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体系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国务院最新印发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下称《规划》）强调，要着力锻造卓越研究生教育，完善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在选拔、培养及评价环节的差异化机制，创新探索“博士+硕士”双学位培育模式，并强化导师队伍能力建设。《规划》同时提出，需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以及战略紧缺领域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贯通式培养。

此外，《规划》明确指出，要稳健推进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的变革。麦可思研究院分析认为，这标志着在研究生教育规模历经持续扩张后，招考改革正将重心转向“选拔机制优化”，其内涵涵盖分类选拔体系的构建、初试环节的革新以及复试评价标准的完善等多个维度。

值得关注的是，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分类发展近年来已步入快车道。早在2020年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便确立了未来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将主要依托博士教育培养，硕士阶段则侧重应用型人才，即以专业学位硕士作为培养主体的方向。同年出台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进一步设定了明确目标，即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规模需提升至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约三分之二。

据媒体报道，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指出，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持续攀升，社会对专业型人才的渴求已远超学术型人才，这必然倒逼招生考试制度作出相应调整。他预测，未来学术型与专业型研究生考试有望采取分别命题的方式；同时，专业型研究生的复试环节可引入行业专家参与，着重评估考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而学术型研究生则更侧重于考察其知识储备的广度、学术追求及创新潜能。

与此同时，近期国内多所高校相继宣布停招学术学位硕士。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数学学院于6月24日发布通知，决定自2027年起不再招收数学专业的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则于6月15日由超过十个学院联合公告，明确2027年仅招收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而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4月发布的消息中阐述道：“依据我院人才培养规模及结构调整的规划，自2027年起将停止招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专项计划除外）。‘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等专项将继续按既有要求通过推免方式招收硕士生。学院还将积极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主要以招收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为主。”

从整体趋势来看，部分双一流高校愈发倾向于将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重心转向直博及硕博连读模式。近年来，多所高校的直博生推免名额大幅增加，目的在于为有志于科研的学生开辟一条更为直接且连贯的学术研究通道。对高校而言，缩减学术学位硕士规模亦是优化培养结构的必要之举。

此外，《规划》还特别提出探索“博士+硕士”双学位的人才培养模式。去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印发《“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允许试点高校自主设立此类项目，支持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时研修另一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今年以来，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众多高校已纷纷启动相关项目，鼓励博士生辅修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硕士学位，以拓宽复合型人才的培育路径。

中新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 曾玥 刘纪）记者从28日中国教育部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内资助政策架构日趋完善，资助资金投入规模呈稳步攀升态势，受资助学生覆盖面持续拓宽，资助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程度亦获得显著增强。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总数接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同期增幅超过5%。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向媒体介绍道，当前阶段，中国的学生资助体系已构建起一套独具特色的多元政策框架——资金来源以政府为主导，辅以学校及社会力量；资助形式以无偿支持为基石，兼顾有偿机制；受助对象聚焦于经济困难群体，同时注重对优秀学子的激励。这一体系从制度层面筑牢了“确保任何一名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坚实屏障。

刘玉光进一步披露，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领域的资金总投入突破3900亿元人民币大关，同比增幅高达14%以上。其中，财政拨款约达2400亿元，占据资助资金总额六成左右，继续发挥核心支柱作用。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助学贷款当年发放规模攀升至1277亿元，较上年激增34%，占资助总金额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回顾历年趋势，学生资助投入始终保持增长势头，财政资金始终在整体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北京7月17日电——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于当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第八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及第八届第一次理事大会。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任友群出席并发表讲话，同时还向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刘利民颁发了致谢牌匾以示敬意。

会议回顾指出，该协会在过去45年间始终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围绕教育部核心任务，秉持“辅佐政府、连接政社、引领行业”的职能定位，在落实国家元首外交倡议、打造中外教育互动平台、强化跨境教育质量保障以及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等多个领域，均留下了突出贡献的印记。根据《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要求，协会未来应更坚定地履行政府助手的职责，主动培育更为灵活且富有韧性的教育合作网络，全面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扎实推动中外人文交流迈向新台阶。大会期望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协会能够持续赋能教育国际化的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及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本次大会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召开，以推进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为主线，全面回顾了第七届理事会的工作成果，并高瞻远瞩地规划了新一届理事会的重点方向。会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理事会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及副部长田学军被推举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此外，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订版的《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章程》，同时核准了第七届理事会会长刘利民所作的工作报告、理事会财务报告及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初步探讨了第八届理事会事业发展的前瞻性规划方案。

本次大会汇聚了协会会员代表及相关领域嘉宾近400人，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一边是欧洲消费者掀起“抢购潮”争相入手中国制造的空调，另一边布鲁塞尔却以“产能过剩”为利刃，接连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及跨境电商挥舞限制大棒。难道出口规模扩大就意味着“产能过剩”？这一概念究竟应作何诠释？

本月28日，商务部发布了篇幅达万字的官方文件，系统阐明中方对于所谓“产能过剩”议题的严正立场。这份文件并非意在唇枪舌战，而是旨在厘清真相、拨开迷雾。

近期，欧盟方面动作频频，不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并加征惩罚性关税，还依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风电企业展开深度审查，而这些举措的借口几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产能过剩”四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早在此前便以类似理由对中国启动了301条款调查。

究竟何为“产能过剩”？事实上，世贸组织协定中并未对此给出明确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坦言，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宏观经济背景才能把握的“复杂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总是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波动之中，失衡恰恰是常态。“产能过剩”并非一个整体的贸易关系，由于各细分产业领域的差异性，是否真正存在过剩，实难一概而论。

有人断言“出口多即是产能过剩”，然而这一逻辑显然经不起推敲。回望历史，英国工业产出曾占全球总量的22.9%，美国更一度飙升至44.7%，德国与日本亦长期维持着巨额贸易顺差。放眼当下，欧盟自身的汽车贸易顺差高达922亿美元，药品顺差更是达到2146亿美元；美国芯片产量的八成供出口，波音公司三分之二的飞机销往海外市场。若按此逻辑推理，这些经济体岂非都要自我检讨？显而易见，出口繁荣是国际分工与比较优势的自然产物，绝非“产能过剩”的佐证。

另有一种论调声称“补贴必然引发产能过剩”，这同样是偷换概念之举。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7500亿美元巨额补贴，欧盟也拟在2021至2030年间提供超过1.44万亿欧元的补助。补贴本身并非罪过，各国均在使用此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公平。中国的补贴主要集中于研发环节与技术攻关领域，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2025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顺差中占比达16%，同样从中获益。

那么，中国自身的产能是否真的过剩？数据给出了明确答案。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处于合理运行区间；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约为3.7%，亦在国际公认的健康范围之内。

尽管事实如此清晰，欧盟仍不断推出新的对华保护主义措施，涉及风电、跨境电商、并购审查等多个维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面对这一态势，商务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切莫以产能问题为幌子，行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发展带来的应当是“机遇”，而非“冲击”。反观“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一鲜活案例，恰恰印证了中国产品具备真实而强劲的市场需求。某些国家炒作“产能过剩”话题，其深层动机无非是为自身产业转型迟缓、创新能力薄弱及就业焦虑加剧等现实困境寻找替罪羊。

然而，筑起高墙、设置壁垒，真的能化解这些难题吗？欧洲央行自身测算结果已给出了回答：若欧盟自中国进口增加10%，其整体进口价格便能下降1.6%。

归根结底——吹灭他人的灯，并不能使自己更加明亮；阻挡他人的路，最终只会困住自己的脚步。保护主义之途不通，合作共赢方为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