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测显示，进入八月之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炎热版图将进一步蔓延，从长江中下游一路延伸至东北，广袤区域将陷入持续高温的“桑拿”模式。白天酷热难当，即便到了夜晚，暑气依旧盘踞不去，令人辗转难眠，真正体会到“昼夜无凉”的煎熬。

面对炎炎夏日，不少人认为衣物穿得越少越能解暑，实则不然。皮肤的调温机制颇为精妙——当外界温度低于体表温度时，裸露四肢确实能加速散热；但一旦气温飙升至37℃上下，甚至更高，汗液蒸发便成为身体散热的唯一依靠，此时裸露的皮肤非但起不到降温作用，反而会贪婪地吸纳外界热气。换言之，穿衣越少，受热面积越大，体感反而愈发燥热。此外，肌肤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紫外线下，还会增加晒伤甚至皮肤病变的风险。建议在高温暴晒时段，不妨选择宽松透气的长袖长裤，既能防晒，又能避免皮肤直接受到炙烤。

大汗淋漓之际，猛灌白开水似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然而这个习惯却可能适得其反。暑热天气里，人体在大量排汗的过程中，不仅水分在流失，钠、钾等电解质也在悄然消耗，特别是钾元素。在此情况下，若单纯补充大量清水，只会进一步稀释体液，加剧电解质的失衡。当血清钾水平跌破3.5mmol/L的警戒线时，便可能诱发“低钾血症”，轻者表现为四肢乏力、腹胀不适，重者甚至会引发心脏骤停，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夏季补水应秉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以100至150毫升为宜，温水最佳。

酷暑难耐时，冲个冷水澡看似畅快淋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高温环境下，皮肤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用以散热；此时若骤然以冷水刺激，温差带来的剧烈反应会使血管迅速收缩、血压飙升、心跳紊乱，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沉重负担，甚至诱发意外。更关键的是，冷水澡并不能真正实现“物理降温”的效果——当冰水大面积触碰肌肤时，体表温度感受器会向大脑发出“外界温度骤降”的假性信号，促使身体收缩毛孔与血管，阻断内部热量的正常外散路径，结果反而让暑气闷在体内，久久无法散去。

有人天真地以为，只要足不出户便能避开中暑的风险，事实却并非如此。中暑的发生并不局限于户外烈日下的长时间暴晒，居家或密闭空间等闷热高湿环境，同样潜藏着致命威胁。当环境温度达到32℃以上、相对湿度超过60%时，人体散热功能将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概率显著提升。因此，高温天气居家时，务必确保室内空气流通，室温尽量维持在26℃左右，同时做好除湿降温工作。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以及孕产妇等特殊群体，更应警惕厨房、卫生间等狭小密闭空间的暑热积聚，切忌仅凭主观感觉判断风险高低。

中暑按严重程度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与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绝大多数患者在早期便会出现头晕目眩、视物模糊、头部胀痛、恶心欲呕、胸闷气短等征兆。热射病则属于高温急症中最为凶险的一类，一旦发生，致死率极高，其典型表现包括：核心体温急剧攀升，通常超过40℃，皮肤呈现干热泛红且无汗液分泌的状态；患者常伴有剧烈头痛、恶心、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肌肉痉挛或全身无力；更为严重的是，中枢神经系统也会受到波及，出现神志不清、谵妄、嗜睡乃至深度昏迷，偶见行为异常、幻觉或角弓反张等神经系统紊乱症状。

面对热射病这一生命杀手，时间即是生命。在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的同时，应迅速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之地，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为其降温，例如以风扇吹拂凉风、喷洒凉水，或用凉湿的床单包裹全身等，争取在专业救援抵达前，为患者赢得宝贵的生存窗口。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 (钱晨菲)在7月28日至31日期间，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杭州举行，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了《浙江省河湖长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此举旨在为进一步深化综合治水、打造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奠定坚实的法治保障。新版规定定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生效，届时原有《浙江省河长制规定》将同步废止。

回溯至2017年，浙江率先在全国范围内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河长制规定》，这一开创性立法精准划分了各级河长的权责范畴，系统构建了河长制的运行架构，使得河长履职从此具备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准则。自该法规落地以来，浙江水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其成功经验也为全国同类立法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近年来，伴随国家在河湖治理与保护领域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及修订，加之治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与新需求，浙江积极推动原有河长制规定实现全面升级与迭代。

