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曾意识到，那枚看似不起眼却常出现在健康食谱中的坚果——花生，虽然脂肪含量并不算低，却始终占据着营养榜单的重要位置？它外表朴素，内里却蕴藏着令人惊叹的营养秘密。究竟花生能为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惊喜？每日摄入多少为宜？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花生远非仅仅是一种令人垂涎的食物，它堪称一座浓缩的营养宝库。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显示，每100克生花生仁的营养构成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是优质植物蛋白的宝库。花生所含蛋白质之丰富，足以与豆类媲美，每100克中约有25克蛋白质，这一数据在各类坚果中堪称翘楚。花生蛋白中还囊括了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尽管其氨基酸组成与动物蛋白存在细微差别，比如蛋氨酸略为逊色，但若与谷物等食材巧妙搭配，便能形成蛋白质互补效应，显著提升整体利用率。对素食者或渴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而言，花生无疑是上佳之选。

其次是脂肪含量虽高，却以“优质脂肪”为主导。每100克生花生仁含有44.3克脂肪，但其主体为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与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有益脂肪能够有效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维持甚至提升“好胆固醇”，进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这正是花生即便脂肪含量高，依然对心血管健康有所裨益的奥秘所在。

第三，花生能够弥补精白米面中B族维生素的匮乏。现代人的主食多以精白米面为主，然而加工过程往往使谷物中的关键营养素，尤其是B族维生素大量流失。花生仁中则富含维生素B1、烟酸、胆碱等多种B族维生素，每100克生花生仁含有0.72毫克维生素B1，它参与能量代谢，守护神经系统与心脏的正常运转；此外，每100克中还含有17.9毫克烟酸，这一含量在天然食材中名列前茅，有助于维护皮肤、黏膜及神经系统的健康。

第四，花生蕴藏丰富的抗氧化物质。它含有白藜芦醇、间香豆酸、类黄酮等多种具备强大抗氧化效能的生物活性成分，这些天然抗氧化剂能协助机体清除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对细胞的伤害，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大显身手。这也是花生被誉为“长寿果”的深层原因。

花生因营养丰富且健康益处多元，自古以来便有“长寿果”的美誉。现代科学更是不断揭示这一寻常食材在抗氧化、心血管保护乃至血糖调控方面的惊人潜能。

在延缓衰老方面，《抗氧化剂》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日食用25克带皮烤花生，可显著增加受试者细胞染色体末端的“端粒”长度。端粒与细胞寿命及衰老速度紧密相关，这一发现提示花生或能借助保护端粒来延缓衰老进程，其功效主要归功于单不饱和脂肪酸和间香豆酸等抗氧化成分。

在心血管保护方面，发表于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中风》上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追踪了日本约7.4万名中老年人，结果显示经常食用花生者，中风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显著下降，尤其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明显降低。

花生还属于低血糖指数食物，其血糖指数仅为14，意味着食用后血糖上升的速度与幅度均较为平缓，堪称血糖友好型食品。一项发表于《营养素》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花生组参与者的空腹血糖及餐后2小时血糖均呈下降趋势；另有研究指出，饭前摄入35克低盐烤花生有助于改善血糖控制。

尽管花生营养丰富、好处良多，唯有科学合理地食用方能充分发挥其价值。以下几点需格外留意：

首先，警惕霉变花生是健康底线。花生储存不当受潮后，易被黄曲霉等霉菌污染，产生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对肝脏危害极大。凡已发霉、变色或散发异味的花生切勿食用，一旦发现黄绿色霉斑或霉味，应即刻弃之。

其次，摄入量务必适度。花生热量和脂肪含量不容小觑，每100克生花生仁约含580千卡热量，与500克米饭的热量相当。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每日大豆及坚果摄入量为25至35克。若当日未摄入大豆及豆制品、其他坚果，25至35克花生仁完全可行；若已食用豆制品而未食其他坚果，则每日15至20克为宜。

