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漫步长寿湖畔，碧波荡漾，两岸绿意盎然，嬉闹的孩童在岸边追逐玩耍。谁能想到，这片今日的湖光山色，曾经却是一潭令人掩鼻的黑臭水体。“经过系统性的综合整治，我们才终于让这里重现山水相映的美景。”长寿湖镇党委书记程康向记者介绍。

作为狮子滩水电站筑坝蓄水形成的人工湖泊，长寿湖在上世纪90年代曾一度遍布网箱养鱼。饲料残余和鱼类排泄物的大量堆积，使水质持续恶化至劣Ⅴ类水平。面对严峻形势，2002年长寿区政府果断决策，全面禁止网箱养殖。数千名工作人员驾船开展清湖作业，历时整整三年，将湖面所有养殖设施彻底拆除，彻底终结了肥水养鱼的时代。

治理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长寿区随后启动生态移民计划，台岛、寿岛等岛屿上的农舍被逐批拆除；投资8亿元铺设的30余公里污水收集管网如同毛细血管般延伸至周边每个村庄；10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总能力达万吨级；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长寿湖入湖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设……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在此全面展开。

通过系统性整治，长寿湖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湖面清澈如镜，3000余亩消落带绿意葱茏，宛如一条翡翠缎带将湖泊温柔环抱，一幅山、水、人和谐交融的秀美图景在此徐徐铺开。

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沿长寿湖一带，我们相继开发了水电文化研学、传统渔俗体验等特色项目，并打造了精品红色旅游线路，每年吸引超过10万人次参与研学旅游。”程康透露，环湖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已带动周边群众实现超过1200万元的增收，形成了生态改善、产业兴旺与民众富裕的良性互动格局。

长寿湖的华丽转身，只是重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重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路径，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精心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持续推动生态“颜值”向市场“价值”的高效转化。

目光转向南川，金佛山片区依托445.07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基底，精心打造了“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精品线路，将14个镇街的509处旅游资源串珠成链。通过实施“金佛+春夏秋冬”产品升级工程，当地做强了赏花、滑雪等特色项目，培育了20余个户外运动体验点，建成104家民宿和126个露营地。旺季时每月吸引约50万人次露营游客，常年避暑游客规模也超过30万人次。

在梁平，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里芦苇摇曳生姿、水鸟翩跹起舞，市民们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生态福祉。当地创新推广“小微湿地+”模式，将生态修复与产业升级有机结合，已建成400余个示范性小微湿地斑块，湿地总面积达到2万公顷。与此同时，当地还大力推进万亩竹海的复壮更新，发展“竹产业+全域旅游”融合业态；规划建设占地10平方公里的低空经济产业园，着力构建全产业链集聚区，“低空+文旅”“低空+生态治理”等多元应用场景层出不穷。

涪陵区长江岸线与梨香溪交汇处的美心红酒小镇，则坚持以长江岸线生态资源为依托，恪守最小干预、生态优先的建设原则，依山就势打造各类特色住宿设施，培育了三十余种风格迥异的主题民宿，形成了生态引领、一屋一景、风情各异的“小而美”民宿集群，推动旅游消费从“走马观花式一日游”升级为深度体验的过夜游。

“在民宿的规划建设过程中，我们严守长江生态保护红线，充分利用原有山地、江岸和林地肌理，盘活闲置校舍、老旧民宅、废弃车厢与涵管等存量资源加以改造提升，让建筑自然融入山水意境。”景区负责人表示，“目前，松林掩映下的‘霍比特洞穴’民宿、山巅竹海里的‘老太婆房子’等特色项目均已建成迎客。这些民宿群落沿江岸、山林错落分布，既不破坏原生植被，也不改变江岸原始地貌，实现了人居空间与滨江湿地、山林景观的和谐共生。”

生态催生民宿，民宿带动夜经济。如今，成片的高品质民宿集群串联起小镇夜间游览、娱乐、餐饮、住宿等全链条消费场景。该负责人进一步表示，未来小镇将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导向，深入探索民宿与长江生态、乡村烟火气、潮流夜游的融合路径，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体系，以特色民宿经济助推乡村振兴，将小镇打造成为重庆近郊最具生态辨识度的旅居目的地。

