其熟稔的管理咨询领域，冯唐观察到，AI撰写管理报告、勾勒战略蓝图的能力，已悄然超越顶尖商学院的新晋毕业生。"若执意与之硬碰硬，坦白讲，你必输无疑，那是一条绝路。"在他看来，人类的价值恰恰蛰伏于AI力所不逮的三重维度：提出洞见式的发问、对生成内容进行甄别取舍、以及斡旋人际间的协作推进。

在文学创作的疆界里，冯唐赋予AI一个鲜活的定位——"高级图书管理员"。它能够高效地检索资料、整合信息，却无法触及创作的核心。他不无憧憬地坦言："我盼望有朝一日，AI能写出'春风十里不如你'般的句子，或炮制出更精妙的战略方案，但就眼下而言，这种景象尚在远方。"

冯唐进一步指出，正当AI以更迅捷、更出色之姿攻城略地时，反而更需人类下足"笨功夫"，去锤炼判断力、沉淀经验。"好比有了计算器，仍要坚持笔算一般，这种付出，或许是绕不开的苦修。而恰恰是这份坚持，或许能让人比旁人走得更远、扎得更深。"

"我如今把AI视作自己的'外骨骼'，"冯唐如此比喻，"但行路终究要依靠双腿。"人类既要学会驾驭这具"外骨骼"的精髓，也应懂得在恰当时机卸下它，让自身的肌肉与心智，始终保有蓬勃的力量。

近期，多家学术期刊陆续宣布推行或提倡论文独立署名制度，这一动向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支持者认为，此类举措有助于遏制“挂名作者”“人情署名”等长期困扰科研诚信的乱象；反对者则表达了忧虑，担心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有可能干扰正当的科研协作，并给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以及青年学者的职业成长带来更大阻力。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场关乎论文署名形式的专业探讨，但实质上，它触及了科研评价机制、人才培育模式、学术伦理规范以及整个学术生态系统等深层次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或许并非“谁有资格署名”这一表面问题，而是署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价值导向——究竟应当构建一种怎样的科研评价体系，才能更加科学、公正地衡量学术贡献？

论文署名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荣誉范畴，它与项目申报、职称晋升、人才选拔、博士毕业条件以及高校绩效评估等现实利益紧密相连。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往往能够左右一名博士能否顺利获得学位、一位青年教师能否成功留校任教，甚至决定一位科研人员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研究资源。正因如此，署名这一行为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贡献记录，而演变为与个人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凭证”。

正是因为署名与利益之间形成了高度绑定关系，原本应当忠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机制，逐渐沦为利益分配的博弈工具。于是，挂名作者、馈赠署名、影子作者等种种学术失范行为便应运而生。有些人并未做出实质性贡献，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作者席位；另一些人则付出了大量艰辛劳动，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认可。这种乱象不仅严重损害了科研活动的公平公正，也极大地削弱了学术共同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在此背景下，对论文署名进行规范整顿、维护科研诚信，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简单地将联合署名与学术不端划上等号。现代科学研究的开展，正日益呈现出团队协作、学科交叉和技术深度融合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便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愈发离不开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从理论框架的搭建、实验数据的采集分析，到专业技术的支撑保障，不同成员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合作攻关已然成为当下知识创新的一种核心模式。

与此同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科研合作，同样是高层次人才培养链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导师不仅承担着学术方向引领与知识传授的职责，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具体科研项目的共同参与，帮助学生逐步构建独立研究能力、熟悉学术行为规范，并最终融入学术共同体。对于这类确有实质贡献的合作研究而言，联合署名不仅合理合法，更是尊重科学研究客观规律的应有之义。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治理的对象，并非联合署名这一形式本身，而是脱离实际贡献的虚假署名；我们需要反对的也并非合作研究，而是被“利益绑架”所扭曲的合作关系。这场关于署名的论争，其本质上是“破四唯”改革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事实上，当前围绕署名问题所衍生的诸多矛盾冲突，其根源并不在于署名制度自身的设计缺陷，而在更深层次的科研评价导向。

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明确提出了“破四唯”的指导方针。这一改革的核心要义，并非否定论文的价值，而是坚决反对将论文数量、署名排序等单一量化指标奉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尺，力图引导评价体系真正回归到对创新质量、实际贡献及社会价值的综合考量上来。倘若评价体系未能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便在形式上全面推行单独署名制度，也难以避免催生出新型的形式主义问题。今天取消了联合署名，明天便可能出现其他形式的利益交换与替代方式。唯有将“四唯”的根基彻底破除，才能从源头上弱化围绕论文署名展开的利益博弈，从而使科学研究回归到探索真理、服务社会的初心与本位。

展望未来，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署名机制，应当始终坚持以实际贡献为准绳，而非单纯追求排名次序。目前，国际上许多权威期刊已经开始推行作者贡献声明制度，要求每位署名作者明确列出其在研究设计、实验执行、数据分析、论文撰写、项目管理等环节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这样一来，署名便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排序标签，而是承载了明确的责任归属和事实依据。相较于简单地规定“单署”还是“合署”，此种机制显然更能真实、客观地还原每位作者的科研贡献，也更有利于从制度层面杜绝挂名等不良现象。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着力构建一套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在评价科研人员时，既要审视其论文成果，也应综合考量其原创性思想、科技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成效、社会服务贡献以及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维度表现；既要重视标志性成果的引领作用，又要充分尊重不同学科在知识生产方式上的固有差异。对于文史哲这类以学者独立钻研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学科，评价导向可以更加侧重于原创思想的深度与厚度；而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生物医学等以团队合作、协同创新为显著特征的领域，则理应充分认可集体贡献的价值，避免运用整齐划一的标尺去衡量所有学科门类。

更为关键的是，评价的重心应当切实落脚于“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创造了何种社会价值、培育了怎样的优秀人才”之上。只有当高质量创新真正成为评价体系的核心导向，而非论文发表数量或署名顺序的简单比拼，才能有效缓解青年学者与博士生群体中长期弥漫的“论文焦虑”，也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挂名、争抢署名等学术乱象的滋生蔓延。

论文署名，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整个科研生态的健康状况。它既关乎学术伦理的底线坚守，也关系到人才梯队的接续培养；既展现了科研协作的基本模式，也折射出评价制度运行的深层逻辑。归根结底，今日所争论的“署名权归属”，其焦点并非那一个个名字本身，而是与名字紧密捆绑的权益分配规则。一个真正健康、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态，应当确保每一位作出真实贡献的科研工作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认可，让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精神得到充分的鼓励与弘扬，让学术诚信在完善的制度保障下蔚然成风。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