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广州7月24日电 (记者 蔡敏婕)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于24日对外披露，北江航道扩能升级上延工程已全面拉开建设序幕，这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在2029年末前收官。这项被称为“北江上延工程”的宏大项目，起自韶关市武江乐昌长来镇，蜿蜒延伸至北江百旺大桥，总投资规模约为62.7亿元，全长63公里，工程按照内河三级航道标准建设，可容纳千吨级内河船舶畅行其间。

根据规划，该项目涵盖航道整治、四座千吨级船闸（溢洲、塘头、七星墩、长安）的新建，七座桥梁的拆除重建（包括北江大桥、武江大桥与西河大桥合建部分），以及三座桥梁的防撞加固（五里亭大桥、广乐高速韶关北连接线武江大桥、武广高铁武江特大桥）。工程建设预计于2029年底画上句号。

眼下，水运工程正多点开花、齐头并进。七星墩枢纽上游段的航道疏浚、清礁作业、护岸建设及临时上料码头、塔标施工正在紧锣密鼓推进；长安船闸工程已全面铺开，超前钻探、溶洞治理和防渗墙施工正系统化实施，主体工程加速成型；七星墩与溢洲两座船闸的“三通一平”及各项施工准备已基本就绪，超前钻探配合土方清运正在同步发力。

桥梁建设同样驶入快车道，高标准施工与防撞加固双管齐下，为航行安全和通行保障编织出严密防护网。长来大桥作为北江上延工程首个破土动工的桥梁节点，当前已完成过半工程量，高达56%的进度令人瞩目，其预制梁场也全面落成，为后续大规模施工筑牢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长来、杨溪、桂头等大桥的桩基和墩柱施工正如火如荼展开，北江大桥、武江大桥（含西河大桥）、十里亭大桥等项目的超前钻探、钢栈桥搭建等前置环节正高效运转，五里亭大桥、广乐高速及武广高铁相关桥梁的防撞加固亦同步推进，得以让航道等级提升与跨河建筑安全运行相辅相成、无缝衔接。工程竣工后，水运瓶颈将彻底打通，千吨级船舶可在安全无忧的环境中驰骋粤北水道。

更值得关注的是，北江上延工程全线新建的四座千吨级船闸，均将同步配备鱼道设施，旨在修复流域内水生生物的洄游通道，努力实现工程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项目落成后，部分原本依赖公路的运输需求将转向水运，从而有效降低区域综合物流的能耗与碳排放，为北部生态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北江航道还将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大湾区辐射内陆腹地“桥头堡”的战略地位，为沿江产业和物流降本增效开辟崭新格局。据预测，到2035年，该项目年货运量可突破1700万吨，有力推动韶关临港产业集聚，促进大宗货物“公转水”“铁转水”转型，优化“水公铁空”多式联运的综合运输架构。（完）

河北石家庄7月30日电（记者王夏菲、贾俊妹）依据《河北省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经过专家会商与综合研判，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30日17时正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Ⅳ级应急响应，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天气。

河北省气象台于当日下午16时23分对外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内容显示，从30日夜间至8月1日，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以及邢台西部等区域将出现显著雷雨过程。部分地区短时降雨强度较大，1小时内降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内累计降雨量突破70毫米，个别站点的总降雨量甚至存在超过200毫米的可能性。雷雨过程中，局地还可能出现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现象，需引起高度重视。

此外，30日17时，河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预警信息，预计从7月30日20时至31日20时，保定市的涞源县、阜平县、唐县、曲阳县、涞水县，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以及张家口市的万全区、下花园区、宣化区、尚义县、崇礼区、张北县、怀安县、怀来县、桥东区、经开区、桥西区、沽源县、涿鹿县、蔚县、赤城县、阳原县，还有承德市的丰宁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等级为蓝色预警。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未列入上述范围的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相关部门和公众需保持警惕。

　　北京时间7月23日晚，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菲尔兹奖中收获两枚奖章。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两位获奖者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以下简称“北大数院”)。一届双奖，带给中国数学哪些思考？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数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继平。

　　历史突破，鼓舞人心

　　记者：王虹和邓煜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放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中来看，这次突破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科研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张继平：这是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历史上看，从大陆走出去或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数学家，曾取得过很大的成绩，有的甚至做出了顶级的重要成果。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取得了重大突破，应该说就是菲尔兹奖量级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奖，令人遗憾。

　　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尽最大努力做出重要成果，为世界数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确有一些成果走到了世界最前沿，像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冯康先生的有限元方法、廖山涛先生在微分动力系统领域的工作等等。但能不能得奖，因素很多。我们一直有一种感受，就是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别人无话可说。

