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消息，台风“红霞”对该区域造成的干扰已逐步消退，经粤港澳三方共同商定，大桥将于7月26日正午12时40分重新开放，同步恢复通关服务。（总台记者 黄东旭 曲柏宇 采写）

中新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 尹倩芸)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3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商务部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同发力，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新一轮升级工作。

何亚东指出，自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九载以来，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深化，合作层次持续攀高。香港始终是内地不可或缺的核心贸易伙伴，在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宏图、全力服务大局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质量跃升。

他进一步强调，过去的二十九年里，内地与香港依托经贸合作委员会这一桥梁，稳步提升CEPA框架下的开放程度。目前，内地已全面达成对香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服务贸易也基本实现自由化，并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范畴开展了诸多富有成效的务实协作。此外，商务部积极在商务领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力支持香港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及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同时保障对港农副产品的安全稳定供给，从而为香港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和有力保障。

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天价退票费”风波，近日终于画上句号——那位因退票仅得432元而愤懑不已的消费者，已于7月28日全额拿回了票款。涉事企业携程亦对外宣告，自2026年7月31日起，将全面升级风险预警体系。与此同时，法律界人士呼吁，航空公司与销售平台应携手打造更为公允的交易规范，切实捍卫消费者的知情、平等交易及索赔权益。

7月30日傍晚，携程对外发布了一则详尽的说明，系统梳理了事件脉络。回溯至2026年7月4日，一位用户预订了当月16日北京飞往纽约的国航CA981航班，订单总价高达15159元。依照航司的退票条款，平台已将该规则公开展示，并以醒目的感叹号加以强调，告知仅能退还部分税费。7月13日，用户在携程App上自助发起了退票申请，系统依据航司既定规则完成了自动化处理。至7月14日至17日，退票与退款流程全部尘埃落定后，用户方才致电客服，抱怨退票扣费过重，恳请平台介入以挽回损失。客服随即联系国航，尝试申请退款追回或改签，然而因客票早已完成退票退款流程，相关诉求未能如愿。7月27日，经多方深入沟通，事件真相浮出水面——用户此前的退票行为背后，隐藏着未向客服提及的私人突发因素，这一情形恰巧落入“携程六重服务保障”的庇护范畴。平台随即启动该保障机制，并于7月28日完成特殊处理，向用户补偿了退票损失共计14727元。

携程强调，此次全额退款并非通用退票政策的松动，亦非对个案的破例青睐，而是严格依据“六重服务保障”条款执行的规范化个案处理。经7月28日的进一步核实，林先生所遭遇的突发出行变故，完全符合特殊退订保障的适用条件。据悉，这一保障体系涵盖一站式售后、旅行预警、重大灾害体验保障金、特殊原因退订、应急援助及先行赔付等六大维度。

针对此次事件暴露出的信息提示短板，携程承诺将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机制：当订单可退金额不足票款两成之际，系统将自动弹出专属警示窗，以醒目方式告知用户扣费比例畸高、可退金额微薄，并二次征询退票意愿，以防用户因信息盲区而蒙受损失。该功能定于2026年7月31日正式落地。

回顾事件源头，据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在购票平台购入一张北京至纽约的机票，却在航班起飞前三天因行程有变申请退票，最终仅拿回432元，扣费比率高达97%。林先生回忆，操作界面虽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起初误以为这意味着只需承担400余元的手续费。他认为，平台的界面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机票信息赫然陈列于App显眼之处，而退票提示却以细碎小字草草带过，毫无明晰告知之效。更令他费解的是，页面下方推荐的同航线可退改机票，票价仅相差400元左右，如此悬殊的退改规则差异，实在有失公允。

在与平台交涉时，客服曾表示退改规则由航司单方制定，扣款亦非平台收取。事件经媒体发酵后引发轩然大波，林先生最终于7月28日收到全额退款。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对此评论道，平台以小字号标注退票规则，未尽到显著提示义务，已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加之提前三天退票却遭扣费超九成，这远超航司的实际损失，该格式条款涉嫌无效，消费者完全有理由向携程及国航同时追责。即便国航确有此政策，携程作为销售平台及买卖合同相对方，亦有义务完整、醒目地告知消费者，若未履行职责，则须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付建进一步阐释，自愿退票费的法律本质乃是违约金，理应以航司的实际损失为合理上限。此案中，消费者提前三日退票，航司有充裕时间再度售卖该座位，而扣费比例竟超过97%，显然超出实际损失范畴，属于不合理地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中国法学会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则强调，要让消费者安心消费、无后顾之忧，航司与平台必须秉持诚信守法之道，制定公正透明的交易规则，全方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及求偿权。本报道综合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记者郭其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句出自《荀子·劝学》的千年古训，如今正在浙江民营经济的广阔天地间焕发出崭新的时代意蕴。所谓“青蓝接力”工程，实则聚焦于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的培育与传承之道。