此番推出的《规定》紧密结合浙江本地水域特色，将江河、溪流、人工水道、湖泊、水库、山塘，以及列入河湖名录的池塘、塘坝等各类水体，均统一纳入治理与监管范围。

《规定》构建了四级总河长与五级河湖长的立体责任体系。具体而言，浙江将分别设立省、市、县、乡四级总河长，总河长作为本行政区域内全面实施河湖长制的首要责任人，须由同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与此同时，还将在省、市、县、乡、村五个层级全面设立河湖长，实现管理触角的全覆盖。

权责边界清晰、问题闭环处理构成了新规的一大突出特色。依照《规定》，各级河湖长需严格遵循国家和省级层面确定的巡查周期与巡查事项，对责任范围内的河湖展开常态化巡查。巡查重点涵盖水面保洁状况、水体污染情况、藻类及水葫芦等水生生物的生长态势、堤坝及绿道与亲水平台等设施的维护保养，以及其他可能危及河湖生态环境和水利安全的各类情形。此外，《规定》还积极倡导乡级和村级河湖长借助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巡查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

为持续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的渠道，《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河湖长名单必须向社会公开。在河湖沿岸的醒目位置，应设立河湖长公示牌，详细载明河湖长姓名与职务、监督联系电话、河湖名称、河湖长度或面积、河湖长具体职责、治理目标及保护要求等核心信息。上述内容也可通过二维码等多种电子方式同步展示，方便公众随时查询与监督。

在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胜桥村的卫生室内，一位生于1998年的年轻医者许震涛正用当地方言耐心叮嘱年长的于奶奶：“您的肺部结节，我已经请上虞人民医院的专家线上看过了，转诊通道也已安排妥当，明天直接去就行，无需重新排队检查。”他一边说话，一边熟练地在医共体数字化系统中录入转诊信息。这位深居古村的年轻医生，正是浙江县域医共体人才管理创新模式的一个生动侧影。

自2025年伊始，浙江正式启动了一项聚焦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的改革新探索，围绕编制、招聘、使用、保障、医保五个维度推出系统化举措，11个试点县市区同步推进，旨在打破长久以来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在行政管理、资源分配及服务供给层面各自为政的固有格局。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医学人才正在书写扎根基层、向上成长的崭新篇章，而千万乡村居民也在自家门口真切感受到了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温暖与保障。

许震涛本是桐乡人，远赴河南攻读医学，2020年加入上虞小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规范化培训后，得益于一体化改革中“县编乡用、村岗统筹”的创新机制，他于去年正式入驻胜桥村卫生室。初来乍到，这位年轻人也曾遭遇冷落——村民更信赖行医多年的老村医，感冒骨痛也习惯往乡镇卫生院跑。方言生疏、临床经验尚浅，成为他必须跨越的两道难关。为此，他利用闲暇时间主动与村民攀谈，努力将专业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话语。

“不少老人同时服用多种降压降糖药物，常常分不清功效，重复用药的风险不小。”除了日常门诊，许震涛坚持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测量血糖、更换敷料。如今，村民们都亲切地唤他“许医生”。面对肺部结节、心脑血管高危病例，他便通过医共体平台请区级专家远程会诊，并一键启动双向转诊流程，为患者免去了反复奔波、重复检查的辛劳。

在改革实施前，基层医疗机构“留人难”是普遍难题。而一体化改革从根本机制入手，全省统一推行“编制一体化”，将县域内所有医疗编制统一收归医共体总院进行统筹调配，基层医生因此获得了县级医院职工身份，待遇、晋升与进修机会均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新老村医的平稳交替、青年才俊扎根乡野，正是招聘与使用一体化政策落地见效的真实写照。浙江省统一打造的“浙医聘”招聘平台，打破了县域引才的地域限制，2025年11个试点县的190个岗位吸引了3400余人报名，为乡村持续输送着年轻的医疗力量。

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1995年出生的神经内科医师丁娜正忙着接诊。去年，她通过医共体的竞聘机制，从丰惠镇中心卫生院成功上转至区级医院工作。“医院为我们安排了副主任医师担任一对一导师，指导我们规范处理冠心病、房颤抗凝、老年高血压个体化用药等专科问题。”丁娜坦言，“以前在基层主要面对全科患者，诊疗相对宽泛，如今我们逐步掌握了慢病合并用药的实操难点，希望学成后能将标准化诊疗流程带回乡镇，整体提升基层的专科处置水平。”

一体化改革正搭建起一条双向流动的完整通道：每三年一轮的全员岗位竞聘，为40周岁以下基层医务人员开辟了上转总院试岗的“直通车”；区级专家下沉基层，则可获得职称晋升的硬性加分，同时配套完善的保障机制。