　　这一次，王虹与合作者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突破，这些都是数学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得到了全世界数学界的公认。能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两人同时获奖，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这给整个华人数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证明，只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做最前沿、最重要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绩。

　　记者：王虹和邓煜同为2007年北大新生：王虹经高考进入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邓煜高中时期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保送北大。他们的成长路径不同，最终都拿到菲尔兹奖，这对我国基础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启发？该如何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

　　张继平：数学研究需要天赋，但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努力。艰苦的磨炼和努力，是取得重要成就的唯一途径。想靠天赋走捷径，是没法取得真正成绩的。

　　王虹从地空学院转到数院，在北大的四年极其用功，特别有定力。这种坚持和刻苦的品质，值得广大同学学习。

　　邓煜是奥赛金牌得主，无疑非常聪明。他也是非常刻苦的——他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常人，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他在北大两年扎实学习基础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获奖后他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

　　要让更多的王虹和邓煜涌现出来，选拔人才的渠道应该更宽一些。过去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这条路，中学生直接升入大学的途径很少。现在国家放宽了政策，允许从中学选拔人才直接进入大学，这是很好的举措。不拘一格选才、因材施教育人，本来就是中国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但目前选才的渠道还不够宽，参与的面还不够广，像从中学选拔数学人才，不应仅限于一两所大学，国内排前十几名的大学数学院，都应该允许试点。渠道多了，就更容易发现和培养出更多杰出人才。

　　群星闪耀，因材施教

　　记者：1998年到2008年，您担任北大数院院长。数院1999级到2001级本科生被称为“黄金一代”，后来的2007至2010级也有“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的说法。这些称呼从何而来？

　　张继平：“黄金一代”的叫法，不是我们自己提的。1998年前后，我们有一个判断，觉得学生从入学到做出惊人成绩大概需要10到15年，而1999、2000、2001这几级的学生成长得比预想还快。到2010年前后，张伟、恽之玮、朱歆文等人已经在国际数学舞台脱颖而出，拿了不少奖项。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寿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张伟、袁新意、恽之玮、朱歆文……他们可以对数学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这几届里有六七个人特别强，走到了世界数学最前沿，他们被称为中国数学的“黄金一代”，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是菲尔兹奖量级的。

　　后来邓煜、王虹、苏炜杰、唐云清、余越和孙鑫等一批2007级的学生取得了新的杰出成就，又有人称他们为“白金一代”或“新黄金一代”。其实，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给大家鼓励和启示，让更多人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记者：从“黄金一代”到“白金一代”，人才成批涌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张继平：1998年，北大数院提出，用10到15年建成世界一流数学学科。为此，我和主管教学的副院长郑志明院士一起制定并实施了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培养方案，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是发扬北大数学学院几十年来的育人传统。比如北大数学1954级，学生来源广、程度参差不齐，但在时任系主任段学复和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先生的努力下，那一级培养出了7位两院院士和许多重要人才，我们称之为“1954级的辉煌”。我做院长时，就是要好好学习和继承发扬这种扎扎实实培养学生的传统。

　　第二，创新培养模式，推动课程和教材改革。我们首先延续了北大数院建立之初提出的“3+5”培养模式，即前3学期不分专业，夯实通用数学基础，后5个学期自由选择细分方向，给予学生充分选择权。同时，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要求，不断总结，改进完善。从2003年起，“3+5”模式进一步改进为“4+4”模式，并放开名额控制，允许三年级学生在修完学院某一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与学分的前提下，一年时间内在院内调换专业、自由选择毕业出口。我们还大规模加强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删减过时过难的内容，打造了北大数学“黄皮书”系列教材，现在这套教材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数学的经典教学参考书。

　　第三，因材施教，激发主动成长。我们特别强调“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以低年级讨论班为抓手，从自愿报名的学生中选拔，组成两个班，每个班不超过30人，我和郑志明各带一个。讨论班既让学生了解数学理论来源和国际前沿，也重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协作精神。同学们后来自发组织小组讨论班，自己管理本科生阅览室，王虹等人就常去那里自习。关键的一点是，我们不贴标签，参加讨论班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所有普通学生要学的课程他们必须学好，扎扎实实地全面成长。

　　第四，增强师资力量，营造宽松自由、国际化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我们持续引进大批海内外一流学者，如田刚、鄂维南、许进超等，他们每年回北大开设1—3个月短期课程、讲座等，拓宽学生视野；邀请30多位包括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得主在内的数学大师来访、作前沿报告，促进学生与国际顶级数学家的交流。这些举措成系统地坚持了多年，人才成批涌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沉心静气，再攀新峰