此外，烹调方式大有讲究。生、烤、炸等不同方式对花生营养影响各异。数据显示，无论何种烹调，热量差异不大，但加热会使维生素B1等水溶性维生素有所损失；烤制会导致水分流失，矿物质相对浓缩，而煎炸则可能让部分矿物质溶解于油中造成损耗。建议根据个人喜好与营养保留原则选择烹调方式，生吃、水煮或低温烤制均为不错选择。

尽管花生对多数人而言是健康食品，但部分人群食用时需格外谨慎，甚至完全避开。

花生过敏者务必杜绝食用。花生是常见八大过敏原之一，过敏反应可能极为剧烈，甚至危及生命，症状包括皮肤瘙痒、呼吸困难、消化道不适乃至过敏性休克。过敏人群须严格避免花生及其一切制品，购买预包装食品时，应细读配料表是否含花生及其衍生物，并留意生产线是否处理过花生。

肥胖人群应严格控制摄入量。花生热量偏高，若不加以节制，易造成热量超标，干扰体重管理。建议每日不超过10克，且仅在不摄入其他坚果的前提下，并选择生吃、水煮或低温烘烤的花生。

5岁以下儿童需选择安全吃法。此年龄段幼儿吞咽功能尚未发育完善，食用花生仁时切勿嬉笑哭闹，以防花生堵塞气道酿成悲剧。建议将花生制成花生酱或花生碎后再喂食，以减少窒息风险。

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也需谨慎对待。高脂血症者虽花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有益，但过量摄入仍可能加剧血脂异常，应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适量食用；消化功能不佳者因花生脂肪和膳食纤维含量较高，过量食用易引发消化不良，建议少量多次食用或选易消化烹调方式。

说了这么多，想必你已经领略到花生仁的独特魅力了吧？善吃、会吃，将花生融入均衡膳食之中，既能滋养身体所需营养，又有助于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今天，你吃花生了吗？

作者丨李纯 注册营养师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审核丨张娜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中国营养学会会员

卫星互联网领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提速进程：两大低轨星座密集部署、资本热度持续攀升、政策利好集中释放，三条主线交织共振，共同勾勒出产业布局的战略窗口期。然而，业内专家同时提醒，尽管建设步伐加快，商业闭环的完整构建仍面临不小挑战。

数据显示，千帆星座已有238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GW星座在轨卫星约180颗，两大星座均计划在年内完成骨干网络组网，远期规划部署总量分别达到1.5万颗和1.3万颗。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与日俱增，一级市场相关领域的融资规模刷新历史纪录，二级市场卫星互联网板块亦呈现持续的资金净流入格局。政策层面同样释放明确信号——今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将卫星互联网纳入互联网基础资源体系实施统筹规划。业内普遍认为，密集组网、资本涌入与政策定调三股力量正形成合力，为抢占太空经济先机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对企业而言，组网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业想象空间的天花板。中科卫星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志高判断，当在轨卫星数量仅停留在百余颗量级时，可挖掘的商业场景相对有限，更多集中于高价值领域；只有当星座规模扩展到数千乃至上万颗，规模化商用的大门才会真正打开。他同时强调，各行业用户不应坐等星座体系完全成型，而应积极适配不同发展阶段，主动挖掘和培育应用场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共同成长。这一共识也在倒逼企业加快发射节奏。千帆与GW两大星座推进骨干网组网，本质上是在为未来万级规模星座提前锁定轨道资源和频率资源，卫星制造与发射环节的产能竞争，已成为企业布局的第一战场。

然而，卫星在轨运行只是起点，真正的角力在于场景的落地与商业价值的兑现。目前，在应急通信、海洋监测、越野赛事保障等细分领域，卫星互联网已能提供切实服务，但商业应用的模式和广度仍有待深入探索。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邓中亮指出，卫星互联网与5G、6G的深度融合，有望为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万亿级市场提供关键的“时空底座”，但前提是必须完成从“造星”到“用星”的价值跃迁。

