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天津7月31日电（记者孙翼飞）7月30日，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在天津举行。期间，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接受采访时直言：2026年中国消费的关键词并非“V型反弹”，而是“结构性修复”。在他看来，这并非短期脉冲，而是一场深层次的供需重构。

吴旭初以一组数据为佐证：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录得24.87万亿元，同比上升1.3%，其中6月单月增速已成功转正。然而，他特别提醒，仅仅聚焦传统社零口径，可能低估了消费市场的真实热度——若将全口径商品与服务零售纳入统计，涨幅可达2.7%，服务零售更以5.3%的增速领跑，几乎达到商品零售增幅的两倍。消费的韧性，并非源于“买得更多”，而在于“买得更不同”。

体验经济、文旅热潮与餐饮创新，正逐步接棒实物消费，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动力。吴旭初指出，当前消费回暖的底气来自四重支撑：超大规模市场的底座效应、服务消费的爆发潜力、政策工具的持续托举，以及物价低位运行下的实际购买力韧性。但他同时提醒，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仍显谨慎，预防性储蓄尚未显著释放，“复苏更像是一场修复，而非狂欢”。

谈及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吴旭初建议，应以服务业提质扩容为支点，做实京津冀协同中的“消费门户”角色——向上承接北京的外溢需求，向下联动河北的规模消费力，同时依托邮轮母港、洋楼文旅与免签政策，将更多国际客源引至海河两岸，让城市真正“以消费会友”。

聚焦2026年的核心消费群体，吴旭初捕捉到一个有趣的现象：Z世代与银发族正形成“两端共振”。两组人群虽在年龄与生活方式上截然不同，但消费逻辑却高度趋同——均从“为功能买单”转向“为意义买单”。年轻人追求“不内卷的真实感”，银发族则在健康、旅游、文化娱乐等赛道中释放出旺盛购买力。

面对这一转变，吴旭初建议跨国品牌推行“本土化2.0”，真正嵌入在地文化语境；而本土老字号则应“年轻化而不失根脉”，借力IP化运营、跨界联名及新消费场景，重新搭建与年轻消费者的情感连接。

天津素有“哏都”之称，这种幽默松弛的城市气质能否转化为消费IP？吴旭初的回答简洁有力：“能。”在他看来，“哏”正是情绪价值时代最难得的“软资产”。当年轻人普遍为精神内耗所困，天津自带的幽默、自嘲与不较劲的市井烟火，恰好成为低成本的“情绪补给站”。关键不在于再造千篇一律的打卡地标，而在于把城市性格本身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产品——如沉浸式相声茶馆、海河市井漫步路线、方言梗的内容化表达，让消费者愿意为“一种活法”买单。但他也警惕IP空心化风险：“一旦自嘲沦为表演、松弛变成摆拍，IP的生命力便会迅速消退。”

对于当前各地的“首店经济”热潮，吴旭初认为价值与风险并存。首店虽是流量入口与城市品牌的重要符号，但“首店依赖症”却可能导致补贴难以为继、流量一次性消耗、品牌同质化加剧。他提出五条平衡之道：从“首店”延伸至“首展、首秀、首演”的内容生态；将尝鲜型流量转化为复购关系；以本土原创与老字号为抗周期底盘；推动城市竞争从“补贴比拼”转向营商环境优化；分层布局国际首店、区域首店与本土原创品牌。

吴旭初最后以一句话点题：“网红只是‘开场’，长红方能‘留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终极竞争力，不在于首店的多寡，而在于复购率与留客时长。”

据悉，本届论坛以“创新服务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增长”为主题，由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天津市商务局、中新社国际传播集团承办，交通银行及蔚来作为战略合作企业参与其中。（完）

渤海之滨，潮起云涌，风帆正劲。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的宏大蓝图中，天津正以“六链”为支点，构筑起产业跃迁的稳固基石。所谓“六链”，涵盖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与工业互联网、高端仪器设备及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六大产业链条，它们既是京津冀“六链五群”协同布局中的核心支柱，更是天津由“制造”迈向“智造”的关键引擎。

本系列文章借用“六边形战士”这一形象化比喻，寓意六边形雷达图在“规模、增速、技术、协同、政策、人才”六个层面上的协调并进与同步提升。在每一期中，我们将通过一幅幅SVG长图，深度剖析一条产业链的发展脉络，生动展现其从技术攻关到实际应用、从企业突围到区域联动的真实历程与务实成果。

开篇之作，我们将目光投向氢能领域——天津正以“氢”力破局，书写能源变革的新篇章。从天津港保税区逐步形成的产业集群，到荣程新能描绘的万辆级宏大愿景，再到制取、储运、应用各环节的无缝衔接，一座“氢+”驱动的未来之城已然轮廓初现。六链齐头并进，六维全面发力，且让我们共同见证，天津如何凭借产业链的磅礴力量，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更为深厚的根基。

国家疾控局于今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围绕“科学防暑防病，健康平安度夏”这一核心议题，深入阐述了夏季常见传染病的防控策略、高温天气下的健康防护措施、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以及暑期儿童意外伤害的预防要点。新闻发言人席晶晶在发布会上，就当前我国重点传染病的疫情动态及潜在健康威胁进行了细致的通报与分析。