从一湖碧水的涅槃重生，到全域山水资源的增值赋能，在重庆，“绿水青山”早已超越单纯的生态资源范畴，转而成为驱动城市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资产。展望未来，重庆将深耕生态绿色发展赛道，持续放大生态价值、激活发展新动能，让绿水青山不断孕育富民产业，绘就山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教育部近日公布2026年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成果，一次性新增27个本专科职业教育专业，涵盖高职专科9个、职业本科18个，广泛分布于14个专业大类和20个专业类别之中，这一消息于7月16日经由中新网对外披露。

专业设置被视为人才培养的根本载体。此番目录调整深度呼应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与《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战略部署，着力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及服务业迈向优质高效，精准锁定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创新场景和前沿模式，并将培育高技能人才作为核心抓手。特别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城市更新以及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集中增设一批应时所需的新专业。举例而言，在推动服务业扩大升级的行动中，生产性服务领域新创技术经纪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旨在引领产业链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而在生活性服务方面，则新设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着力弥补民生服务层面的技能人才不足。

为紧跟产业前沿脉搏，此次增补主动对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所列的新职业与新兴岗位，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作为布局重点。面向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兴职业，新增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本专科专业；同时围绕氢能和储能等绿色能源方向，开设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以及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从而在尖端领域精准填补技能人才空白。

此次专业扩充还充分借助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及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力量，将产业一线的实际需求和企业的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的依据。例如，依托城市更新行业的产教融合共同体，经过详尽调研土建领域在建筑体检、结构加固及智能化改造方面的人才缺口，增设城市更新设计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借助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深入挖掘装备制造行业中设备故障诊断、精密探伤、智能质检等岗位的迫切需求，新增智能无损检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此外，通过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面向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战略工程、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又补充了一批亟需紧缺的专业。

三大股指今日集体低开并持续震荡，最终以阴线收官。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62%，深证成指重挫2.73%，创业板指跌幅显著，达3.97%。市场整体交投活跃，两市总成交额攀升至2.36万亿元，然而下跌个股数量超过3600只，市场分化特征明显。

从板块表现来看，资金呈现出明显的防御性偏好。酒类、汽车及银行板块全天保持活跃，成为多方主力的重要阵地；同时，油气、保险、电信、机场及海运等行业也录得上涨，为大盘提供了一定支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半导体板块领跌市场，CPO及芯片概念股集体走弱，电脑硬件、能源设备、工业机械和互联网等板块也未能幸免，整体承压明显。

整体而言，今日A股呈现出结构性行情，权重蓝筹相对抗跌，而前期热门的科技题材则遭遇显著回调，市场情绪趋于谨慎。

2025年12月，上海一家三甲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叶明，做出了一次与毕生医学信念背道而驰的选择。他乔装潜入一个充斥药贩子与“托儿”的病友交流群，潜伏了整整半个月，最终花费逾万元，向一位素不相识的药商购入二十天剂量的“抗肿瘤原料药”。所谓原料药，指药品中最核心的有效成分，既无辅料调配，也未经任何加工流程，更遑论正规批文。叶明比谁都清楚——这粉末纯度堪忧、制造工艺不明，甚至可能只是一团毫无药效的淀粉。然而，他已然没有退路。

他的母亲于2023年初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且伴随罕见的ALK基因突变。化疗未能奏效，靶向药物接连耐药，免疫治疗引发超进展，多脏器功能相继衰竭……国内所能提供的常规治疗手段全部失效，连临床试验也将她拒之门外。“一代、二代、三代靶向药均告失败，唯一的希望只剩下第四代。”身为医者，叶明能够调取的信息远超普通家属。他翻遍国内外文献，查到一款名为NVL-655的四代ALK靶向药正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数据令人振奋：即便针对已对三代靶向药耐药的群体，有效率仍达五成。然而，该药既未在美国正式上市，更遑论进入中国市场。

于是，他开始钻研美国的同情用药机制。在美国，当某些危重患者已穷尽常规治疗手段，却又不符合参加新药试验的资格时，可向药企提出“同情用药”申请，有机会提前使用那些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他用英文撰写函件，附上母亲完整的病历与基因检测报告，发给制药公司。一周后，回复如期而至——先是程式化的关怀与慰问，紧接着是冰冷的拒绝：“本公司在中国未开展同情用药业务，无法提供药品。”