数据潜力与转化能力之间的落差，正成为行业最突出的痛点。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教授张新长直言，当前行业面临“数据富矿与决策贫矿并存”的尴尬局面——卫星数量和原始数据源源不断，但真正转化为决策价值、产生商业回报的能力依然薄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张修远亦持类似看法，他指出，物理层面的卫星与算力基础设施已相对充足，但信道层、信息层、决策层所需的生产资料仍显匮乏，数据权属模糊、共享机制缺失，导致“可获得的数据很多，能用的数据很少”。

如何打通商业闭环？业界虽提出多种路径，但“必须向行业与大众市场突围”已成为广泛共识。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唐炉亮提出了“三大转变”方向：服务对象从稀疏场景转向稠密覆盖，商业模式从面向政府转向面向大众，功能定位从单一通信转向通导遥一体化。邓中亮则援引一组数据说明市场潜力：中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2万亿元，2030年全球无人机保有量或超1亿台，高精度位置服务日均请求量约5000亿人次——一旦实现商业化计费，日收入可达数十亿元。

事实上，面向大众市场的高精度定位服务已初现破冰迹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陈锐志团队将音频定位技术嵌入支付宝、高德等主流应用，并在杭州东站、上海虹桥、广州白云等数十个交通枢纽实现高精度定位，衍生出一系列空间智能服务，包括基于高精度室内位置的枢纽AI智能体、传帮带服务器机器人、枢纽交通数智出行等。与此同时，武汉大学陈亮教授团队另辟蹊径，完全复用现有通信网络，无需额外部署基站，借助智能手机头部企业的云端数据，在地下车库等无GNSS信号的场景中实现用户无感定位，楼层定位准确率超过98%。该技术目前已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有力验证了“通信网络即定位基础设施”的商业模式可行性。

在业内专家看来，卫星互联网商业化的核心瓶颈不仅在于技术本身，更在于运营理念与商业模式的深层转型。杨志高直言，当前行业宣传多聚焦火箭、卫星制造等“硬科技”，却忽视了“运营与内容”这一关键环节。他建议行业借鉴产业投资模式，由地方政府以资本入股专业运营公司，购买数据服务而非追求卫星物理产权；同时，企业应建设“时空数据工厂”，将原始遥感数据加工为标准化衍生产品，融入国家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实现从“做项目”向“做数据运营商”的角色转变。

卫星互联网组网的持续提速，为我国抢占空天信息战略制高点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从“技术可行”走向“商业可持续”，中间隔着场景挖掘、运营能力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层层考验。业内专家强调，行业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造星竞赛”，而是推动数据产生实际价值。唯有让卫星互联网从“天上的网”真正落地为“地上的生产力”，万亿级市场的蓝图才能变为现实图景。

在5月末的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一场特殊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答辩仪式正在举行。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2026届博士研究生邵嵩、张勇，分别就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向，展示了他们的创新成果。从静态展示、动态演示到陈述汇报，这场答辩历时4个多小时。6月17日，伴随着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两人凭借实践成果顺利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成为这一新兴评价模式的先行者。

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申请成果基本要求的文件，到学位法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再到2026年毕业季全国多所高校相继推进这一改革，首批以工程技术革新、实体装备研制、行业流程改造及标准工艺优化等实践成果完成学业、获授学位的工程硕博生，正在逐步重塑外界对于“论文作为学位申请硬性条件”的传统认知。

研究生毕业不撰写论文，以实践成果取而代之，培养质量如何保障？成果的认定审核流程与常规论文答辩有何差异？这一机制又如何进一步铺开？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了深入采访。