在上虞医共体，这样的双向流动已成常态。当地还推出了“4+1”全专复合培养模式，新招录的医学人才先完成专科深耕，再下沉基层全科轮岗，定向补强心内科、内分泌等基层急需学科，从源头上培养适配县乡村三级的复合型医师。

“双向轮岗、全专融合”的实践，正是浙江“五个一体化”改革落地的一个缩影。如今，全省11个试点县市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将省级政策转化为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杭州淳安整合全县23家基层医疗机构的编制，归入两大医共体，推行“淳医筑基”人才培养计划，224名医务人员实现双向流动，基层诊疗人次同比上升3.9%；宁波余姚加大财政激励力度，人才流失率降至0.42%；衢州开化创新“6+4+X”绩效薪酬体系，为偏远村卫生室每年发放特岗补贴，基层人才外流同比减少41.7%。

基层，如今已不再是医务工作者职业生涯的“终点站”，而是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练之地。浙江此次改革跳出了单一补贴、短期下沉的传统路径，以系统性制度重塑县域医疗人才生态，带来了三重深刻转变。

在人才层面，浙江实现了从“固定定岗”到“全域活水”的转变。如今，多地竞聘上岗、双向轮岗已成常态，青年医师愿意扎根基层，基层骨干也有机会进修提升，基层医生队伍的年龄结构不断优化，新生代正成为基层健康服务的中坚力量。

在服务层面，从“基础兜底”升级为“同质诊疗”。县级专科技术、三甲医院培训资源持续下沉，村卫生室能够规范管理慢性病，乡镇卫生院具备脑卒中初筛与康复护理能力，居民无需长途跋涉前往市区大医院，在家门口即可享受标准化的医疗服务。

在治理层面，从“重治疗”转向“防、治、康、管一体化”。基层医生不仅是诊疗医师，更是居民专属的健康管家，全面打通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

一年多来，这场覆盖县域医疗全链条的人才制度改革，正在浙江城乡之间落地生根。从村落里默默坚守的青年医生，到乡镇卫生院坐诊的区级专科医师，再到各地各具特色的创新探索，无数医务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之路被拓宽，民众的就医获得感也在不断提升。

浙江以“投资于人”的远见卓识，借助制度力量弥合城乡医疗资源鸿沟，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医共体人才治理新路径。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化，优质均衡的基层医疗服务将不断向乡村末梢延伸，让每个人都能在家门口稳稳地握住一份健康保障。

7月24日，欧盟委员会向TikTok通报了初步调查结论，指出该平台在未成年人账户安全方面未能达到《数字服务法》设定的标准。具体而言，欧盟方面强调，未成年用户可将账户设为公开状态，而16岁至17岁用户发布的内容，甚至可能通过“为你推荐”信息流被推送给任意用户。欧盟明确表示，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不应依赖用户自行选择，安全设置必须成为系统的默认配置。

欧盟对平台安全设计的审视，与欧洲多国近期在社交媒体年龄限制方面的立法步伐形成了共振。就在三天前，法国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由此成为欧盟内部首个推出此类全面禁令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自9月1日起对新注册账户实施该规定，已有的低龄账户则在四个月的过渡期后予以关闭。不过，7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将法案提交至宪法委员会进行审查，新规能否如期落地，仍需等待宪法委员会的最终裁定，同时，相关条款如何与欧盟统一数字规则相协调，也存在不确定性。

未成年人到底应年满几岁方可使用社交媒体？全球各地的年龄门槛与立法进度各不相同：澳大利亚已将16岁门槛付诸实施；法国的15岁禁令虽已获议会通过，但尚在宪法审查之中；英国政府拟自2027年春季起，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部分社交平台；加拿大则计划将最低年龄设为16岁，相关法案仍在议会审议阶段。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则提出建议，在平台能够证明其服务具备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的使用，同时允许各成员国为13岁以上群体设定更高的年龄要求。

这些差异化的年龄数字背后，折射出各国对网络风险责任的重新划分：过去，用户往往只需在注册时填写出生日期，或者点击确认“已满13岁”；如今，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要求平台主动识别并核验用户年龄。然而，法律写下一个年龄数字之后，平台是否真能将低龄用户挡在门外？率先推行全国性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澳大利亚，或许提供了一个值得观察的现实案例。

