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28岁的王云逸（化名）为了图省事，踩着一双洞洞鞋出了门。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平常举动竟酿成一场意外——在跨越路边停车桩时，她一脚踏空，脚踝猛地扭伤，当场便无法站立。被120急救送往医院后，诊断结果令人心惊：三踝骨折。如今她的右脚踝内埋着13根钢钉，这些异物要等到明年手术时才能取出。

王云逸家住广州，类似她的遭遇并非个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足踝外科学组副组长徐海林透露，每逢夏季，因为穿洞洞鞋或拖鞋导致崴脚的患者在他门诊中屡见不鲜。他解释，这类鞋履通常太过宽松，无法牢牢贴合脚部，行走时鞋与脚之间容易出现“脱节”，进而埋下隐患。“在家里或平坦地面上穿也许没什么大碍，可一旦下台阶、走凹凸不平的路，或是碰上下雨天，崴脚的风险便骤然攀升。”徐海林补充道。

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穿洞洞鞋崴脚的惨痛经历，而拖鞋以及近年来风靡年轻人的勃肯鞋同样被列为“崴脚重灾区”。这些鞋子的共同短板在于对脚踝缺乏足够的支撑力，尤其是那些厚底、带有“踩屎感”的软底洞洞鞋，更是让脚踝在行走时更加摇摆不定，成为意外的高发源头。

据徐海林介绍，崴脚后的损伤程度可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最严重的三度损伤约占所有崴脚案例的10%。他观察到，如今门诊中三度损伤的患者似乎越来越多，“这可能与运动损伤人数的增加有关。”这类损伤往往让人寸步难行，韧带多半已完全撕裂，少数情况下还会伴随骨折。第二天，伤处常会出现大面积淤青。不过，他特别指出：“理论上，这种程度的损伤也未必非得手术。如果伤后能及时就医干预，比如佩戴合适的护踝或助行靴，将关节固定在正确位置，韧带有望逐步恢复原有的紧张度。”

谈及崴脚后的应急处理，徐海林总结为广为人知的RICE原则：R代表休息（Rest），强调崴脚后必须立刻停下动作，“要顺势休息，千万别咬牙忍痛继续走路，否则恢复周期会被大大拉长。”I代表冰敷（Ice），他指出冰敷越早越好，“越早冰敷，肿胀就越轻。肿胀的核心原因是出血，冰敷能让血管遇冷收缩，从而减少出血量。”C代表加压（Compression），即借助绷带等工具对伤处施加压力，帮助止血、减轻肿胀，但压力须恰到好处，过紧或过松都不可取，这需要一定的专业技巧。E代表抬高（Elevate），将受伤部位垫高有助于促进血液回流，缓解出血和水肿。

最后，徐海林特别提醒，冰敷时温度应控制在10℃至15℃之间，切勿直接拿薄包装的冰袋或冰冻矿泉水瓶贴在皮肤上，否则可能引发冻伤。他建议，在冰冻物外面裹上一条毛巾再敷，方能既安全又有效。

毕业季再度来临，各大高校典礼上，教师们的一番番临别赠言频频引爆网络热议。比如南京大学副教授陈昌凯那句“就算再忙，也别忘了好好吃饭；哪怕再累，也要把睡眠还给自己”，瞬间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李建威则感慨“人生如同漫漫长跑，方向对了，走得慢些又何妨”，引来了无数学子的转发与点赞。纵观这些话语，与过去那些高悬于云端、充满宏大叙事的祝词迥然不同，它们带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既关怀个人冷暖，又直抵教育的本真内核。

这些致辞之所以能火遍全网，秘诀无非“真诚”二字。回想去年延边大学毕业典礼上，食堂阿姨刘晓梅一句“加班熬夜别总拿泡面凑合，受了委屈也别硬撑”，同样以最朴素的真心换来了最沉甸甸的情感回响。细品今年这些走红的话语，既没有玄奥的大道理，也少见“飞黄腾达”“一帆风顺”式的套路祝愿，取而代之的是“珍视你的独特之处”“允许自己偶尔笨拙、偶尔不完美”这样质朴平实、自然而然的话。可恰恰是这些简简单单的表达，真正钻进了学子们的耳朵，也悄然驻进了他们的心坎里。

对于当下的Z世代年轻人而言，他们渴望的是充满包容与接纳的平等对话，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个个鲜活的“我”被真正看见、被理解、被重视，师生之间由此搭建起一座信任与共鸣的桥梁。这些寄语中沉淀着师长们半生走过来的经验与感悟，或许正是他们年轻时曾经摔过的跟头、迈过的沟坎，如今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与年轻学子分享，自然能够激起强烈的情绪共振，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

这些致辞中透露出的清新气象，正是新时代教育深化改革历程中的一个生动注脚。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育人的核心则在于育心。近年来，从教育评价体系的变革到高校育人机制的不断优化，一系列以人文本、聚焦成长的改革举措正逐步落地生根，其共同指向都是人的全面发展。尤其在技术日新月异、迭代加速的当下，具体的技能与知识或许转瞬即逝，甚至被机器快速取代，但独立的人格、共情的能力以及内在的坚韧，却始终是无法被替代的稀缺品质。这些令人动容的毕业寄语，其实也在传递着相近的价值导向——尊重每个人各不相同的成长节拍，认可平凡中自有其意义、普通人同样能发光出彩。事实上，一个人的潜力绝不应被绩点、升学、出路这些冰冷的量化指标所束缚，在育人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应当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人的成长本身，去关照个体的内心世界、精神追求与志趣爱好，顺应每个人独有的天性与禀赋，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自由舒展的空间里汲取养分，最终为社会培育出更多内心丰盈、步履沉稳的新时代栋梁。

当然，毕业致辞中那些暖人心脾的话语、细致入微的关怀，更应该像春雨润物一般，悄无声息地渗透到日常教学的点点滴滴之中，而不是仅仅止步于一场华丽的“语言表演”。假若育人实践依然停留在重结果、轻过程的旧有轨道上，用单一化的评价标尺去框定学生的成长轨迹，那么再动人的言辞也终究只是一次短暂的、浮于表面的情感慰藉。如何让教育的温度在每一间教室、每一次师生互动中都能被真切感知、触手可及，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的重要课题。

本报香港7月16日电（记者李霞）第三十六届香港书展于15日假座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启幕，今年盛事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年度主轴，内地共有55家出版文化单位携带1.6万册精选图书跨越南岭，赴香江参展销售。

作为促进内地与香港文化对话及衔接国际市场的关键桥梁，香港书展承载着深远意义。此次内地出版机构展位占地544平方米，围绕“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三大方向精准发力，参展阵容囊括出版集团、地方出版企业、高校学术出版社及发行渠道机构，所呈书目门类繁多，异彩纷呈。展区布局巧妙采取“1个主题省展区+3大特色展区”的融合架构，系统呈现新时代内地出版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图景。

本届书展特邀云南担纲内地展区主题省，其核心理念定为“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展览期间，主办方精心策划滇版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并举行《什么是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等专题分享会；此外，现场还安排民族歌舞演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技艺演示，从多元维度诠释七彩云南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文化韵味，旨在深化滇港两地出版、文旅及文创产业的互鉴合作，实现双向赋能。

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精心陈列了众多党史文献、长征纪事及革命题材文学作品，引领读者穿越时光隧道，重温百年峥嵘岁月，深切体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将延续至21日闭幕，期间共设八大主题讲座系列，以飨各方读者。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