聚焦真实需求，破解实践场景中的核心痛点

“这段历程实在太‘接地气’了，我面对的是真实的河流、真实的排水管网、真实的数据和真切的老百姓诉求。”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感慨道。他踏遍广东信宜的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累计行程超8万公里，完成了4000余页、合计逾百万字的调研报告，从污染源排查、治理模式构建到智慧监管平台开发，全程参与。最终，他携“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登上答辩台。

“简单来说，这套系统就是为河流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张心阳向记者解释，“过去流域治理往往是‘被动救火’——人力跑不过污染扩散，数据更新滞后于变化，各部门之间信息孤岛严重，等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早已蔓延。如今，通过集成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判和决策辅助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实现了从‘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的全链条智能化管控。”

如果说张心阳的成果扎根于政府行政实践的场景细节，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将目光投向了企业的“现实痛点”。面对污水厂提升泵能耗大、调度过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难题，刘乐乐依托污水厂现有的数字化平台运行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及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界面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际应用验证显示，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达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提升至11.50%，节能效果经受了实践检验。”

“‘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改革，实质上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审视与肯定。”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许多人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误以为只有从0到1的基础性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而从1到100的工程化落地仅是简单复制和推广，“事实上，工程化落地同样是一种高难度的创新。从实验室的小试成果迈向工业化大规模应用，需攻克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管控、生产安全、环保合规等一系列复杂课题，还要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现场挑战，其难度往往不亚于基础研究。”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高明认为，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位，核心在于打破长期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单一评价模式，构建更多元、开放、聚焦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传统学位评价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强调理论创新和学术规范；改革后则转向‘问题解决’为导向，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真实痛点和产业技术瓶颈。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高校从‘学科逻辑’迈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向‘为创新而实践’。”徐高明表示，这不仅契合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能够攻克复杂工程问题的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检验工程判断力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论文从开题、中期检查到答辩，流程清晰；那么一件实践成果又该如何认定？郜玉楠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流程：第一步是双导师联合开题，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共同确定实践成果的研究方案；第二步是过程管理，类似论文的中期检查，学校定期与企业对接项目进展，评估学生在项目中的参与贡献和实际解决的问题；第三步是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对学生提交的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进行审核鉴定，其中专家组有一半以上来自企业；第四步是答辩，重点展示产品的应用状况、现场运行数据及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专家围绕其在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重点质询；最后，答辩委员会依据实践成果的水平、实际贡献及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与写传统论文的同学相比，我感受到研究周期更长，项目并非完成实验就结束，还需持续追踪现场运行效果，并经常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和运行人员协作。”刘乐乐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是数据治理。面对百万级别的数据，他一度感到“有些茫然”，不清楚数据所反映的异常是硬件问题还是数字化平台传输故障所致。通过一次次与企业工程师沟通、赴现场排查异常原因，他终于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张心阳坦言，做实践成果相比写论文，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写论文时，研究路线一旦确定，按计划推进实验、分析数据、撰写内容便可，节奏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中、暴雨夜里跑出来的。”采访中，他提到成果鉴定现场的一个细节：专家组并未坐在会议室中只看文字材料，而是沿鉴江流域实地走访了含章桥、竹山河、丰垌桥、高垌桥等断面，观摩无人监测船走航演示，考察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状况，随后才召开鉴定会进行质询评议。

“‘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要建立工程思维。以前我只知道如何优化一个模型或提升一个指标，现在则明白怎样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中，从问题诊断、方案设计、技术攻关到落地验证，形成一个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是锻炼跨界沟通能力。不仅要与导师讨论技术方案，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汇报治理对策、与企业工程师对接产品需求、向基层干部解释技术原理，不同对象需要不同的‘话语体系’，这是传统论文训练难以覆盖的。再次是应对不确定性。真实工程中充满计划外情况，面对暴雨内涝、数据异常，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是实验室中无法习得的。”回顾自身成长，张心阳感受颇深。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四项核心标准——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对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强调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标准、强保障、扩合作

从目前各校实施情况来看，通过实践成果认定专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采访中，不少导师和专家直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拓展实施范围，还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挑战。