　　记者：王虹和邓煜获奖后，中国数学在当前国际数学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张继平：过去，中国数学是长期追赶，如今在部分领域已经实现并跑甚至领跑，今后几年仍会保持这种态势。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需要迈入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放眼世界数学的发展，一个数学强国要在数学的国际前沿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理论突破，还要拥有一批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建立起数学领域的前沿学派，开拓全新数学理论、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吸引一批人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这次拿到大奖，意味着我们在现有理论体系内做出了顶级工作，但我们的原创理论还在培育阶段，在建立前沿学派上仍需继续努力。

　　这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正是我们不断追赶并实现突破的底气所在。

　　记者：中国距离在本土完成菲尔兹奖级的成果还有多远？为此我们需要付出哪些努力？

　　张继平：我个人很有信心。从王虹、邓煜2007年进入北大算起，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认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恐怕不一定再用20年，我们就能从本土培养出菲尔兹奖获得者，登上世界数学的最高舞台。

　　立足本土培养顶级数学家，我们已经迈出了很好的步伐。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有一批45岁左右甚至更年轻的数学家，已经走到了国际研究的最前沿，有的还是领跑者。我相信，在他们的培养下，学生在国内完成研究生阶段学习，然后取得顶级成果，是完全可期的。

　　人才不断成长，需要科研环境的持续改善。首先体现在育人理念的更新上，国内一流高校都应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同时，数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全世界研究相同的问题、得出相同的结论，特别需要相互学习和合作，否则很难取得顶级突破。因此，我们要更坚定地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搭建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顶尖数学家的全链条自主培养，为青年人才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正视的是，学界目前仍存在“唯帽子”“唯论文”的问题，“以刊评文评人”的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做真正能改变学科、引领学科的一流工作，扶持那些心无旁骛深耕重大难题和创新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也常常和青年学者说，职称、待遇、头衔应当是做出真正一流成果之后自然到来的结果，不必本末倒置，去追逐各类帽子。

　　记者：这次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社会上也有各种声音。您如何看待外界的这些议论？对于数学界的同行和青年学生，您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寄语？

　　张继平：获奖消息传来后，数学界非常振奋，同时难免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是对一个数学家、一位老师、一名青年学生而言，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学习、教学、搞科研，才是我们能做而且能做好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的舆论，大家可以去了解，但不必太在意。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是对学校和国家最好的回报。

　　这些年，我总和年轻人说，要沉下心来，别人怎么样评价是别人的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自己的事，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好，就必须吃更多的苦，流更多的汗。没有那么多精力顾及杂事，要做的就是教好学生、上好课、做好科研，这样我们才能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总结我们在杰出人才自主培养全链条每个环节的经验和弱项，进一步改进理念，注重细节，把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做得更好。我们在强化自主培养全链条的同时，要坚决摈弃封闭自守。杰出人才的培养需要一个宽松自由、开放、国际化的环境，一切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举措都应当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用我们自己的行动，创造中国数学更辉煌的明天。

7月26日，一场备受瞩目的国际性活动在广东深圳举行——国际红树林中心首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这不仅是该中心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更意味着这一源自全球愿景的倡议已经迈入实体运营的全新阶段。此举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在推动红树林保护跨国协作方面所展现的务实精神与积极担当。

回溯时间轴，2022年11月，中国于《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率先发出倡议，提议在深圳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次年9月，该中心在第62次常委会上被正式认定为区域动议；2024年11月，来自首批18个意向成员国的代表齐聚深圳，共同签署了《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直至2026年6月，这一协定方才正式生效，为后续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截至当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汇聚了8个正式成员国及13个签署国，其合作网络广泛覆盖亚洲、非洲与美洲等全球红树林分布的关键区域，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凝聚力与代表性。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红树林保护置于重要位置，不仅颁布并实施了专门的湿地保护法律法规，更在其中单列条款，为红树林的保育工作构筑起坚实的法律屏障。得益于这些举措，目前中国红树林总面积已达到3.17万公顷，与21世纪初期相比增幅高达44%，使中国跻身于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实现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的国家行列。与此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物多样性水平以及蓝碳固碳效能均获得了显著提升，生态效益日益凸显。

作为世界上首个专注于红树林保护与协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的核心使命在于凝聚全球力量，共同推进红树林的保护、修复及可持续利用，深度融入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全力守护这一珍贵而脆弱的自然瑰宝。

在会议现场，中方代表郑重承诺，中国政府将与各成员国紧密携手，紧密围绕中心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深化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机制，协同推进科研攻关、能力建设及示范项目，为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提供有力支持，从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维护、气候变化应对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积极力量。

各签署国代表亦纷纷强调，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独具特色的区域动议，必将为各国强化政策对话、促进技术协作与经验互鉴提供至关重要的平台，进而有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红树林的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事业迈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