“明明有药，有效率五成，或许还能争取两三年的时光，可偏偏就是拿不到。”望着病榻上因幽门梗阻痛得蜷缩翻滚的母亲，这位见惯生死的ICU医生再也顾不得职业操守，向药贩子购入了NVL-655原料药。“无路可走的时候，狗急了尚且跳墙。”用药三天后，母亲呕吐减少，疼痛缓解，精神明显好转，甚至能进食了。叶明以为奇迹将至。然而两周过去，症状如潮水般卷土重来，病情急转直下，不久后，母亲在家中离世。

“那药确实为母亲争取了至少二十天的生命，也极大减轻了她的痛苦。可是，那是原料药，并非正规药品——精度不足，工艺粗糙，况且用药时母亲已处于多脏器衰竭、幽门梗阻的状态，药物根本无法被有效吸收。”叶明惋惜地说，“太晚了。”

在中国，像叶明母亲这样求药无门的危重症患者，何止千万。常规治疗失败之后，他们被临床试验的大门拒之门外，又卡在同情用药制度的夹缝之中，只能在绝望中摸索出一条条灰色的、危险的野路子。

被拒之门外的“不完美患者”

赵宏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病人。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专注肝癌、胰腺癌、胆管癌——这些癌种恶性度极高，预后极差。常规治疗失败后，二线治疗的有效率不足一成，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仅有三四个月。而那些尚在临床试验阶段、未获批上市的新药，便成了这些患者最后的救命稻草。

作为国内顶尖肿瘤医院的医生，赵宏手中握有多个新药临床试验项目，每日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但真正能如愿入组的却寥寥无几。“一上午门诊五六十名患者，大约只有五六人可以考虑纳入临床研究，最终能成功入组的，可能也就两三个。”赵宏解释，临床试验的入组门槛极其严苛。为了控制变量、获得“干净”的数据，以证明药物在特定人群中的有效性，药企和科研机构需要的是“完美患者”——年龄合适、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良好、既往治疗史有限。

然而，真实的肿瘤世界里，更多的是“不完美的患者”。山东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张欣，对这种无力感习以为常。“在我们这样的地市级医院，临床试验项目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被省级或区域性龙头三甲医院垄断。患者想入组，只能自己去大医院挂号、排队。”她发现，许多肺癌患者历经一二线治疗失败后，身体已是千疮百孔，PS评分（体力状况评分）极差，根本达不到临床试验的门槛。

身处辽宁抚顺的乳腺癌晚期患者王丽，正被困在类似的僵局里。自2025年1月发现乳房肿块以来，她接受了化疗和靶向药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效果尚可，但心脏承受不住，心跳飙到每分钟150次，还伴有绞痛。”副作用过于严重，她被迫停药。她早就听说过临床试验。“有位癌症晚期转移的同学进过组，用了新药效果特别好。”她也想去碰碰运气。在网上辗转联系了沈阳某三甲医院的一位教授，对方看了影像资料后说可以入组。她满心欢喜，岂料等待期间的一场感冒，让她被彻底排除在外。

此后，她再也没能触到临床试验的门槛。“普通医生不管入组事宜，主任的号要一两个月才能挂上。”半年间，她接触了不下二十位医药代表，对方起初满口应承，最终要么说名额已满，要么推荐一些毫无科学依据的“野鸡项目”。她还遇到过推销一万七千元一盒来历不明“进口药”的骗子。“说实话，我现在很焦急。我是晚期，时间不多了。才四十八岁，孩子还小，我想活下去。”

这样的绝望，叶明也曾深切体会。二三线靶向药全部失效后，他带着母亲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开始逐一筛选临床试验，试图尝试新药。筛选了一两个月，没有一个项目匹配。“她病得太重了，又有免疫副反应的病史，许多新药含有免疫成分，他们不敢收。”最终，他只能陪母亲回了家。

面对这样“无药可用”又入不了组的患者，赵宏能做的实在有限。“有的病人当场就哭了，家属陪着掉泪，问我：‘医生，难道我们只能等死吗？’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说再看看后面有没有其他研究项目。”