“首先是观念转变难。无论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导师担忧不发论文会影响职称评审，许多学生担心实践成果的认可度不及论文；其次是校企协同难。不少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事，自己只是‘搭把手’，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分歧；再次是认定标准难统一。工程领域分类繁多，不同行业、不同方向的实践成果形态各异，有的是新工艺、新设备，有的是技术改造方案，有的是工程设计报告，很难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衡量，这也导致目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间的认定标准宽严不一、水平参差不齐。”郜玉楠表示。

“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由校内导师、企业专家和行业代表共同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的制度保障。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配备企业导师参与过程指导，并提供必要的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徐高明建议。

不少专家谈道，在校企搭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更深度参与。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将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充分整合；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各部门配合调研、支持平台部署和试用，这些均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诞生”提供了重要条件。

“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相关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学校各院系及合作企业广泛宣传，增强学校导师和企业工程师的共识，提升帮助学生提炼成果的指导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成果提炼得好、创新度高，导师指导有成就感，企业参与有实际效益，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今后应在制度体系方面提供更多支持保障，让更多学生带着专业所学走出校园，走进千行百业的广阔实践场景中，“既可以持续深耕于实践，也可以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回归到实践中去”。

北京7月17日电(记者赵方园)在近日召开的“第一届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透露，到2030年总体癌症五年生存率达到46.6%的战略目标，胃癌领域的进展将不再成为短板。这一表态令在场与会者备受鼓舞。

放眼各类恶性肿瘤，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突破90%，血液肿瘤亦超过50%，而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徘徊在较低区间。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我国每年新增胃癌病例逾35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高居第五位；每年因胃癌离世的患者超过26万，位列恶性肿瘤死因第三。令人忧虑的是，绝大多数患者在初诊时便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超过七成的确诊病例一经发现即处于进展期，即便接受了根治性手术，术后复发概率仍高达40%至70%。

对于可切除的胃癌病例，根治性手术始终是核心治疗路径。然而，手术仅能移除肉眼可见的肿瘤组织，体内潜藏的微小病灶却可能埋下日后复发的隐患。正因如此，围术期治疗愈发受到临床关注——这种覆盖手术前后的系统性治疗策略，既可在术前促使肿瘤缩小，又能在术后清除残余风险，从而为患者争取最大的治愈可能。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胃癌临床实践多以国际指南为蓝本。“十多年前，我们的治疗方案几乎完全照搬国际标准，缺乏基于中国患者特征的循证研究。但中国胃癌患者占全球总数的45%以上——我们不能永远甘做‘跟随者’。”沈琳如是说。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陈凛教授亦强调：“胃癌在我国属高发恶性肿瘤，近年来该领域治疗革新与临床突破令人振奋。然而，进展期胃癌术后的复发转移率依旧居高不下，挑战依然严峻。”

这一局面在今年迎来转折点。今年6月，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沈琳公布了名为ASTRUM-006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III期多中心研究结果，相关成果同步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最新一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2026版)》也已将这一创新方案收录其中。依托ASTRUM-006的突破性发现，斯鲁利单抗于今年6月在中国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症，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此适应症批准的抗PD-1单抗药物。

沈琳解释，该研究采用了“术前联合用药、术后维持治疗”的革新策略——术前以免疫联合化疗实施新辅助治疗，术后则改用免疫单药进行辅助治疗，真正实现了“去化疗”目标。“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从愿景变为现实：患者的生存质量显著提升，治愈希望也随之增大。”

此次突破填补了中国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缺乏本土化高级别循证证据的空白，同时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深刻转型。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梁寒教授指出：“2026年，中国胃癌围术期治疗正式跨入免疫治疗时代——从单纯手术到围术期化疗，再到免疫联合治疗，五年生存率有望实现质的飞跃。随着围术期新适应症的获批，期盼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推动局部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提升，为‘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