随着暑期的到来，蚊虫等病媒生物的繁殖进入旺盛阶段，加之人员跨区域流动显著增多，由病媒生物传播的传染病疫情风险呈现出上升趋势。境外输入病例引发本土传播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在南方部分省份，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等疾病出现聚集性暴发的隐患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呼吸道传染病整体维持在较低流行态势，但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病原体仍表现出一定的活跃迹象，新冠病毒感染则继续保持低水平流行状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全国已进入“七下八上”的关键汛期，多地遭遇洪涝灾害，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环境卫生问题，对食物和饮用水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也会导致病媒生物及宿主动物的分布与活动规律发生改变。受此影响，受灾区域的肠道传染病、呼吸道感染以及虫媒传播疾病的发病风险均有所提升，亟需加强监测与防控应对。

近年来，“人肉搜索”、恶意造谣、群体围攻及流量绑架等网络暴力乱象频频发生，既对公民与法人的正当权益造成严重损害，也妨碍了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福祉。为有效预防、遏制及惩戒此类行为，国家网信办于本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标志着我国在反网暴治理方面即将迎来首部专项法律。究竟哪些行为可被定性为网络暴力？针对反网暴议题，网络平台应履行哪些防御与管控职责？相较于过去分散的治理规则，这一征求意见稿又有哪些创新突破和空白填补？

所谓网络暴力，其具体边界何在？正常的批评监督与恶意攻击之间又该如何划界？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不少恶性攻击事件难以追责，遭网暴侵害的当事人也常常陷入维权困境。此次征求意见稿首次厘清网暴范畴，并细致划定法律红线，成为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转折。

根据征求意见稿，网络暴力行为被明确定义为四类主要违法情形：其一，集中散布包含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起对抗、威胁逼迫或歧视偏见等内容的言论；其二，违规聚量披露他人隐私信息；其三，持续性实施网络恐吓、骚扰等不当举动；其四，其他损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指出，该草案对网络暴力所侵害的权益类型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重点保护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和个人信息等核心权益。同时，草案尝试引入量化标准，以“集中”或“持续”特征来限定网暴行为范围，将偶发性表述剔除在外。此外，制度安排上兼顾双向保障，力求在惩处网暴与保护正常表达、舆论监督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有专家分析，本次明确网暴范畴的最大特色在于“具体化、可操作、可辨识”，所列举的四类行为全面覆盖人身攻击、隐私侵犯、持续骚扰和恶意中伤等主要网暴表现，极具针对性。更为关键的是，征求意见稿坚守法治原则，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强调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言论自由亦非毫无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进一步解读，草案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实施乃至协助网暴行为。公众在正常评论时，即便观点偏激，也应避免肆意辱骂、恶意贬损或虚构事实，否则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责。草案不仅严惩直接发起者，还追查协助者的连带责任，并确立失信惩戒机制。参与网暴者或将面临注册新账号或相关互联网服务的限制。

网络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通道，同时亦是防控网暴的关键闸门。此次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监管短板，系统强化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构建起涵盖监测、预警、干预、处置与报备的完整防控链条。具体而言，平台需制定网暴信息分类标准，建立典型案例样本库，精确识别各类网暴言论，并动态管理涉暴重点账号，对违规账号及时采取限流、禁言或封禁等举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认为，核心目的在于推动平台从形式性履职转向实质性履职，杜绝其以技术能力不足、信息量庞大或治理手段有限等理由规避法律责任。他强调，本次草案对平台义务的升级幅度较大，如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还需履行禁止网暴者重新注册账号等具体技术处置措施。

专家指出，平台处于网暴治理的第一道关口，也是关键的前端防线。此次征求意见稿摒弃了以往笼统的原则性要求，转而确立可落实、可核查、可追责的强制义务。平台角色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预警与提前干预；处置方式由统一化措施升级为对弱势群体的优先保护，从而全面压缩网暴生存与扩散的空间。

网络暴力的伤害具有高度隐蔽性，且受害者维权成本普遍较高，而施暴者违法代价偏低，长期构成治理难点。对此，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从严追责与多元救济相结合的完整闭环。在追责层面，草案明确聚焦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推波助澜者，破除“法不责众”的偏见；依据网暴情节轻重，匹配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处罚，形成阶梯化精准惩戒。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网暴行为，依法予以从重处罚。李怀胜指出，草案首先精准打击“关键少数”，明确对组织、策划、煽动及教唆者从重惩处，打破过往集体暴力中的侥幸心理。其次，草案推行网络暴力告诫书制度，对情节轻微而未达到行政拘留标准的案件，公安机关可出具告诫书，对行为人进行警示与教育，填补了轻微网暴行为的追责空白，构筑起“轻微有告诫、严重有惩戒”的梯度化问责体系。

专家认为，此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突出亮点在于补齐受害者维权的短板。在救济层面，草案明确法院对网暴自诉案件优先立案，对于取证确有困难的受害者，可协调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特殊受害群体提起诉讼，为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层面的兜底保障。

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意味着我国反网暴治理即将迈入专项立法时代。相比于既往零散的治理规范，这一草案实现了哪些实质性突破、填补了哪些治理空白？支振锋认为，通过国家层级的反网暴专项立法，提供了高规格的制度供给，有效整合了分散于各类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为网暴治理确立了统一且权威的法律依据。同时，该草案将过往治理经验加以提升与固化，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迈向更加系统化、法治化与长效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