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最低年龄制度于2025年12月10日正式生效，针对16岁以下用户实施。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X等平台必须采取“合理措施”，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账户；违规责任由平台承担，孩子和家长不会受到处罚。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以教育、健康支持为主要目的的服务则不在此限制范围内。据各平台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提交的数据，制度实施初期，约470万个需要限制年龄的账户被删除或限制登录。今年3月，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根据家长报告，孩子在受限制平台拥有账户的比例，已从新规实施前的49.7%降至31.3%。法律至少在提高低龄用户进入大型平台的成本方面，显现了一定成效。

不过，账户数量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年龄限制已得到彻底落实。同一项调查显示，在新规实施前已拥有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或TikTok账户的孩子中，约三分之二仍保留着原有账户；而在孩子仍使用社交媒体账户的受访家长中，66.8%表示平台并未要求孩子进行年龄核验。另一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年龄限制在执行层面的困境。6月24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显示，研究团队对澳大利亚436名青少年进行了追踪，其中408人完成了禁令实施三个月后的随访。结果发现，在未满16岁的受访者中，超过85%仍在继续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说明，年龄限制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技术系统能否精准判断用户年龄，还包括平台是否真正触发了核验流程，以及监管机构能否有效审计平台的操作机制。但在探讨执行细节之前，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值得追问：平台长期沿用的13岁门槛，究竟源自何处？

长期以来，多数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服务条款中将13岁设为最低注册年龄。这一数字主要源于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及其配套规则：面向13岁以下儿童的网站或在线服务，以及明知用户未满13岁却仍收集其个人信息的一般性服务，原则上须事先取得可验证的家长同意。因此，13岁首先是围绕儿童个人信息收集设定的一条法律界限，并不意味着医学研究已证实，儿童年满13岁即可安全使用社交媒体。

法国国家食品、环境与劳动卫生安全署在分析超过1000项研究后指出，青少年正处于情绪调节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参与这项评估的专家表示：“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弱于成年人，因而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该机构建议，未成年人原则上只应接触经过专门设计、并能够保护其健康的社交媒体服务。

然而，现有研究仍不足以确定一个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的统一年龄门槛。今年1月，英国《卫报》报道，剑桥大学研究员艾米·奥本正参与一项覆盖约4000名英国中学生的社交媒体限制试验。她表示，据研究团队所知，这是全球首项试图系统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预计到2027年陆续公布。在她看来，政策应随着证据的积累不断调整。现有研究显示，相关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程度、影响机制及不同年龄段群体所受的影响，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年龄限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一刀切”的政策受到了质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在去年12月的一份声明中提醒，年龄限制若孤立实施，可能将儿童推向监管更为薄弱的平台。该机构强调：“设置年龄限制不能替代企业改善平台设计和内容审核。”

在风险与权利之间，欧盟专家组提出了一条折中路径。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儿童网络安全特别专家组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报告。专家组的两位联合主席约尔格·M·费格特和玛丽亚·梅尔基奥尔建议：“在平台证明其服务具有安全设计之前，应限制13岁以下儿童使用。”

设定年龄门槛之后，平台还必须判断屏幕另一端用户的实际年龄。现有方案包括身份证件核验、基于面部或行为特征的年龄估计，以及由第三方提供的年龄证明。英国路透社今年3月报道，美国“常识媒体”高级顾问阿里尔·福克斯·约翰逊认为：“年龄核验技术市场在过去几年已经成熟了很多。”但技术上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平台会真正加以运用。7月7日，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独立测试机构KJR注册了50个测试账户，注册时均将年龄填写为16岁。该机构负责人安德鲁·哈蒙德表示：“我们一次也没有被要求验证年龄。”这表明，实际漏洞可能不仅在于验龄技术的准确性，也在于平台是否真正启动了核验机制。

核验越严格，越可能扩大身份信息和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范围；核验越宽松，又容易沦为“填个生日就过关”的形式。如何在核验年龄的同时，避免要求所有用户进行完整身份识别，成为新的政策难题。欧盟委员会正推动匿名年龄证明工具，使用户只需证明自己达到规定年龄，而不必向平台透露姓名、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欧盟方面表示，该方案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但仍有待各成员国进一步部署。

由此看来，13岁、15岁或16岁都不是自动解决问题的“魔法数字”。真正决定政策效果的，是平台能否可靠地核验用户年龄、保护验龄过程中的个人信息，并同步调整推荐系统与默认安全设置。这正是欧盟依据《数字服务法》调查TikTok时释放出的关键信号：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及其他网络风险，不能仅靠一道身份验证的“年龄门槛”，还须重构平台底层的算法逻辑与产品设计。与其只问孩子多大才能进入社交媒体，更应追问平台能否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与其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网络环境。