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毕业论文不再是必选项 《凭硬核实践》成果也可获学位
在5月末的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一场特殊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答辩仪式正在举行。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2026届博士研究生邵嵩、张勇，分别就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向，展示了他们的创新成果。从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到陈述汇报，这场答辩历时4个多小时。6月17日，伴随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两人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这一新兴评价模式的先行者。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申请成果基本要求的文件，到学位法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再到2026年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相继推进这一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革新、实体装备研制、行业流程改造及标准工艺优化等实践成果完成学业、获授学位的工程硕博生，正在逐步重塑外界对于“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硬性条件”的传统认知。
研究生毕业不撰写论文，以实践成果取而代之，培养质量如何保障？成果的认定审核流程与常规论文答辩有何差异？这一机制又如何进一步铺开？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聚焦真实需求，破解实践场景中的核心痛点
“这段历程实在太‘接地气’了，我面对的是真实的河流、真实的排水管网、真实的数据和真切的老百姓诉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感慨道。他踏遍广东信宜的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累计行程超8万公里，完成了4000余页、合计逾百万字的调研报告，从污染源排查、治理模式构建到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全程参与。最终，他携“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登上答辩台。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就是为河流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张心阳向记者解释，“过去流域治理往往是‘被动救火’——人力跑不过污染扩散，数据更新滞后于变化，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严重，等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早已蔓延。如今，通过集成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判和决策辅助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了从‘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管控。”
如果说张心阳的成果扎根于政府行政实践的场景细节，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将目光投向了企业的“现实痛点”。面对污水厂提升泵能耗大、调度过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难题，刘乐乐依托污水厂现有的数字化平台运行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及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界面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际应用验证显示，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达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提升至11.50%，节能效果经受了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实质上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审视与肯定。”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许多人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误以为只有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而从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仅是简单复制和推广，“事实上，工程化落地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从实验室的小试成果迈向工业化大规模应用，需攻克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管控、生产安全、环保合规等一系列复杂课题，还要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现场挑战，其难度往往不亚于基础研究。”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高明认为，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位，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更多元、开放、聚焦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评价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强调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改革后则转向‘问题解决’为导向，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真实痛点和产业技术瓶颈。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迈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徐高明表示，这不仅契合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能够攻克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检验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论文从开题、中期检查到答辩，流程清晰；那么一件实践成果又该如何认定？郜玉楠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流程：第一步是双导师联合开题，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共同确定实践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过程管理，类似论文的中期检查，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项目进展，评估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贡献和实际解决的问题；第三步是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对学生提交的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进行审核鉴定，其中专家组有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第四步是答辩，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状况、现场运行数据及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其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重点质询；最后，答辩委员会依据实践成果的水平、实际贡献及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与写传统论文的同学相比，我感受到研究周期更长，项目并非完成实验就结束，还需持续追踪现场运行效果，并经常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和运行人员协作。”刘乐乐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数据治理。面对百万级别的数据，他一度感到“有些茫然”，不清楚数据所反映的异常是硬件问题还是数字化平台传输故障所致。通过一次次与企业工程师沟通、赴现场排查异常原因，他终于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张心阳坦言，做实践成果相比写论文，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写论文时，研究路线一旦确定，按计划推进实验、分析数据、撰写内容便可，节奏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中、暴雨夜里跑出来的。”采访中，他提到成果鉴定现场的一个细节：专家组并未坐在会议室中只看文字材料，而是沿鉴江流域实地走访了含章桥、竹山河、丰垌桥、高垌桥等断面，观摩无人监测船走航演示，考察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状况，随后才召开鉴定会进行质询评议。
“‘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维。以前我只知道如何优化一个模型或提升一个指标，现在则明白怎样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中，从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到落地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不仅要与导师讨论技术方案，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治理对策、与企业工程师对接产品需求、向基层干部解释技术原理，不同对象需要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是传统论文训练难以覆盖的。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充满计划外情况，面对暴雨内涝、数据异常，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是实验室中无法习得的。”回顾自身成长，张心阳感受颇深。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四项核心标准——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对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强调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从目前各校实施情况来看，通过实践成果认定专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采访中，不少导师和专家直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观念转变难。无论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导师担忧不发论文会影响职称评审，许多学生担心实践成果的认可度不及论文；其次是校企协同难。不少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搭把手’，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分歧；再次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分类繁多，不同行业、不同方向的实践成果形态各异，有的是新工艺、新设备，有的是技术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设计报告，很难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衡量，这也导致目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的认定标准宽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郜玉楠表示。
“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配备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并提供必要的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徐高明建议。
不少专家谈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更深度参与。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充分整合；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各部门配合调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试用，这些均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相关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学校各院系及合作企业广泛宣传，增强学校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升帮助学生提炼成果的指导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成果提炼得好、创新度高，导师指导有成就感，企业参与有实际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今后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保障，让更多学生带着专业所学走出校园，走进千行百业的广阔实践场景中，“既可以持续深耕于实践，也可以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回归到实践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