相较于求药无门的绝望，对某些血液肿瘤患者而言，眼看曾经可行的道路突然被堵死，或许是另一种残忍的折磨。顾洪飞是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的创始人。2010年他确诊霍奇金淋巴瘤，经治疗康复后，从一个人数仅四百多人的QQ群起步，将患者组织发展至注册用户超过十六万。这些年，让他印象最深的患者有两类：紧急危重症患者和复发难治患者；而这些患者打听最多的治疗方式，便是“同情CAR-T”。

CAR-T是一种免疫细胞疗法，对部分复发难治的淋巴瘤和白血病亚型有“奇效”。目前国内已有六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部分产品和适应症的患者十年生存率可超过五成。但CAR-T定价普遍在百万至一百三十万元之间，且未纳入医保，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据顾洪飞介绍，此前国内许多顶尖血液病中心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患者仅需十几万元便可获得“同情CAR-T”治疗，而这种治疗挽救了大量危重、复发、难治患者的生命。

顾洪飞表示，2026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818号令”）正式实施。出于对细胞基因治疗安全性和规范性的考量，以往相对宽松的同情用药通道迎来严格管控。多数医院因合规考量，不再轻易开展此类项目。患者想尝试非商业CAR-T疗法，只能参加正规备案的临床试验。“同情CAR-T”的通道中断，令一批“夹在中间”的患者陷入绝境。

在儿童白血病病友社群“暖白儿童”中，就有一批复发难治、亟待CAR-T治疗的患者。今年2月，华阳九岁的儿子确诊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历经五个疗程化疗，孩子的微小残留病灶（MRD）指标始终卡在0.4%，无法清零。这是一个评估白血病疗效的关键指标：MRD越低，骨髓移植后的复发风险越低；降至0.01%以下才算完全缓解，达到移植标准。“肿瘤细胞没有被彻底清除。如果MRD没转阴就强行移植，医生说基本就是百分之百复发。”华阳做过十年神经外科医生，他比一般家长更清楚，“化疗这条路，基本已经走到头了。”

他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了同行，“像这种情况最合适的就是CAR-T。”但不幸的是，儿子所患白血病对应的CD7靶点CAR-T产品尚未上市，仍在临床试验阶段。华阳听说，以前类似患儿可以通过“同情CAR-T”清除残留、桥接移植，如今这条路已然封闭。而正规的CD7 CAR-T临床试验，“要求MRD必须大于5%或骨髓不缓解才能入组。我们这种残留0.4但还没到复发标准的情况，恰好卡在中间。孩子的身体能撑多久？我不知道。”

刘方十二岁的女儿同样被CD7靶点CAR-T试验的条件困住。今年春节，女儿确诊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三个月化疗后便复发。“医生说已经耐药了，预后很差。如果能通过CAR-T实现完全缓解，再桥接移植，长期存活的机会将大大提升。”但此前化疗引发了脑血栓、脑出血，所有正规临床试验都将女儿拒之门外。刘方坦言，他们了解同情CAR-T治疗的风险，但比起强行移植后“百分之百复发”，他宁愿选择前者。“这不是一道选择题。一个是可能活，一个是肯定活不了。临床试验是免费的，我们用不上。我只想要一个合法的机会，哪怕自费，哪怕签免责协议，能不能有一条审批通道？给孩子一线生机？”

药企不敢做“好事”

当患者求药无门时，一个自然的疑问浮现：那些手里握着新药的药企，为什么不愿意把药物交给这些走投无路的人？“不是药企冷血，而是制度没有兜底。在没有明确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谁也不敢贸然把未上市的药物拿出去使用。”国内某头部药企工作人员李彬坦言。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拓展性同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适用对象、申请审批程序均做了详细规定。2019年修订的《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三条，也确立了同情用药的上位法框架。然而，整整九年过去，那份征求意见稿始终没有变成正式文件。