民营经济，始终是浙江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最丰沛的资源禀赋与最强劲的比较优势。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省内“创一代”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已然超过六十岁，将近七成的企业正站在代际交替的关键门槛之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蓝接力”工程应运而生，其核心指向，便是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跃升筑牢人才根基。

从最初的试点探索，到如今迈向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新格局，“青蓝接力”的深层逻辑始终萦绕着一个“新”字：凭借新视野重构传承版图，依托新机制重塑培养架构，借助新力量激发内生潜能。这三者彼此呼应、层层递进，共同回应了民企如何“交好班、接好棒”这一现实课题。

新视野，意味着民企传承已从“家事”跃升为“国事”。民营企业的交接班，从来不只是关乎一企兴衰的私务，更牵动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局。创业固然艰辛，守成亦非易事。如何引导民企实现健康有序的传承，如何打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策支撑体系，正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的题中应有之义。

2024年，浙江成功获批成为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的全国试点。为了给新生代企业家铺设成长的“阶梯”，浙江持续深化并创新“青蓝接力”工程的实践路径。在顶层设计层面，2026年初出台的《浙江省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教育培训规划(2026—2030年)》，将培养任务从“年度安排”擢升为“五年规划”，从“部门行动”升格为“省级战略”，标志着民企代际传承被正式纳入省域发展全局的制度化轨道。

在价值定位上，“青蓝接力”从一开始便将目光投向更为宏阔的图景。它被精心打造为一项涵盖政治引领、支持服务、组织动员与教育培养的综合性体系，矢志锻造一支政治方向坚定、经营本领高强、社会责任厚重、文化素养深厚的新生代企业家梯队。正是这种全新的视野，使得“青蓝接力”成为一项有章可循、持续运转的系统工程，也让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路径愈发清晰，未来预期愈发笃定。

新机制，则推动人才培养实现从阶段性向常态化的深刻转变。历经多年的摸索与积淀，“青蓝接力”工程已构筑起一套制度化、常态化的育人机制，促使民企代际传承从依赖“个人自觉”转向依托“制度保障”，从权宜之计化为长久之策。

机制之新，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上。纵观浙江大地，各地纷纷推出制度性安排——从省级层面前瞻性的五年规划，到市县级具体可行的操作指引，再到基层落地生根的实施方案，制度的“四梁八柱”日趋稳固，令新生代企业家的培育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数据显示，自“青蓝接力”工程推行以来，全省已建立起各级新生代企业家统战组织逾百个，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全面覆盖。

机制之新，也体现在运行的常态化上。从“新生代企业家现代化能力提升计划”到“青蓝新学”，从“青蓝接力薪火传承营”到“青蓝之光”系列主题活动，一批批培养载体相继落地并持续运转。目前，浙江已促成知名浙商与新生代企业家结成师徒对子千余对，交流互动成为常态。导师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开班典礼上，更活跃于新生代企业家遭遇迷茫、面临抉择、应对转型的关键时刻。“传帮带”由此超越了“一次握手”的仪式感，演变为“长期陪伴”的深情守望。

机制之新，还体现在培养策略的精准化上。龙头骨干企业的接班人、高成长性企业的创业者、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掌舵人，他们各自面临的挑战迥异，所需的“养分”也各有侧重。对此，浙江坚持分类指导、精准施教，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培养从“大水漫灌”迈向“精准滴灌”，让每一位奋进者都能获得恰如其分的滋养。

新力量，则昭示着新生代企业家正从“接棒者”蜕变为“领跑者”。当前，浙江民企的代际交接已步入关键的转折期。这场接力赛中的主角们，不再满足于平稳接棒，更在主动谋划下一程的超越，勇立各自赛道的潮头。

这种“领跑”姿态，鲜明地体现在创新驱动的主动突围上。譬如蒲惠智造的王克飞、新凤鸣的庄耀中、桐昆的陈蕾等“企二代”，他们摒弃简单的守成思维，敢于破局、勇于变革，以数字技术重塑传统制造的模样；又如游戏科学的冯骥、无忧传媒的雷彬艺等新经济领域的翘楚，在游戏科技、直播电商等新兴疆域开辟出全新业态与赛道。

这种“领跑”姿态，亦体现在产业协同的格局重塑上。如果说老一辈浙商更擅长“单兵突进”，新生代则倾向于抱团共进。他们的合作早已跳出传统上下游的购销关系，指向技术共享、配套协同、联合研发的深度捆绑。从竞争者到合伙人，新生代企业家正在重构浙商群体的连接逻辑，也让单个企业的“领跑”升维为整条产业链乃至整个行业的“领跑”。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学成归来、扎根实业，他们接过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权与管理棒，更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一份责任的自觉担当。截至目前，浙江约两成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三成的专精特新及隐形冠军企业主要负责人、四成的独角兽及准独角兽企业合伙人皆为“80后”“90后”。新生代企业家正稳步从“后备力量”走向“中坚力量”，成为民营经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