在李彬看来，对药企而言，同情用药面临两大难题。首先是责任风险。正规临床试验入组的患者，有完备的保险保障——治疗费、不良反应治疗费，甚至死亡赔偿，均由申办方和保险公司承担。但同情用药的患者往往处于疾病晚期、合并症众多，一旦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责任归属如何厘清？赵宏曾与药企交流过，对方的顾虑非常现实。“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申请时患者信誓旦旦‘所有后果我都愿意承担’，真出了不良后果，反过来起诉公司。一旦引发媒体关注，对新药临床研究推进和上市审评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赵宏认为，药企想做善事，却不太敢做善事。

其次是成本与收费的悖论。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试验用药不得收费。李彬觉得这条规定是一把双刃剑。“完全没有经济回报，还要承担风险，企业参与的驱动力从何而来？”他查阅过美国FDA的法规，允许企业收取同情用药的相关成本费用，至少能收回成本。但在国内，如果允许收费，企业又担心暴露真实成本，影响未来的商业化竞争。除了风险与成本，制度落地还有更具体的堵点。赵宏举例道：“比如，病人的分级管理：病情危重到什么程度可以申请？由谁来决定？哪一级医疗机构有资格？伦理委员会设在三甲医院还是县级医院？药品使用后的不良反应如何上报？疗效如何评估？”赵宏认为，这些细则都需要明确。落地之后，从药企到医生再到患者，才能获得法律保障。

据赵宏介绍，药品研发有“三个10”的说法——10%的成功率、10亿美金的投入、10年的周期。在这漫长的流程中，患者等不起。同情用药制度缺位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庞大而危险的灰色产业链。赵宏在调研中发现，从早期的印度仿制药，到后来的地下原料药，甚至还有黑中介拿淀粉灌装胶囊冒充药品。患者为了活命，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试错。

以今年一款名为Daraxonrasib（研发代号RMC-6236）的胰腺癌新药为例，它已成为无数患者的“救星”。素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迎来治疗突破——其III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可将患者生存期几乎翻倍，死亡风险降低60%。不过，此药尚未正式上市，美国患者可通过同情用药渠道申请。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已有部分药商声称可以“搞到此药”。《锋面》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其中一位，对方表示可以代为申请美国同情用药，药费十几万元人民币/月，另收三千元服务费。更“实惠”的方案是，他推荐记者使用“北京某生物原料实验室”生产的国产原料药，“纯度99.6%，患者吃一个月指标都下降”，月均药费三万四千元，并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患者用药后“效果良好”的证明报告。

“使用‘原料药’事实上已经涉嫌违法了，原则上我们医生当然不鼓励，但当一个人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劝不住。”赵宏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完善拓展性同情用药制度的提案。目前，这份提案已进入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序列。

在赵宏的设想中，中国的同情用药制度应有自己的特色，最好是在已有该新药临床试验的中心来落地执行。“医生用过这个药，知道有没有输液反应、需不需要预处理，患者放心，药企也放心。”“拓展性同情用药不仅造福患者，也能助力企业研发。”赵宏强调，“对于那些被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的晚期患者，他们的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医生想知道，药企也想知道。如果同情用药制度能覆盖这部分人群，收集真实世界数据，对药物未来的临床应用会有更全面的认知，同时实现‘救急一人’与‘造福万人’的双赢。”

然而，制度的落地需要各方协同。作为企业方，李彬同样期待一份具有中国特色的细则出台。他建议允许企业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收费，政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明确各方责任、明确费用分担、明确风险处置。有了这些，药企才敢参与。”在制度之外，顾洪飞认为，还有一个群体的呼声不应被忽视——那些在灰色地带挣扎自救的患者和家属。他特别强调，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必须充分考虑患者的急迫性。走到最后一线的病人，生命窗口往往极短。“如果让他们等待层层审批、等待盖章、等待一个月才开一次的伦理委员会审议，等到的时候，命也没了。流程应该为生命让路。”在危重症面前，时间不是成本，时间就是生命本身。

他希望有一天，申请同情用药的流程能够真正清晰、可及，让患者觉得“这个药是我需要的”，而且我知道该怎么申请，也有信心走完流程；多中心能够铺开，让患者就近申请，不必拖着病弱之躯千里迢迢奔赴北上广。“同情用药制度，本质上不是在赋予患者某种特权，而是给那些走到悬崖边上的人，一个合法抓住绳索的机会。”赵宏说。（应受访者要求，叶明、华阳、王丽、李彬为化名）来源：央视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